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

摘要：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深层结构产生了结构性权力，其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从经济层面映射出国际格局的重要特征和演进态势。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结构性权力进行测量和分析，结果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国际格局的“多极”特征和“多极化”趋势，表现为结构性权力在主要大国之间较为分散，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德国的稳固领先凸显了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国际格局的总体式样和变化可以概括为“中心—边缘”的高度等级分化和“东升西降”的格局走势，体系边缘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值得特别关注。面对当前地缘政治回归和民粹主义泛起等全球性挑战，将结构性权力用作塑造结构和扩展可能性边界的积极力量，同时防止将其用作国家间对抗的新武器，对于稳定国际体系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义重大。

关键词：结构性权力  国际格局  全球价值链  增加值

作者庞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100084）；何晴倩，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088)。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P26—P46

责任编辑：张萍

引言

国际格局指国际关系的总体式样、整体布局和宏观态势。对国际格局特征和走势的判断，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国际关系研究以权力分布来映射国际格局，对权力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关于国际格局的不同判断。其中，结构性权力以结构作为权力的来源、载体和介质，是在经济层面尤为突出的一种权力类型，对权力的理解从个体的微观层次上升到结构的宏观层次，是观察国际格局的特征和演变的重要视角。

作为当今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和最主要的驱动力，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加值的创造、流动和分配形成全球化的深层结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权力已成为对国际关系进行整体把握和宏观理解的重要方面。例如，马修·马哈特加关注国家“位置权力”，通过加总国家领土内常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影响力来进行实证测量和定量描述。又如，威廉·K.温考夫的研究以增加值贸易构建全球价值链网络。囿于覆盖时间及地区范围的限制，其研究虽未能刻画出国际关系的全球格局，但已经表明，聚焦于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流动形成的深层网络结构，从中提取和测量结构性权力，可以观察国际格局在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和走势。

基于此，本文试使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UNCTA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UNCTAD-Eora），通过测量和分析188个国家和地区在增加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对国际格局进行时间跨度为26年的特征描述和动态追踪。

一、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

全球价值链概念从早期的“商品链”概念演化而来。商品链着眼于追踪商品的成分如何一步步转化为最终消费品的整个过程。21世纪以来，“价值链”替代“商品链”，将贸易和生产两个过程统一于“增加值”的创造、流动和分配过程。全球价值链是生产活动在功能和地域两个方面的同时片段化，通过有形产品和无形知识技术的交换和流动得以形成、扩展和深化。这些链条并非平行，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遍及全球的复杂网络，权力在其中得以产生和运作。探讨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形态与本质、分布与消长，是认识和判断国际格局的核心任务。而在经济全球化维度上审视国际格局，则无法回避对全球价值链中权力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分析。

（一）结构性权力：微观基础与宏观分布

以权力的基础和形态进行划分，国际关系研究对权力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实力即权力”“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三类。“实力即权力”以国家自身拥有的资源为基础判断其权力大小，尤其关注那些直接有助于国家进行外交强制和赢得国际冲突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将权力等同于个体实力的一元权力理解虽然具有概念简化和可操作的优势，但却一直备受批评，尤其在面对国际关系丰富而复杂的现实时早已捉襟见肘。随着国际关系复杂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强调关系特征的二元权力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关系性权力”认为权力是发生在特定行为体间的二元关系，体现为一方对另一方行为施加的改变，要求从互动关系中的行为改变、而非行为体拥有的资源来观察权力现象。

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当今国际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产生的时代，二元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相互贯通而形成复杂网络，任一组二元关系皆具有数不胜数的外部选择，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体系中的行为体及其关系来赋予意义和推动改变，权力必须在“社会场域”中得到恰当理解，结构性权力概念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得以复兴。结构性权力最初主要作为批判性概念用以对“实力即权力”进行反思和质疑。现代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为重新理解结构性权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考察结构的微观基础和形成过程，有助于理解结构如何既孕育权力又成为权力发挥影响的介质。

就结构孕育权力而言，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是结构的微观成分，因此“关系性权力”的产生机制提供了结构性权力得以在结构中生成的微观逻辑。在“关系性权力”的理解中，行为体二元互动形成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权力的来源，而非对称性又反映了国家拥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差距。当结构定义为二元交换关系通过扩展和连接而形成的整体时，系统中产生了一阶和高阶关系的非对称性带来的权力，这些权力在结构位置上聚合为该位置对整个结构的总体影响，即结构性权力。

就结构成为权力发挥影响的介质而言，其逻辑同样来自构成结构的微观关系基础，表现为结构对结构位置上所发生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二元交换关系中，相互依存的敏感性指一方行为或状态改变带给另一方作出相应调整的压力程度，而脆弱性是一方切断直接关系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和机会成本。上升到结构层次，结构性权力表现为结构对某一结构位置上变化的反应程度和调节成本。在该位置上发生的变化造成结构的波动幅度和调整压力，是结构性权力在敏感性维度上的表现。而主动或被动地切断该位置的结构连接对结构造成的破坏程度以及结构重回稳定所需付出的成本大小，是结构性权力在脆弱性维度上的体现。例如，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结构性权力来自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敏感性维度上体现为该国进出口政策的变化对全球贸易结构施加的调整压力，而在脆弱性维度上体现为其退出国际贸易对全球贸易结构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结构因此需付出的调整成本的大小。这些变化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和全球贸易体系之间的依存方式和程度。由于结构性权力以结构为介质而并非直接作用于特定行为体，其影响将通过结构中多条交错的路径到达特定行为体。结构性权力在行为体层次上的作用通常不易追踪和识别，在此意义上被称为“去面孔的权力”。

