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过度垄断是金融供给多样化不足主因——在第四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发言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7月在第四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发言）
中央对金融工作的要求，就是金融要优化为实体经济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央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和升级发展。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金融从供给角度怎样服务实体经济这样的发展。融资的需求，我观察可以以一个“多样化的需求”概念来表现它的特征，言下之意，相关的供给怎么样服务这些需求，也必须多样化。在这个思路上，要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发展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后，中国的信息化发展也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要求是要升级，而这个升级体现的高质量要靠什么来实现呢？中央指导方针是强调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供给侧，供给侧解决问题是重在结构优化，这个大的思路和逻辑，是相当清晰的。
按照这样一个视角，我先说一下目标导向。金融应该按照最高决策层指明的出发点、宗旨和归宿，明确地落实于必须支持帮助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升级换代。邓小平说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强调金融的意义和重要性质。怎么理解？我愿比喻为：金融是经济的心血管系统，它在心血管这个意义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带有核心意义的作用，但是这个心血管系统一定要服务于整个生命肌体的健康发展，这是它的目标和归宿。这是目标导向。
接着讨论问题导向，出了什么问题？中央对于整个中国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提炼，即我们现在遇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问题导向来说，具体联系到金融，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遇到了金融供给方面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不充分在理论上讲永远存在，任何一个供给对需求的适应充其量都只是相对充分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充分是由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平衡是结构问题，那么问题导向下，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是什么？第一，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显然不平衡。我们很难说做到像美国直接金融占很大比重那样的局面，但我们的直接金融的比率的确太低了，显然要提高。直接金融中间，虽然股市出了这么多问题，但债市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中国的股市和债市之间也仍然存在不平衡，真正意义的企业债，发育程度仍然非常低。在我们已经形成的债市上面，大量是政府背景的所谓市政债，变相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公司债，而不是货真价实的企业债。在间接金融内部，又是多年的不平衡，就是大企业、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大量的中以下的小微企业，就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一边说中国现在不缺钱，大量金主手里有钱，一边很难看到大银行、大的金融机构真正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这就是供给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供给体系当然应该多样化。多样化的需求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的供给方面形成能够服务于它的供给体系？我的基本看法就是，需求是“无缝连接”的多种形式，供给侧却由于种种原因，就是不能无缝连接，就是不能够对应产生多样化的供给体系，这里面最主要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我们得承认存在过度垄断，要素流动受到了过多壁垒的阻隔。我几年前曾经听到金融界、央行重要人士发表意见时，对这个说法是不服气的，说我们已经有一千多家银行金融机构（现在更多了），天天在竞争，还说我们垄断，不服气。应当说，金融必然带有垄断特征，所以对金融主体要发牌照，不能按照完全竞争的意义去理解。但是我强调的是存在过度垄断，现在看到的竞争，是不是没有消除过度的垄断？
为什么金融服务领域的“多样性不足”迟迟不能改变？按经济学揭示的基本逻辑，出现一段时间的短缺特征以后，应该有要素流入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如此改变？企业和老百姓的需求在上升，但供给迟迟追不上需求，一定是碰到了要素流动里的不良阻碍因素，这就是对于“过度垄断”的印证。农村区域、小微企业区域，有效制度供给更是不足，一定是这样的病因。另外一个印证：我看到统计资料，在上市公司中，按照盈利最高水平的排列，美国前十位中，第一位是高科技的微软，第二位才是银行；中国前十位，清一色全是银行。在不同行业盈利水平的的排位来说，美国第一位是高科技，第二位银行业，然后是平滑下降的过程，各行业利润率是不平衡的，但看着是曲线式降下来的。中国不一样，第一位是银行，鹤立鸡群，盈利水平非常高，其它的从第二位起立刻断崖式掉下来了。所以我论证：多样化不足，供给迟迟不能进入多样化状态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度垄断，受到了壁垒式垄断。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商业性金融之外，还必须发展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这个问题早已确立，但是迟迟没有优化方案。已经探讨多年的以财政为后盾的贴息、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及PPP、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绿色金融等，都带有浓重政策色彩，这个政策支持体系怎么样才能健康地可持续？这又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的总结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供给，碰到了多样化不足的明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光讲认识和觉悟问题，一定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是金融多样化改革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包括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也要求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战略层面上形成产品多样化的制度条件，实行战略性系统化的配套，让政策性金融克服必然存在的挑战。这样一来，合在一起的无缝连接的金融供给体系，才能够支持中国实体经济里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作用，成长在升级发展轨道上。
讨论部分：
张燕冬：谢谢贾老师，虽然实体经济已经出现多元化，对金融多元化也提出要求，但现在从结构不平衡带来了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在阐述后面结论的时候，你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怎么去改善这些东西。但是我听起来有点理想化，你有没有觉得关键的东西要突破？
贾康：关键是中国必须讲配套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以力求接近最好的状态，这是要重点讨论的。
张燕冬：你认为攻坚克难是什么？
贾康：在金融概念下，就是克服过度垄断，以及政策金融体系到底怎么办。前面有几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走了大的“之”字型的，曾两次否定政策金融，现在又明确提出政策金融，但这个还没有很好解决。
张燕冬：你希望用市场机制来调整？
贾康：有效市场，就是发挥市场的根本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但不是说这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必须是加上政府“有为”和“有限”作用的供给侧解决方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怎么实现？搞不好，起劲来做却干预过度，机制错配，非常容易出这种矛盾问题，值得警惕。
（房地产问题）张燕冬：贾康老师补充几句。
贾康：刚才朱总已经强调了不确定性。现在从不确定性来说，我们只能追踪观察。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概念之下，一定要看自己关心的那个对象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一线城市，现在已经是最严格的限购、限贷甚至是限价，模式已经传导到二线城市。不论银根怎么松动，定向降准，与实际操作之间是隔断的。现在北京是不断加码行政手段，能想到的所有限制，都限制到那儿了，看起来当然是数据上防止了房价暴涨的冲击，但是也伤害了大量的刚需。下半年还会是这样的，不管别的地方怎么风云变化，北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看到南京、成都：一个楼盘是限价的，靠摇号，就不用关心定向降准怎么样了，跟这个操作隔开了，就是天上掉馅儿饼，看你接得着接不着——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报出一千名，然后突然说两天之内，要把两百万打入指定账号，于是可能就变成五百人有资格参加摇号，没摇到的，还心存希望，希望下次能摇上，结果这个场景下，中国人在房子问题上像进了赌场，撞大运式的不可持续——因为后续的供给已没有积极性了。中央强调的基础性制度改革，显然已经成为系统性的配套改革攻坚克难问题。
张燕冬：谢谢，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论坛马上结束。结束之前，希望每个嘉宾给一句话。
贾康：我还是强调，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以制度创新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的提高，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都一定要按照这个逻辑做好本系统的供给侧改革。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