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选粹】杨建增|​​​​父亲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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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远行

父亲一生去过许多的地方，但绝非是为了观光旅游，留在他乡的永远是养家糊口的身影。细究起来他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只有两个，一是去天水南山的林区搞副业，一是到陕西宝鸡一带当麦客，不论在何处他过的都是用生命做代价，用血汗换钱财的日子。

父亲在南山一个叫东岔的地方搞过多年的副业，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的出行往往受到诸多的限制，即便是你再想出去，也没有接纳的地方，因而缺钱少吃是人们生活的常态。父亲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外出的，可生存的圈子更为狭窄。他们搞副业所挣的钱主要供生产队购买农具之类的东西，如打场用的木锨、扫帚、连枷、簸箕以及耕地用的犁铧等等。那时父亲正当年轻力壮，又不惜力，虽性格耿直但又能关护不如自己的人，为此许多人愿和他搭伙结伴。出于农民的质朴和干活的细心，在东岔他们逐步建起了一个稳固的副业点。

在前往林区时，他们每人要挑上百斤的担子，翻两座大山，趟一条深沟才能到达有车的地方。肩挑的是生产队上年预留下的谷子和糜子，是专为搞副业人准备的口粮，到地方后他们再找磨房加工成面粉。凡吃过糜、谷面的人都知道，没有油、盐的调和，蔬菜的滋润，时间一长，肠道会干皱起来，进而影响新陈代谢。加之处在深山无处买菜，他们只好到山中去挖一些野菜，然后泡成酸菜，待饭熟之后，往锅里倒上一碗便成了一顿饭，至于说改善伙食只能是天方夜谭的痴梦了。

林区看起来风景优美，却是难以安身之处。那里几乎人迹罕至无路可走，许多地方只有慢慢攀爬才能上去，纵使人再谨小慎微脚下也会打滑。由碎石堆砌成的山梁，粘性很小，一旦滚到山崖，在密密的深林里要找到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林区的空气湿度又很大，经常间歇性下雨，一片云飘过一阵雨就来，在多雨的月份，每上一次山衣服就被淋成湿漉漉的水包，粘在身上不是一般的难受，尽管冻得瑟瑟发抖，也只能回到山下的窝棚里才能脱下烤干。

在伐木工中父亲是其中拉大锯的一个，自然要比他人付出得多。伐木既是个力气活，又是个技术活，大树常长在沟边，砍伐时稍不留神就有掉到沟里的可能。一旦掉到沟里就别想再抬出来，那样不但一分钱挣不上，而且还得给林场赔偿损失。倘若树杆破裂成为废料，林场会一样对待，因而伐木工不敢有丝毫的马虎，生怕出一点意外。合抱粗的树如倒在理想的地方，他们也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卷上一支喇叭筒的旱烟美美地吸几口，如同捡到金元宝一样兴奋。

后来父亲因腰间盘突出无法再干重活，一次我和弟弟想把门前的一棵椿树放倒，虽有锋利的电锯，可面对周围别人家的屋舍我俩却束手无策。父亲看到后急忙过来，他告诉我们如何操作才能行之有效，凭着他传授的经验我们稳妥地放倒了那棵大树。

搞副业其实是拿命换钱，所出的力气难以数计，出于照顾队上每天就给他们发五角钱的补助。有一年父亲走后时间不长，我得了慢性脑膜炎，大概花了八九十块钱，在求借无门的窘境中，家中只好给父亲发了封电报，父亲向副业队借了六十块钱后就赶紧回家，虽还了一些欠账，其结果还是拆东墙补西墙，把欠账归笼到一家。

副业队中途一般要换一茬人，虽给钱不多，可贫穷的人们都想挣一点补贴家用。无奈父亲只好给队长讲了家中的困难，请求多干一段时间以便把欠账还上。秋末父亲回来时又黑又瘦，好似一个营养不良的病人，工地每天下班后，别人都躺下休息，而他却满山遍野去割竹子，然后把它们削成竹篾，待回家后再编成家具，这样可省下一笔额外的开支。

