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民 爱 戴 的 东 氏 父 子 王志强

在古代政德文化中，文武双全是对为官能力最高的褒扬，也是最为百姓喜闻乐道的故事题材。明代中期，陕西华州的东思忠、东汉父子二人都是允文允武，在思想上以民为本，在职位上恪尽职守，将地方打理得井井有条，践行了修齐治平的从政理想。
    “西北长城”东思忠
　　据隆庆《华州志》载，东思忠精于《尚书》，在高中进士后，便被派遣至刑部河南司任职。受理案件时，东思忠从不避讳和阿谀权贵，即使嫌疑人有很大的权势和名声，他也坚持受理案件，对权贵和百姓一视同仁，用不偏不倚之心判决案件。东思忠的行为赢得了百姓的尊重和认可，也得到了刑部的重用，不久便被调到情况复杂的云南司任员外郎。
　　在云南司期间，东思忠主要负责平反既往的冤案错案。东思忠有着一套自己的审案理论，他主张用细致严密的证据链来断案，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来逼迫嫌疑人。他认为在严刑峻法之下，得到的不会是事实的真相，只会是嫌疑人为了逃避酷刑而被迫认罪。他对下属说：每个案件都有它的细微曲折之处，这是用鞭打等刑罚审不出来的。
　　对于难以断定的案子，东思忠采用《尚书》中的“罪疑惟轻”精神，用良善之心对百姓推心置腹。在东思忠的努力下，云南一地冤案大为减少，恶势力嚣张气焰得到了压制，朝廷公信力和百姓凝聚力也得到了增强。东思忠的宽仁之心被当时的云南上下所看重，云南官员两次推荐他担任府丞。
　　成化十八年，东思忠升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甫一上任，东思忠便整饬松潘一带的兵备，操练士兵，聚集粮草，探寻当地的军民利病，随时准备迎接战斗。两年后，边境外族入侵，其队伍声势浩大，蜀地一日三惊。东思忠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因前期准备充分，征讨军屡破外敌，声威大振，敌军或逃或降，就此东思忠稳住了四川的民心，安定了蜀地的秩序。士民亲切地称赞东思忠为“西北长城”，将其视为边境的保护神。在民生工作上，东思忠也展现了以民为本、关爱百姓的一面。当时的松潘、孤寓、万山一带因运输困难，致使米价昂贵，再加上相关官吏上下其手，百姓生活极其困苦。了解这一情况后，东思忠双管齐下，一方面严惩贪腐，减少吏员伸手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率领士民在大石佛嘴一带凿山开路，以便于粮食的运输。在东思忠的苦心经营下，当地仓储的粮食充裕，士民不再有饥寒之忧，百姓有了衣食富足之乐。因积劳成疾，东思忠病逝于任上，年仅四十五岁，蜀中百姓极为哀恸，追思不已。
    “刻碑立像”的东汉
　　东思忠之子东汉，和他的父亲一样允文允武、爱民如子。在隆庆《华州志》的记载中，东汉先任池州府同知，在任期间，督造黄册，剿灭盗贼，招收流民，政绩斐然。池州有大盗召集亡命之徒占山为王，肆无忌惮地劫掠商旅和百姓，群众苦不堪言。东汉到任后，主动选拔精壮前往平乱。他先在险隘之处摆好阵势，与匪徒相峙于野外。而后令人趁机从后面夹击匪徒，在匪徒慌乱之中擒拿住了匪首。接着东汉利用剩余匪众的营救心理，在关键之处埋伏，成功将所有匪徒一网打尽。因以一介书生多次主持剿匪、平乱等军事事宜，东汉被时人誉为“书生而能负卫霍之略”。
　　东汉为官以清正廉洁著称，池州粮长柯瑞将黄金藏在葡萄盒中，以送葡萄的名义将黄金送给东汉，东汉发觉后，立刻将此事公布出来，郑重声明自己对于行贿受贿的深恶痛绝态度。此举震惊了池州的官吏，有效打击了池州官场的不良风气。不久东汉改任镇江府同知，虽然换了一地担任同知，但东汉的本心不变，仍然坚持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的理想。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东汉，在镇江一带为东汉刻碑立像。
　　因在地方任职期间的兢兢业业，东汉被调任至户部为官。其间东汉严厉抵制当时官场上流行的“羡金”（下级给新到的上级送礼）劣习，他常常将下级送来的“羡金”原封不动地退回。并且，东汉还查出了江西一带的粮政弊端，仅此一项，就为国家挽回了五百万石的粮食损失。在王阳明平定宁王宸濠之乱时，东汉多方奔走，殚精竭虑地筹备粮食，为王阳明平叛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撑。
　　再升任为九江知府，身为九江府的主官，东汉修缮文庙，打击水贼，捣毁淫祠，为九江干了非常多的实事。在任期间恰逢九江一带发生灾荒，东汉主动开仓赈灾，并且对于其他郡县前来进食的百姓一视同仁，不因他们不是自己治下的百姓就拒绝给粮。他对底下官员说道：我们救济百姓时，为什么要区分他们是不是自己辖内的呢？在其积极的救济下，大量的百姓得到了一条活路。九江因是守御重地，朝廷设立镇守太监，负责监督九江一带的官员。当时的镇守太监嚣张跋扈，东汉不改耿介本色，敢于跟镇守太监据理力争，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做法绝不妥协，其行为令江南一带的官员为之侧目。
　　嘉靖七年，东汉迁任长芦盐运司运使。盐运司在明代乃是赏功酬劳的美差，历任盐运司运使在利益的纠葛下往往没有多少作为，而东汉抱着秉公之心，厘清了很多盐政的弊端，打击了胥吏的盘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