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纪事：唯有真性情，不负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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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
父亲不擅长户外游戏，被兄妹们笑为“笨手笨脚”。五伯父隆恪从小天性聪明，活泼好动，加之年龄稍长，自然成为发号施令的孩子头头。
陈宝箴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江西南昌（1899年）。
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子）、陈衡恪、陈隆恪
一天家里来了远房亲戚，小兄弟们兴奋不已，要想跟他们开个玩笑以示友好。大家悄悄商量，在后花园的一个大坑上，铺些杂枝乱草做成陷阱，想让他们走上去摔个跟头。隆恪派六弟寅恪充当先锋“诱敌深入”,不料寅恪动作笨拙，诱敌不成，自己反倒落进了陷阱，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以后几十年在家中提起此事，仍引为笑料。
1898年陈宝箴孙辈在长沙。左起陈隆恪、陈覃恪、陈衡恪、陈寅恪、陈方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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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祖母、父母双亲、长兄及大妹二妹合影（约在1900年）
梁漱溟九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梁的父亲梁济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
梁漱溟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祖籍桂林，先祖为元朝宗室。自曾祖科举中进士开始，宦游北方，定居京师。祖父、父亲中顺天乡试。祖母、母亲亦出身书香世家。6岁入家塾，7岁入读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图为家塾师生合影，右二为梁漱溟。
父亲并不责斥，也不喊梁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
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他对今后的人生采取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梁漱溟父亲梁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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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日至9日，钱锺书从上海来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周游。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锺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锺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锺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锺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伯父一次私下花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锺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锺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
那时候锺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
锺书十一岁，和锺韩同考取东林小学一年级，那是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就在那年秋天，伯父去世。锺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
1934年末，钱锺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英语，当时二十四岁。大约是他的得意照，所以多年后特拣出赠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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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的振华女生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旧居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小木碗里剥了一堆花生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
我六岁的冬天，有一次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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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杨绛《我在启明上学》——
有一次我大哭了，不过并不是因为摔跤。那是下午温习英文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在课堂上说话，我受罚了。老师是我大姐姐的朋友。她叫我出来”立壁角“——就是罚我在墙角处站着示众。我认为说话明明有两个人，不该单罚我一个。我心里不服，跑出来背着墙角，对着全班，哇哇地大哭。老师大约觉得我这样哇哇地哭丢她的脸，叫我回去坐下。我不理，使劲儿哭。快下课了，老师又叫我：”回去，坐下。“我还是不理。我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下课了，老师走了，同班同学散了，我的朋友还静静地坐在原处陪我（我们同坐第一排）。有几个小鬼在课堂门口探头探脑。忽然礼姆姆（法国人，启明学校校长）来了。她搀了我的手，一面掏出她自己的大白手绢为我擦眼泪。我记不得她对我说了什么话，她说了很多话呢。她那些话，就好像搂着我、抱着我似的，说得我心上好舒服。我止住了哭，由她搀着手乖乖地走出课堂。
她搀着我在长廊里走了好长一段路，觉得我已经平静了，才把我交给我的朋友，她自己回办公室。我的朋友一直跟在背后，她紧紧地勾住我的胳膊，我能感到她的同情。我打心眼儿里觉得我的朋友真好。我也打心眼儿里觉得礼姆姆好，我喜欢她。
