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书生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踏进历史系。历史学家皮名举说“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如此，耳目所接，皆增愤慨，内容殊不堪闻问。

戮杀书生，历代帝王之嗜好，无非是其有些思想，不愿盲从，身处民间，妄议朝政。素日战战兢兢，一如刍豢待宰，饩羊待烹，反倒是蠢如鹿豕、智识未开者，虽曰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草一样的生，草一样的死，却能善老终身，保全完尸。

含冤吞声，无所赴愬，有种无法言说的悲怆。但有不杀者，结草衔环，感恩戴德。据叶梦得《避暑漫抄》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待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祭器皆为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众人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轻罪重罚，不死脱层皮，流放蛮荒，九死一生，世间竟有不杀之恩，范仲淹就曾由衷赞叹“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那个时代，思想自由竟是一种死罪，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人格。弱则思变，读书行为本身，便意味着不甘认同于现实，不被洗脑之个人皆潜在威胁，为直接控制对象，出头一个，消灭一个。下级服从上级，级别决定分配，士大夫阶层久历宦海，观形势，察风向，心思重重，盘算太多，小心翼翼，见义不为，尧舜之民也桀纣之民，贞观之臣也天启之臣。惩办思想叛逆，为的是激发愚忠，制度乃盛衰关键，也百姓利益所在，立朝大节，定于一尊，由此埋下衰败的种子。一个需要自己歌颂自己的朝代，怎让人对此不失望。

民国开启民智，加之言论自由，职业独立，一时间呈现千年未有之气象，殷海光分析其因：“只有不尊重智慧的国家才轻视书生。尊重智慧的民族，一定尊重书生。而尊重书生必须从书生自我尊重开始。书生自尊的出发点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38年，为声援生活书店对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制度的抗议，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中华书局陆费逵两个“同行如敌国”的竞争对手，率先签名。张中行《流年碎影》由己及世，也有此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却已十分陌生。

一念之慈，万物皆善。只要善待书生，给其留出相当的自由度，社会便能大步发展，统治者也懂这点，却无法容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