搞副业时，父亲几乎走遍了东岔的山梁沟壑，往山下抬木料，往山上背树苗，吃尽的苦头是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的。如今搞副业这个烙上时代印记的词很少被人提及，可每想起它，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父亲为养家的每一次远行。前年我去了一趟父亲栽过树的那道山梁，四十年多过去了，满坡翠绿的松枝已遮天蔽日，许多树的围长已超过两尺，我虽不知那棵树是父亲亲手所植，抚摸着它们，仿佛父亲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来钱门道的狭窄，让父亲从不放弃任何挣钱的机会，当麦客是父亲讨生活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有过好多次当麦客的经历，那种与天时赛跑，受烈日煎熬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

父亲只读过三年的书，识字不多，由于爷爷去世早没人为他遮风挡雨，无奈只好回家务农，停学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麦客生涯。有次我把邵振国的小说《麦客》给他看，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折磨，但他还是把小说读完了。但他认为邵振国的《麦客》写的不是真正的麦客生活，短短的几天连赶场都来去匆匆，谁能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而主家晚上又从不留麦客过夜。因此小说过于理想化，人为拔高的因素太多，吴顺昌和水香的相悦纯属情节不够爱情来凑的套路。我知道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都比较现实，他们不会如云聚合地附和那些子无虚有的东西，可我却认同他们从自身经历中形成的对生活本能的认知。

家乡桐树花开放时，陕西的麦也黄了，在“旋黄旋割”的鸣叫声中，成帮的麦客便上路了。他们随身背着一只尼龙袋，里面装有磨刀石，几张刀刃片，一把刃镰架，几件换洗的衣服。

到陕西被人雇佣后，他们就整日躬身在田野里，尽管大汗淋漓，却不敢坐下休息一会儿，今日的眼前还是一片金黄，明日已是空旷无际，少割一把就得多跑许多的路。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他们，喝水就成了唯一的解救之法，尽管肚子不停地咕咕作响，看到水就会没命似地奔上前，不喝到打嗝决不罢休。

家乡有句俗语：“麦黄前夜饿死人”，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时期，外出的父亲除拼命干活外，还惦记着家里的人。雇主把早点拿到地里时，会让他们尽量吃，但又怕他们私下拿走，于是便盯着不放。这时他们就和雇主开始斗智斗勇，几个人打掩护，另一个偷几个赶紧放在麦捆里，待主人走后再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有时遇到阴雨天没晒干，一旦发霉吃起来很苦，但他们还是舍不得丢弃。父亲带回的干馒头，我们用开水泡化，再把它们全部吃掉，那种幸福感现在的人是根本无法体会到的。

当麦客其实挣不了多少钱，被生活所迫的他们曾有过几次爬车逃票的经历。材料车跑得慢又逢站必停，待停下时他们就赶紧爬上去，在靠总站的前一站又急忙下车，生怕到站工作人员查票罚款，然后就步行往要去的地方赶，虽然要多行十多里路，但能节约好几块钱，而对存在的高风险，只能忽略不计了。

父亲最后一次当麦客是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那时我们家的情况已好起来了，可一个没有当过麦客的年轻人极力鼓动父亲带他去，一生勤劳惯了的父亲也想再闯荡一次，于是就和他一起前行。那年父亲大概挣了六七十元钱，回家后他全部汇给了我，凭那些钱我支撑了好长一段时间。

如今那些蹲在酷日下替人割麦挣活命饭的麦客，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他们的身影已悄然淡出田园，定格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父亲也去世多年了，我的生活里再不会出现他的身影，而麦客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形象。

我无法让岁月长留，对父亲说声谢谢，可他每次远行让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作者简介：杨建增，甘肃天水人，中学教师，曾在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多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