如今我老来回忆旧事，我敢肯定：我比我的朋友放肆，罚我是应该的。我以后没敢再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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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一七妹杨桼、左三八妹杨必，右一小弟保俶；后排左起：三姐闰康、季康（杨绛）、大姐寿康、大弟宝昌
杨绛《记杨必》——
阿必是我的小妹妹，她有个特殊的本领：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
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劳来。她那么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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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水流云在》——
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座人造的景山，传说是当年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坐落在离这些海子之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的地方。
我们住在庆王府的七年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就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也是在这个王府里，我们为得了肺病的哥哥和姐姐做祈祷。也是在那里，我们自己制作了小的剧目为我们的邻居和朋友们演出，那是我这一辈子扮演过的无数角色中最初的几个。
2006年的庆王府
庆王府就在辅仁大学边上。辅仁大学是我祖父出资并助建的，我父亲又在那里做教授。20世纪20年代中期，皇族已瓦解，亲王们开始卖掉个人财产。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所在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英国大使馆是另一处。辅仁大学则买下了与王府连在一起的土地房产做校园。
当时，庆亲王还不愿卖掉他的王府，因为他还梦想着夺回江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搬到天津藏身于外国租界，他请求辅仁大学派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家具齐全的房子里，替他守宅，房租免费。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那个巨大的院落。
庆王的本意是最好有几位外国人也来和这些教授们同住，那就可以插上外国的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从而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的侵占。几年后，庆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自己就永久地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真是莫大的讽刺。
1937年日本人入侵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控制住北京，直到1940年日本人才将王府用做军警的总部。
英若诚父亲英千里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1932年，我还不满三岁，全家就搬进了庆王府，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我11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可真是个天堂。兄弟姐妹们和我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地追跑打闹，同时在这里也受到不少历史和文化的熏陶。家具都很大，古董都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除之前，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他用自己的职位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我们在王府所住的部分包括五个朝南的房间，还有边上相连的那个院子里几间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的住房面积太宽裕了。院子的每一边都有人住，到每个房间都需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那样。我记得我的姐姐和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这五个房间的中间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让我们演戏。里面有一个硬花梨木做的长椅，有现在的三人沙发的两倍长。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的。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是王爷过去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一定离开得很匆忙，因为家具都没有动过，有好几个大的橱柜，很大的抽屉装的半满的都是铜钱。我们进行戏剧表演的那间主要客厅有一个巨大的吊灯。我记得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想碰到灯，因为吊灯上装饰着多种颜色的水晶饰物，令我们馋涎欲滴。最终我们搬来梯子爬上去，偷下这些小玻璃珍宝当礼物送给朋友。
在王府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溜进里面去故地重游。第一次是毛泽东刚去世不久，我组织了我的弟妹们进行一次出游，不请自来地闯进了庆王府。那里已成了某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了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说的大客厅。我自然而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之后就发现自己再次站在那个地方。我很动感情，这是我从婴儿到少年这段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记忆都非常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在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放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
