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一
胡小石
有时，擦肩而过的一句话，令人悸动。
初次读到“聪明人要用笨功夫”，简直深刻。
——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斗转星移数十年，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王季思教授始终记着先生这一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在给青年老师谈治学经验时，还以此事此语告诫后学，追念先生教诲之情。
二
王季思
王季思，文学史家，戏剧史家。
国内戏曲界，一向有“北张南王”的说法。“北张”是张庚，“南王”则是王季思。
为了完成《西厢记》的校注，王季思将所有全元杂剧中涉及到的方言、俗语、俚语等生僻词语都制成卡片，一一对比、参照，最终把其意思找出，以便更好地注解《西厢记》。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先生的这种严谨治学作风，一直持续到晚年。"学生吴国钦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80多岁高龄的王季思主持600万字的《全元戏曲》，也是一字一句审读。
在纪念王季思从教70周年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王先生的学生送给老师的匾额上写着这样八个字:"经师可求，人师难得。"
这句话，真实表达了学生对他的尊敬之情以及他对学生的爱护之心。
延伸开来，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季思先生的子女，均不在身边。
他在中山大学的弟子，于是轮班——每星期轮流陪老师打麻将。
让老人伸出双手在桌子上洗牌，手指一动，脑子当中相应的部分也在动。
真是难为王师的弟子们！
居然想出陪同打麻将的办法，通过手指的动作去活跃老师的大脑。
弟子黄天骥曾建议同门——
过几年，我们的轮班，要伺候先生的大小便和翻身擦洗。目前，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副沉重的工作担子，家里也离不开。但是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到了需要轮班的时候，也就只能撇开一切。为了能轮班得长久一些，大家得认真锻炼身体，比如我每天都坚持游泳……
“经师可求，人师难得”，其来有自。
三
梁实秋
1930年，任职于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的胡适，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计划。
胡适共物色五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叶公超和梁实秋，计划五至十年完成。
对这样一个庞大计划，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积极，他不仅明确答应承担一部分任务，而且拟定了八条具体实施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梁实秋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期望，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年复一年地工作着。
特别是当闻一多、徐志摩等四人临阵退出，梁实秋便一个人把全部任务承担起来。
抗战爆发前，梁实秋完成了八部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四部悲剧，四部喜剧。
“七七事变”后，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梁实秋不得不逃离北京。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一日梁实秋的父亲问起儿子，翻译莎氏全集进展如何。梁实秋很惭愧，因为抗战八年他只译了一部。父亲嘱咐儿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
梁实秋后来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
来台后，生活安定，梁实秋决定继续翻译。他给自己规定每日译两千字，两月一本，一年可以译五六本。如果因事未能做好预计的工作，则第二日加班，把拖下的工作补做，以达预定日程。
1965年2月，梁实秋在信中告诉小女文蔷：“……全集大概可在我66岁那年问世。这恐怕是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一项贡献。……我心里的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达。有时我真恨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文蔷说——译到最后几本，父亲感到最苦，因为比较难，而且偏僻，趣味较少。“硬着头皮，非干不可“，这是他的话。经过这最后一年的冲刺，终于在预定的年限内大功告成。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像漫长无尽的马拉松，梁实秋在经历了顽强拼搏之后，终于到达了终点。
1967年，由梁实秋一个人独立翻译的莎士比亚37种剧本全部出齐。
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由一个人译成的全集。
这个奇迹，极大地震撼了台湾文化界。
8月6日，台湾的诸多团体联合发起，在台北举行盛大庆祝会。
只是，胡适先生看不到了，他已于1962年离世。
梁实秋与胡适
之后的7年，梁实秋又写出一部一千多页的《英国文学史》，编辑二千多页的《英国文学作品选》。
这样的工作量，放到今天，需要一个文学所组织十几名专家，立一个大项目，做十几年都未必能做好。
梁师的坚持和耐力，令人敬佩。
一次，有人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
梁回答：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不经意间，“聪明人要用笨功夫”又见于眼前。
四
杨绛
1956年1月，杨绛翻译的四十七万字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出版，受到好评。
《吉尔.布拉斯》招来了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我要忠于原作，下定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
每天规定一个时间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
渐渐地，杨绛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于是，她就动笔翻译，并把《堂吉诃德》作为研究项目，阅读各图书馆一切有关作者塞万提斯的书籍，也读了他的其他作品。
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翻译到第七册，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
但这几年，杨绛并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
1976年底全稿译毕。《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从西班牙文译出的第一个中文本。
甘苦寸心知。
为一心一意追求译文的完美，杨绛费了几多心力？
《堂吉诃德》前前后后竟经历了整整二十年！
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功夫。
五
何凡与林海音
夏承楹，是《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的夫君。
来到台湾，夏承楹于1948年12月25日进入《国语日报》工作，先任编辑，后任总编辑，在《国语日报》做了一辈子，一直做到社长、发行人。
夏承楹笔名"何凡"，取"何其平凡"之意。
1953年，何凡开始给《联合副刊》写专栏《玻璃垫上》。
从1953年12月起至1984年7月止，每天一篇，共写了五千五百多篇。
三十年中，除非出国，只有一次因骨痛脱稿。
《玻璃垫上》专栏超过三十年（1953-1984），彷佛是一部台湾社会发展史。
专栏中，何凡评议时事、人物，不仅观察细心深入，而且常常能有客观公平的见解和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因为他的文笔流畅自然，文章内容轻松幽默，从他的专栏文章中可以看出台湾三十年来变迁和进步的痕迹。
他的文章与时代相呼应，也与读者的心灵交流，是读者最长久、最忠心的知交。
遇到规定晚上九点交稿的时候 ，即使家里高朋满座，何凡也要关起房门，坐在资料堆中专心写作。
正像林海音形容丈夫——他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首书报堆中，像一只白蚁那样地辛勤蛀蚀，然后像蚕一样地吐出丝来。有段时期他腰痛，不能坐着写稿，他就躺在床上口述，我在床边来记录……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深知自己想要什么，去做一点真正发乎内心的事情，并立即付出行动。
一直在坚持，日复一日地坚持着。
何凡，为他"原子笔报国"写下何其不凡的后半生。
天下没有白费的午餐。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一个人如果有坚定的信念，就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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