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学三大推演模式
元会运世、三元九运、大司天三种相关的推演模式。
（一）“元会运世” 推演模式
北宋易学大家邵雍，认为宇宙和历史都按照既定的阶段循环演化的。其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在《皇极经世书》提出了“元、会、运、世”的循环规律。“元”，即以一年作为一个单元。一年（元）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的月初和月尾，是日月相会的时间，叫做“会”。一元之间，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月之中，地球自运转三十周，所以一会包含了三十运。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也即“十二世”；而一个时辰（世），包含三十分。扩而充之，于是便有“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也即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计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三十运计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会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把一元之中的十二会，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作为符号，标示由天地开辟到终结，于是有了“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这种观念，也被医学家所采用，并与运气学联系起来，以三十年一世，三百六十年一运，来说明流行性疾病的发生规律。
如明代的汪机认为：“ 自开辟以来，五气乘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痰，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霉，当曰霉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岂独止于一年一时，而顿忘世会运元之统耶！”汪氏观察到其“近世”人无疾而有痰、且杨梅疮流行，多系土湿之患，而认为当其时为土运主事。
紧随其后，明代医家王肯堂，对“元会运世”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论。王氏指出：“古无痘症也，历汉唐而盛行于中国；古无梅毒也，至本朝而濡染于南州”等古今疾病的差异，以及各家之说与“今不吻合”，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同会而不同运”的缘故。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余师愚也已类似的视角，分析了疫疹的发生是大运气使然。认为自汉迄其时，天地大运正值少阳之火主事之时，是疫疹发生的运气大环境，他在《疫疹一得·卷上·疫疹穷源》说：“自汉迄今，天地大运，正行少阳，即如仲夏，一日十二时论之，自子而丑、而寅、而卯、而辰，虽在暑天，人犹清爽，待交巳午，炎炎之势，如火炽热。由此推之，疫疹之有于汉后者，可悟运气之使然也”。
（二）“三元九运”推演模式
三元运气，即每一元为一个甲子六十年，第一个甲子年为上元，第二个为中元，第三个为下元，三元为三个甲子，计一百八十年。三元九运，与方位、五行相联系，排布在后天八卦、九宫之中，其推演方法如下：
上元甲子：坎（一白星）——一运：水 统运
坤（二黑星）——二运
震（三碧星）——三运
中元甲子：巽（四绿星）——四运：木 统运
中宫（五黄星）——五运
乾（六白星）——六运
下元甲子：兑（七赤星）——七运：金 统运
艮（八白星）——八运
离（九紫星）——九运
流年之宫合于统运者为旺气，为统运所生者为生气，生统运者为失气，克统运者为煞气。三元九运的运气格局，及其分析方法多为阴阳家所用。真正将其与医学联系起来，见于王肯堂《医学穷源集》。王氏不但用其理论分析人体质的禀赋的厚薄，更以此来分析各家学说的形成。他认为诊治疾病“必先立其元，而后明其气”，各家之说立论不同，是因为所处元运不同：李东垣温补之论立于上元坎水司令，寒水气盛之时；丹溪诸病属火之说立于下元甲子离火主运之时；当其时阳明经病较多，而以寒凉之剂清理大肠之药每每见效，是因为中元干金主运，而往往又加以达木、疏土之药，则是因为中元巽木统运，兼涉中宫土运。
王氏还认识到三元运气周期循环规律固然如是，然而必须通达变易之理，他说：“江河日下，未闻尾闾之水复上瞿塘；度数日差，未闻浑仪之步仍从宣夜。盖岁月如流，其不改者，甲子之周环；其不同者，气机之日新”。
（三）“大司天”推演模式
清代乾嘉年间的名医王朴庄，以《内经》“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凡三十岁而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为依据，扩而大之，提出了“六气大司天”理论：以三十岁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来分析大气候周期变化。陆懋修承继其曾祖王朴庄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完善了六气“大司天”的理论，在《文十六卷》中不但对六气大司天理论作了专门的论述，还对大司天三元甲子做了考证，黄帝八年开始为第一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气，后三十年其相应的在泉少阳相火主气，因此第一甲子为风火之气用事；第二甲子始于黄帝六十八年，二阴少阴君火主前三十年，相应的阳明燥金主后三十年，这样第二甲子火燥用事等等，余皆顺次类推，至清同治三年第七十七甲子燥火用事。[6]