1982年，英若诚与母亲蔡葆真
我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圣母受孕日，星期天早上，我们照常排好队去城里做弥撒。去的路上，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对了，因为平时在天津的租界里看不到日本兵，可那天到处都是。日本兵的样子看起来永远不成体统，他们的制服似乎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兵。他们的头盔看起来尤其丑。
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都要看路透社的新闻稿，然后在早餐时跟我们讲世界上发生的事。他就是这么了解到庆亲王决定将王府卖给日本人的。从此四年的苦日子，从我家被迫搬离庆王府开始了。搬家时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真如镜，在北堂附近。那是我祖父为他母亲买的房子，她在那儿住了很多年，此时早去世了。
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家占用了整个院子，因为那时（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已出生，我最小的妹妹在搬到真如镜后没几年也出生了。家里添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用了整个四合院，跟过去十年中所住的宽敞的王府大院相比，还是感觉拥挤。
英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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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流求与父亲陈寅恪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
一次吴伯父（吴宓）在我们家用晚餐时，邀我们全家到清华园教职员餐厅去吃西餐，父母原来不允许流求、小彭前往，经吴伯父一再说情才同意。
陈流求（ 右）与陈小彭姐妹
事先父亲教了我们吃西餐的方法和礼仪，这是我们出生以来第一次到餐馆吃饭。有一道菜是奶油绊菠菜泥，表面不冒热气，流求就舀了一大勺，入嘴后才觉得极烫，因为刚学用餐礼仪，不敢吐，非常受罪。
为这顿饭，流求高兴了好几天，也记住了几十年。
陈流求（左）与陈小彭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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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林徽因与儿女
作为梁家两个重要家庭成员的小再冰和小从诫，是朝气蓬勃的在茁壮成长。
就是在战乱中也并没有耽误学业，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让他们尽可能的去最好的学校。而在李庄，梁从诫还考上了设置在重庆的南开中学，这让全家都欣喜不己。
梁从诫回忆说：“当时我只有十一岁，妈妈怕我太小，不会照顾自己，把我留在家里读了一年古文，满十二岁才离开李庄。当年要走三天水路，才来到重庆。
重庆南开中学是战时后方首屈一指的中学，每年考生以万计。我居然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使父亲非常高兴。但那是所国民党时期的高干子弟学校，我又瘦又小，营养不良，父母又是穷知识分子，在多是国民党高官子弟中很受歧视。
当时，全体学生都要住校，军事化管理，到周末所有同学都回家。只有我无家可归，只能一个人在学校里流着眼泪给妈妈写信。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快的回忆。”
1938年，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在昆明西山华亭寺
在给威尔玛的信中，林徽因写道：“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宝宝（再冰）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金岳霖也写道：“他（从诫）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
抗战时期的李庄，林徽因与儿女
可就是在妈妈眼里的这么一个“小绅土”，其实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那种中国农村里，应该是孩子们最好的乐园，在小从诫和小再冰的身上就发生了不少的童趣。
有人在李庄的集市上买回一只小乌龟，送给小从诫当玩物。小从诫忽发奇想，便想在乌龟背上刻下“某年月日梁从诫放生”，然后把乌龟放走，让它到处游荡，岂不妙哉。其时他正在向莫宗江学刻图章，有一把雕刻刀，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乌龟按在桌上，歪歪斜斜地刻上了“梁从诫”三个字，便急急忙忙去放生，小乌龟一见到水，三窜两窜就钻进草丛不见了。小从诫得意洋洋地去向父母汇报，梁思成和林徽因便问：“刻些什么字？”“梁从诫”小从诫响亮地回答，他们二人便笑得前仰后合，看着他们笑的小从诫感到莫名其妙，一直在好长时间里小从诫都没弄明白那有什么可笑！
1942年的小再冰和小从诫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看到又有和新的人来到他们的生活中，那就是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卢绳和叶仲玑，但最让小从诫高兴的还是前一年到来的罗哲文。
那时罗哲文只有十几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所以也玩兴很大，他常常和梁从诫、刘叙杰（刘敦桢子）三人趴在地上玩弹弹子。卢绳看到后做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们：“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并把这首诗抄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树上。
当时伙食标准很低，叶仲玑是个瘦子，很希望自己胖起来。于是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也写了一张条子贴在树上，“出卖老不胖半盒”。
而梁再冰却常患感冒，于是她灵机一动，但也模仿着那种语体写了一张条子贴在树上，“出卖伤风感冒”。
这些条子经这些年轻人看完，一下子使这个小院气氛活跃了起来，那时大家吃过晚饭都在那里休息闲谈。
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
梁思成为了让营造学社同仁锻炼调查古建筑必不可少的爬梁上架的基本功，在院子里树下立了许多根大竹竿，要大家练习徒手攀越。
梁从诫因为年少臂力不够，只能手脚并用，但爬得很快，所以经常在树上玩。一次一根树枝被他踩断，从树上倒栽下来，额头上摔出一个大血口子，昏迷了三天才醒来，这么长时间的昏迷对处于发育时期的梁从诫的智力肯定会有影响。当时梁思成在重庆出差，把病中的林徽因吓坏了。
