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另类,那主流是什么 | 江河·早茶夜读第190夜

第190夜 | 汪曾祺

他是另类,那主流是什么

文|江河

汪曾祺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03月

本周主题

「汪曾祺」

江河金句

每当天色被夜晚的黑吞下,

王二便在经过了一天的辛苦黯淡的乡邻面前

打开了他的玻璃匣子,百宝箱一样。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彭江河。

伴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的出版,这周我们来聊一聊汪曾祺。

以《受戒》和《大淖记事》为代表的小说掀起一阵汪曾祺热,《受戒》的出场无疑打造了汪曾祺重返文坛的高光时刻,同样,《大淖记事》更是获得了1981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而我更偏爱汪曾祺的另一篇代表作——《异秉》。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就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叫作《灯下》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和《异秉》完全一致;1947年汪曾祺到上海就职的时候又重新写了王二的故事,小说的名字就是《异秉》;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文坛气氛宽松下来后,汪曾祺再次动了写作的愿望,在写《受戒》之前就又重写了《异秉》,只不过这次的主角不再是王二,而是保全堂下的市井灯火。在四十年的时光里,汪曾祺每一次开启他的文学事业,都要重新观照一下保全堂里的人和事,这么一份念念不忘,可以看出汪曾祺有多爱《异秉》了。

《异秉》就像汪曾祺手下的窗花,一遍遍地细细剪裁,直到赏心悦目了为止。

相比《受戒》通过纯粹诗意间离出的无地域性,《异秉》堪称是高邮的窗口。

每当天色被夜晚的黑吞下,王二便在每个经过了一天的辛苦黯淡的乡邻面前打开了他的玻璃匣子,百宝箱一样。

“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  

人们一天的疲惫也开始在百宝箱的魔力下尽情释放,话匣子一开,聊个五毛钱的。

80年代汪曾祺再写《异秉》,王二不再是主角,他成了保全堂人事的引子,轻轻一拉,就铺开了保全堂的空间地毯,各色人生都值得我们去了解。比如说,如果你知道以前在药店干活一年十一个月都要在店里住着,只有一个月回家去完成传宗接代的天职,你愿意去吗?(当然,这可能也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

虽然汪曾祺写《异秉》中的人物时都有几分“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但他依然为陈相公留下了一笔动情的色彩。陈相公是药店里的学徒,一天要干的活儿不少,从清晨 “先生”们(正式员工)的尿壶要他倒,到晚上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也要在一边摊膏药,每天去屋顶上晒药是他一天中难得的自由时间:

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屋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的、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

汪曾祺说过,“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陈相公身上的天真、委屈和笨拙都因有情而有温度,嘲谑却并不尖刻。

然而这么好的文字,在当时却反响平平,即使享有着《受戒》同一作者的光环,也未受到《受戒》同等的掌声。不过,汪曾祺也曾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主流。

那么,如果他是另类,那主流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到发表《异秉》的杂志《雨花》身上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异秉》发表在1981年《雨花》第一期的杂志上。从目录看来,它排在第四篇的位置。要知道,杂志的位置可是很有讲究的,80年代初杂志的头条一般情况下依然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政治正确很重要。

头条还分为目录头条和内文头条两种。

1981年第一期的《雨花》的目录头条是《张驿桥》,内文头条是《燕归来》。

《张驿桥》讲述了主人公因个人主义而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燕归来》的主人公从大陆去香港接父亲“粮油大王”的班。但是她的梦想在音乐艺术上,最终回大陆实现了音乐梦想。

第三篇《人间闹剧》讲述了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根据各自的“后台”势力大小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刚参加工作的周燕因为不谄媚、不屈服“第一世界”的组长而处处受欺负,最后周燕的首长伯伯现身帮助她解决了困难。

这三篇都有着很明显的时代性,或者说政治性,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过被文革中伤的经历。

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教导性强,甚至部分逻辑有着“粉饰伤痕”的嫌疑。

《燕归来》中能帮助主人公实现个人逐梦成功的关键问题在于环境,香港腐蚀人心的社会环境成为了主人公实现艺术追求的唯一障碍,小说仅仅用这一个要素就把香港和祖国(大陆)的“政治正确”划分了出来,因此无论主人公在离开大陆时多么决绝,小说通过对她个人理想的追求,以祖国如母之名,便轻松地完成了和文革错误的和解。

《人间闹剧》和《张驿桥》甚至使用了卒章显志的结构,《张驿桥》的最后直接说出“物质的享受毕竟是有限的。”《人间闹剧》中周燕并不以自己的“后台”更强而为胜利,她觉得“正义对邪恶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刚才说到什么是主流?汪曾祺认为一般情况下,“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的是主流”,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分析和汪曾祺小说一同发表的那三篇小说确实构成了80年代初的主流文坛气象。它们都在积极地用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和政治,但文学毕竟不是论文,也不是历史,它不讲因果,更注重的是时间的并置。况且汪曾祺那么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怎么能允许文学成为一种工具。

不过,从页码上来说,《异秉》排在《张驿桥》之前,也就是阅读顺序上的第三篇的位置,可以看出当时《雨花》编辑眼光的独到之处。

《异秉》不能放在头条的位置,既和读者们习惯于所谓思想性强的小说审美趣味有关,也和《异秉》看起来“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的主流文学观念有关。

另外,《受戒》大热主要依靠的是它造成的“破戒”意义,在需要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时代需求下,读者们要求看到的是“冲破”,而不是《异秉》这样的“常态”书写。

另外,大家可以翻翻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杂志,很少有作者写“旧社会”的,在《异秉》发表的《雨花》杂志中,汪曾祺更是独一人。

为什么呢?可以看看下面一段汪曾祺的自述:

“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一个人写作时要有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指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指的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

我们抛开时间带来的审美间隔不说,要说和政治气候没关系是不可能的,建国后,亲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风向变得非常快,有忌惮怎么搞创作,经过《受戒》试水后,汪曾祺终于迎来了他的“创作自由”,看来,才华终是绽放在不管不忌的时刻。

当然,创作心态的自由也和汪曾祺本人的经历、一时的生活状态有关,年轻时候的汪曾祺在成长的青涩前、在战争的氛围下、在求生的艰难前各种苦闷想自杀,80年代的汪曾祺成长了,于是他的文字终于达到了“流转轻利,可又笔笔送到,不苟且,不油滑”的自由,这是他47年写《异秉》形容王二手艺的话,没想到啊,到头来都成了夫子自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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