大司天理论，以考察“三十年一纪、六十年一大气”的自然气化的周期为主，六气大司天，每气各主三十年，依三阴三阳次序，依次轮转，三百六十年大运轮转一周，三千六百年则为完整的一大周。
王朴庄与陆懋修认为，历代不同的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其立论和制方用药的特点，与六气大司天有着密切的关系：
仲景时值第四十九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事，当时习用乌药、附子辛热之物而多误，仲景以桂枝、麻黄等温剂，治中风、伤寒治病，而以葛根芩连汤、白虎汤、承气汤、柏皮汤、栀子豉汤等清热之剂，治温热、湿温之病；刘河间倡寒凉因于时值六十五甲子燥火用事；儿科大家钱仲阳减《金匮》肾气丸桂、附之温燥，变温阳之剂为养阴之方，及其治疗痘疹亦用清法，其时同于河间仍在六十五甲子燥火用事之时；宋医陈文中擅用十一味木香散、十二味异功散等温补之剂，是值六十六甲子寒湿用事；李东垣开创温补脾土一派，专事升阳，因时也在六十六甲子寒湿主气；王海藏《阴证略例》以阴证立论，擅用温补，以其年幼于李东垣二十岁，仍在第六十六甲子寒湿主事之时；朱丹溪力倡清热滋阴，因于时值六十八甲子火燥用事而然；明汪机庚寅年痘灾盛行，不止燥火之年，亦是第七十一甲子燥火主事；至明万密斋、聂久吾治疗疾病，首重保元，专事温补，是第七十二甲子寒湿主事；张介宾同在第七十二甲子寒湿主事，故其亦专于温补；至吴又可、周禹载论治瘟疫多用寒凉，是第七十三甲子风火用事之故；王朴庄《伤寒论注》时值第七十五甲子寒湿用事，故其以温散温补见长。至陆氏自己为医之时，时值第七十七甲子，燥金、君火用事，所遇时邪多温热，常以凉散、寒泻为法而见效。
小结
这几种运气大周期推演模式的提出，为研究各医学流派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开启起了新的视角，也丰富了运气理论。笔者认为，几种大气候周期推演模式均是圜道数理思维下的产物。刘长林认为圜道观念是中国古人思维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他说：“圜道即循环之道。圜道观认为宇宙和万物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发生、发展、消亡都在环周运动中进行。” [1]中医运气学以研究气的周期运行规律为核心内容，因此自然而然的将这种观点作为了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圜道观在运气学中称为“终始”，也即 “周而复始”。然而，这种终而复始，是有一定定数的，也就是一定的周期规律。于是又引入了一个哲学的数理概念——“运数”。几种气候大周期推演模式，所采用的虽然是同一种思维方式，但其“运数”也就是运气周期，却是不尽相同的：“元会运世”关注的是一运三百六十年，“三元九运”主要考察一百八十年为一周期的上、中、下三个六十甲子以及二十年统运之分司，而大司天关注的是六十甲子周期的变化。这种推演周期的差异，根源于所取之“象数”的不同。“运数思维与取象思维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数成为一种象征，数也是一种象。”[2]“元会运世”取象于年、月、日、时的单位周期，“三元九运”取象于三元九宫，“大司天”则取象于“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之数，这种差异决定了其推演周期的不同。然而，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些推演模式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能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层次上揭示运气的大气候周期规律。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理论模式，是不够完善的，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在很多时候很难契合。因为医家的选择性偏倚（只选择适合的例证，将不适合的例证排除在外），使这种矛盾隐匿了起来。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在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完善、整合这些现有的模式，使其不断地接近客观现实。
评：
本论所论及的几种推演模式，是学习运气学和把握运气规律不可缺少的。它们在不同层面、或者是在同一层面不同的角度来展现运气的运行规律，其或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妨将其思想引入，以实践来检验其科学性，在实践中发展、完善其理论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能够用模式来表达、推演的，都是在排除了其它因素干扰之外的具有固定规律的事物，与实际情况往往会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不可机械地套用。《内经》“运气七篇”所指出的 “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就是警示世人，运气之用不囿于“数”，不可拘泥于这些固有的推演模式。
1.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4
2.姚春鹏.《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3：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