成年后的梁从诫说，那次事件把他的智商摔掉了大半（我想梁从诫自己也会想：如果没有那次从树上摔下的话，他以后可能入愿的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了。可憾。）
2000年除夕，梁从诫五十年后第一次重返李庄，一位八十多岁的月亮田老住户，当着宜宾市长和李庄镇党委书记等贵宾的面，指着他说：“我认得你哟，小时候不是成天挂在树上吗？”引起一场大笑。
梁再冰与弟弟梁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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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女儿梁柏有的合影
梁思永，是梁思成的大弟，同时也是梁启超与王夫人的长子。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史语所同人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 ，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随梁思永一同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
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说——
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人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红童星——秀兰.邓波设计的洋娃娃，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磨硬泡让妈妈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给了她莫大的心灵慰藉。
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将女儿已爱抚两年多的洋娃娃，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七岁的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抗战时期的李庄，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女儿梁柏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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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天，冰心全家在燕南园的合影
那个时候，从昆明过来，得坐小火车到呈贡东面的车站，然后，再骑十来里路的马进城。冰心曾记下丈夫吴文藻携友人罗莘田（常培）归来时的情景：
呈贡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1939年，冰心与家人摄于呈贡默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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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在法国邮轮甲板上，钱瑗随父母返回祖国
杨绛《我们仨》——
抗战期间，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倚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锺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锺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1942年，钱瑗在上海
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锺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我们仨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怕惧，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来也颇具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锺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锺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锺韩怕鬼，锺书吓他”鬼来了！“锺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锺书大乐。他讲给听还洋洋得意。
1953年，钱瑗在新北大中关园宿舍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锺书。
1957年，钱瑗在新北大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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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袁家宸和王家瑢婚礼照。后排站着袁克桓(后排右三)、陈徵(后排右二)、袁克桓如夫人孙氏(后排右一)。王家瑢身旁为伴娘袁家英，前排左一为袁家菽，右一为袁家芯
王碧蓉《百年袁家》——
袁家芯，是袁克桓与陈徵的幼女。
袁家芯出生时又白又胖，就得“小胖子”“小白薯”的乳名。在袁家芯的记忆中：那时奶奶（袁公袁世凯的五太太）最宠长孙袁家宸，逢年过节给他买的灯笼是带四个轱辘的，而我们每人都只有手提的灯笼。女孩子中，奶奶最喜欢的孙女是三姐袁家蕖，出门旅游总有她的份，每次去颐和园的画中游也总是带她去，结果最后一次去颐和园正好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传来了隆隆的枪炮声，可把三姐吓坏了。
据袁家芯讲述，自己从小就是一副男孩子的性格，很淘气。四姐袁家菽比她大两岁，常常谋划出主意，自己付诸行动，惹事、招讨厌。所以父亲袁家桓把这两个女儿袁家菽与袁家芯称为“两个小狼狈”，这也是袁家芯第一次理解了“狼狈”两个字的意思。不过这两位小姐十分聪慧，个头也一样高，她们时常穿一样的衣服，皮鞋都是在天津小白楼高级皮鞋店“八佳”定做的，式样也一样，所以常常被请去给豪门的婚礼拉纱，两人感觉亦甚好。
1945年，袁家英与李国元的婚礼照。伴郎是袁家卫，伴娘是袁家英的同学；右边是袁家菽与袁家芯，身前放有花篮。
袁家芯从小就胆大，有一次，姐姐们带她去叔叔家玩。大姐比她大十一岁，姐姐们有说有笑聊得很起劲，袁家芯才二三岁觉得无趣，于是不吭声不吭气地自己走回家了。可是这回家的路很险，中间还有大深沟，沟里面还有水，要是掉下去就没命了，把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