由于结构性权力定义在宏观层次上，其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可以较为直接地映射出国际格局，既可以把握格局整体式样和走势，又能够对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和特定区域进行针对性分析。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由广泛、密集、贯通的二元交换关系构成的全球性网络，这为研究结构性权力提供了微观基础和宏观结构。基于此，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网络结构，从中提取和测量结构性权力，并对其分布的形态及变化进行定量描述，可以实证观察国际格局的特征和走势。

（二）增加值、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

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孕育和蕴含在众多关系相互贯通而成的结构之中。它分布于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为占据这些位置的行为体所享有。这种源于结构又通过结构发生作用的权力正是“结构性权力”。而理解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的产生基础和作用途径的关键则是增加值。

增加值是指通过人工和设备加工、智力投入以及流通营销等创造的超过原辅材料的价值，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得以创造和分配。换言之，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是在跨国协作和交换关系中的“增益”。增加值是全球价值链的最终要义与独有特征，关系着参与全球化的利害得失，其创造、流动和分配也与权力密切关联。在关系性权力的讨论中，国际关系学者长期呼吁在增益维度上研究相互依存（gain-dimension interdependence），并以贸易为例强调，在交换与权力之间建立逻辑关系的“微观理论本身不取决于贸易面值，而是取决于贸易增益”。作为关系性权力来源的非对称敏感性和脆弱性，实质上是非对称的增益波动幅度和受损程度。增加值流动虽以中间品进出口交换关系为基本构成渠道，但并不以双边贸易为起点和终点，而是在连通性网络中持续流动和增值，直至被最终消费。因此，增加值关系不限于一阶的直接交换，而是包含遍及全网络的高阶交换关系，即增加值网络连接。即使不存在双边贸易，国家之间也可能通过网络连接而具有高度的增加值相互依赖，产生以结构为介质的彼此影响。因此，结构性权力产生于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流动所形成的在增益维度上的网络化依存，区别于二元相互依存中的“关系的权力”。

从权力发挥作用的途径来看，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流动形成了网络结构，增加值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很难在二元关系中得到定义和测量。当存在着广泛的高阶增加值交换关系时，即使在二元关系中占据优势的一方也很难通过操控直接关系来调控对另一方的影响。但是，一国向全球价值链网络输出或从网络输入的增加值越大，它对整个结构而言也更为重要，结构对其敏感性和脆弱性也越大。增加值输入或输出大国处于结构的重要位置，当它发生政策和行为变动时，作出相应调整的压力在网络中的波及面较广、强度较大，表现为结构中较多位置点上的国家不得不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作出大幅度的相应变动。当该国停止对网络进行增加值输入或输出时，这一结构位置的“消失”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所造成的影响较大，结构中较多的国家需要付出高成本来寻找或建立替代性供需渠道。这些变化对结构中特定国家价值链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各自的网络连接情况和结构位置。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以私人部门追求经济效率为原动力，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近来各国纷纷加大了政策干预和战略规划，将全球价值链与国家安全密切挂钩，使其成为国际关系“高级政治”的一部分，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和作用对象。以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为视角来观察国际格局，有助于理解当今具有空前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国际关系。

二、里昂惕夫分解与结构性权力测量

三、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的实证观察

结语

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深层结构产生了结构性权力，其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从经济层面映射出国际格局的重要特征和演进态势。基于UNCTAD-Eora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对结构性权力进行测量和分析，结果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国际格局的“多极”特征和“多极化”趋势，表现为结构性权力在主要大国之间较为分散，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德国的稳固领先凸显了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国际格局的总体式样和变化可以概括为“中心—边缘”的高度等级分化和“东升西降”的格局走势，体系边缘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结构性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国的实证发现及当前被频频用于外交强制的现实，提出了关于如何运用这一新型权力以避免新“安全困境”和防止体系性震荡的问题。面对地缘政治回潮、民粹主义泛起、意识形态对抗等全球性挑战，将结构性权力积极运用为塑造性权力，为体系成员定义和扩展可能性的边界，并以规则和规范来引导和促成社会行为的发生，对稳定体系和增加结构韧性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对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的研究还显现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趋势和问题。例如，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的转移既非由外向内、亦非由内向外，而是由内外两个方向同时流入中间层。这一权力转移趋势背后的驱动力和逻辑值得专门研究，尤其需要通过与非经济维度上结构性权力的分布和变化进行对比来得到理解。又如，德国在全球价值链所代表的经济维度上的结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军事维度上的国际地位形成较大反差，反映了不同维度上权力格局的差异性。维度间结构性权力的落差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具有何种影响，也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进一步的研究应在各重要维度上进行具有可比性的分析，尤其是探讨结构性权力的维度间关联与外溢。这不仅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结构性权力和国际格局，也是深入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