五夫人杨氏故去后，袁克桓一家搬到现位于天津马场道与河北路交口的贾须社小洋楼居住。这座小洋楼前花园内有一排松树，松树后面是一个网球场，家中哥哥、姐姐常在这里打网球。因袁家芯尚小，没带她玩，她就从楼内拿出一个皮娃娃，扔向网球场，给他们添乱，哥哥姐姐正打得起劲，忽见飞来一个皮娃娃，又惊又气地把皮娃娃给扔了回去。
哥哥姐姐常常教袁家芯背唐诗宋词。有一次袁家芯不小心摔倒了，后脑被磕，家人以为她摔得不省人事了，大哥袁家宸把她抱到床上，大家商量着快一点把她送医院急救。其实袁家芯听得清清楚楚，当大伙最后决定要送她去医院时，她突然大声背起了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大家看她神志清楚，就免了去医院检查了。
1948年，袁世凯孙女袁家英离开中国前五姐妹合影。前排左起：袁家芯、袁家英、袁家蕖；后排左起：袁家苮、袁家菽。
袁家芯的毛笔字是母亲陈徵教的，每天要写规定数篇的“红模子”。这是一种练习写字的描红本，陈徵亲自批改，圈圈点点，哪个字写得好，哪个字写得不好，并告诉袁家芯写毛笔字要一笔就下来不要描来涂去，所以袁家芯的汉字与古文的基础功底都很好。袁家菽从耀华中学转入了天津圣若瑟学校，袁家芯就随着她四姐袁家菽进入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英文，还要学法文，数理化等各科全部是用英文教学，所以袁家菽与袁家芯的英文也相当好，两人都有英文名字，袁家菽是Susan，袁家芯是Ellen，她们的英文名字在亲朋好友中沿用至今，只有仆人称她们为四小姐、五小姐。
圣若瑟学校的教学十分严格，每个学期分期中和期末，学生的成绩按年级进行排名次评比。前三名可以得到学校颁发的奖状，发奖时，全体同学都站在学校大礼堂，校长从第一名开始念名字，由神父亲自颁奖，当校长念到“Ellen Yuan”时，袁家芯就上台去领成绩单和奖状，因获第一名可以得到挂在胸前的银钥匙，同学们看到此标志，都羡慕极了，银钥匙获得者当然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庆亲王家的七格格和八格格分别是第二名和第三名。袁家芯小时候在家十分淘气，但自从上了学，就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与她四姐袁家菽一样经常得到银钥匙。
袁家芯与丈夫柏均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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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袁克桓（后右）与夫人陈徵（后左）、女儿袁家英合影
王碧蓉《百年袁家》——
李立中，1946年生，是李国元和袁家英的长子，也是袁克桓和陈徵的第一个外孙。刚刚出生时的李立中人见人爱，虽然不姓袁，但是袁家人都对他宠爱有加，尤其是外婆陈徵和待字闺中的二姨袁家苮、五姨袁家芯，更是对李立中百般呵护。
袁家英带着未满周岁的女儿李菲菲，到香港与李国元团聚，坐上了从大陆开往香港的最后一班船，此时的袁家英没有办法自己带一儿一女赴海外，同时也想给她母亲留个念想，以为很快就会回来接儿子，也以为很快会见到父母，所以就把四岁的李立中留在了天津，留在了他外婆陈徵的身边。可这一留，就留了二十三年，而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后从冲突、对抗到解冻历经了二十余年。
李立中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从1946年出生到1966年。在这二十年生活中，李立中是陈徵身边的特殊人物。他生下来就非常漂亮、可爱，全家人人喜欢他。李立中两岁时，跟随母亲到过青岛、南京、重庆等地，但更多的时间是留在陈徵身边。
1950年，袁家英前往香港，李立中留在了陈徵身边，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大家觉得理应给予这个孩子更多的爱，后来，这种宠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那个年代只有豪门才能买得起席梦思床，但是袁克桓故去后，在陈徵的房间里就放着两张席梦思床，一张是陈徵的大号席梦思床，一张是李立中的中号席梦思床。
1944年，袁家英、李国元结婚前一年与父母袁克桓、陈徵合影
李立中从小很聪明，读书不费劲，每门功课成绩都不错，但也不拔尖。他爱好美术和画画，也喜欢音乐，能够识五线谱，他的天赋在于这些爱好对于他来说都无师自通。他还教他五姨袁家芯识五线谱，为此陈徵专门给他买了一架手风琴，那时候120贝司的手风琴可谓价格不菲。
李立中还喜欢看一套又一套的小人书，比如一套《水浒传》就有六十本，一套《红楼梦》也有几十册之多。这一段时间内，李立中除了画画、美术、音乐和小人书，还喜欢京剧，比如张君秋的《望江亭》，他还喜欢梅兰芳，能够把梅兰芳唱的《贵妃醉酒》全部背下来。至于李立中的京剧是谁教的，袁家也无人知晓。
李立中喜欢什么陈徵就能够给他买什么，反过来说，李立中也是陈徵最好的陪伴者。那时候，陈徵的儿女都忙于上班，而陈徵比较悠闲，每当李立中放学以后，一老一少，常常坐着包月的车一起去起士林喝下午茶。起士林的员工都知道，袁六奶奶下午总带着外孙李大少爷过来喝茶。
李立中人生的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3年。“文革”期间，幸亏有李立中在陈徵身边，红卫兵抄家时，袁家的其他人都下放到劳改队去了，几乎是自顾不暇，李立中就起到了保护陈徵的作用。
李立中聪明过人，脑子反应也很快，比如红卫兵抄家时抄出了美国寄来的黄油罐头，红卫兵不知道是啥东西，让他打开看看，问李立中是什么，他巧妙地回答是地板蜡，于是罐头就没被抄走。
在这七年中，从李立中身上也能够看出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保姆厨子全都走了，也不许再雇佣了，谁给陈徵做饭？是李立中，他还真有本事，饭菜做得像模像样，很有厨师水平，他从起士林那里吃过什么就学做什么。
1950年前后，袁家宸次女袁弘芬、长女袁弘淑（中）和袁家英长子李立中
他表姐袁弘淑结婚时，全家还住在地下室，这一桌“婚宴”都是李立中一个人做的，有冷盘、热菜、宫廷菜和西餐，真是中西合璧，丰盛极了。不过大家一般不愿意让李立中动手做菜，因为他会把所有的餐具堆得铺天盖地，如果他做三个小时的菜，别人可能要收拾六个小时。
李立中不但长得可爱，嘴也特别甜，而且还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故事。李立中后来考上天津第十九中学（原广东中学），“文革”时期，他也上山下乡到了保定郊区。但是李立中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人家问他是如何回来的？
他说，他就是向村书记说自己得了病如何可怜，外婆又如何孤苦伶仃，把村书记说得非常感动，于是就放他回来了。李立中可能是看小人书、连环画太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把故事编得绘声绘色、有头有尾，而且富有感染力。
袁家英长子李立中（后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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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延安，陶斯亮与父亲陶铸（右）、干爸王鹤寿的合影
陶斯亮《我与干爸爸王鹤寿》——
在父辈中，我最亲爱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干爸爸王鹤寿了。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在延安时期我与爸爸陶铸、干爸爸王鹤寿的合影，大约只有4岁左右的我，坐在干爸爸的怀里，却扭头望着爸爸。他们两人都在开怀大笑着，而我则傻乎乎地摸着头，稚气的脸上有一些严肃，似乎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这张相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与两位爸爸之间的关系。
我爸和干爸爸是国民党时期南京军人监狱的难友，他们都是狱中最英勇顽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囚徒，彼此都很敬佩，结下生死之谊。被党营救出狱后，先后到了延安，关系自然密切。
别看我那时小，却特有主意，这个干爸爸就是我自己认下的。摇篮中的我，对前来看望的父亲众多朋友都无动于衷，唯独对干爸，只要他一来我就莫名地高兴，要他抱，对他咯咯乐，而他一走就大哭不止，要伤心上好半天呐！这种天然的感情至今也解释不了，或许归于“缘分”之说吧。
事实证明，我在1岁时给自己找的干爸爸是多么英明。在我人生中，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给予我的父爱，丝毫也不亚于我的亲生父亲。我至今存留着在哈尔滨干爸家生活的美好记忆，我想我当时一定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小女孩，因为等我稍长大后，干爸最喜欢逗我的一句话是：“亮亮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次就吃掉半只鸡的事呀？”我当然记得，因为我竟霸道到不许干爸和干妈动一筷子。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的父母都在前方，幸亏有干爸的抚育，使我在炮火连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间，安逸地度过了童年。
1954年，陶斯亮与父母的合影
全国解放后，我随父母南下。因不适应广东的语言环境，加之思念干爸爸，无奈之下，父母将我送到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干爸家。这一住就是4年。干爸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对我的宠爱那是出了名的。
干爸家有个小月亮门，每当春天，门上便会垂下一串串的紫藤萝花，宛若紫烟一般，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成为我对福绥境胡同最清晰的回忆。干爸爸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从大门拐到这个小月亮门，就开始大声叫：“亮亮！亮亮！”我则会欢呼雀跃地跑出去迎接。唉，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那时学生们都是自带午饭，每天上学时在书包里塞进一个铝制的饭盒，到学校放笼屉蒸。由于干爸每天都要亲自检查我的饭盒，所以厨师总把好吃的东西塞满我的饭盒。久而久之，同学们就都知道我的饭盒里有好吃的东西，于是一到开饭时间女同学就会走过来：“亮亮啊，有什么好吃的呀？”说着说着就分享掉了我的好饭，我自己则什么也没吃到。终于我不干了，拿回饭盒后两手护着就是不打开，什么时候她们吃完了我才开始享用干爸爸给我准备的美餐。
几十年过去后，每当我和初中同学忆起此事，都会忍俊不禁。那个时代，吃饭实在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
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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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和哥哥在福煦路931号
程乃珊《Nancy 和我》——
听妈妈说，她怀上我时，当时的《Sharghai Daily》正在连载一组漫画，主角是一个叫Nancy（南希）的胖小女孩：她圆圆的脸布满雀斑，扁扁的鼻子，小小的眼睛，傻里傻气的整日价尽出洋相。妈妈却和当时大多数的读者一样，爱上了这个南希，说她”笨得可爱“。
1962年哥哥从北大回沪，全家合影
上帝受了感动，就赐给妈妈一个长着扁扁的鼻子、小小的眼睛的女儿，亲友们一见到襁褓中的我，即异口同声地说：”活脱一个画上的南希！“母爱是伟大的，妈妈骄傲地夸着自己的女儿：”丑得有趣，跟Nancy一样可爱，就叫Nancy吧！“可是直译成南希又嫌太洋气，于是来个中西合璧。从此，世上就有了个叫程乃珊的。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自我知道了我名字的来历，我也就爱上了那画上的胖胖的、不漂亮的我的同名人。
程乃珊
十五六岁时，从一位海外亲友包东西的外国报纸上，我发现，南希的漫画连载还在继续，尽管我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而她依然还是七八岁，依然是一张布满雀斑的直冒傻气的脸，天真无邪，无忧无虑！而我，却已是满腹心事：为自己的小眼睛，为自己的平平的学业，为自己的无能和胆小……我很羡慕地，要人真能一直是七八岁，永远不要长大，那就好了！
程乃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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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张爱玲《童言无忌》——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张爱玲，这是张母黄逸梵最喜爱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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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张爱玲《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张爱玲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 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张爱玲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 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你别以为是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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