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合庄子之旨,开禅宗先河

“八风吹不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等禅宗思想,是否起源于战国稷下学宫的告子?

战国中期,孟子与告子在稷下学宫的论战,是我国心性学说的起源。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评说:后者可,前者不可。后世有学者认为,告子虽然被孟子批判,后世学统断绝,但他可能是庄子的学生,并且开创了禅宗的思想先河。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对社会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与己无关,不去管它,这就不至于使自己的心,受到社会环境的干扰。他之所以如此,是与他的“义外”说有关。“义”是对于事物是否应当、是否适宜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而引发的行为。孟子的“义内”说,认为此判断是出自于吾人之内心,不仅判断的标准为内心所固有,否则不会作此判断,并且以为吾心既有此判断,即系吾心有此要求,人之行义之所以满足吾心之要求,而为吾心之所不容自己。告子之意,则以为应当不应当,只是从客观事物关系中之较量比拟而出。并且他似乎并不由此而求建立一客观之义,而只是认为一般人所谓“义”者,与自己的生命毫不相关,所以他就可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由此把自己从社会隔离起来,不受社会的影响。“得于言”即所谓“知言”,亦即对客观事物作知识上的了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对于不了解者,让其不了解,不用心去求了解。这与庄子“知止于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的态度,甚为相合。告子“生之为性”的观点,也与庄子的性论非常相近。孟、庄同时而未尝相闻,告子或亦是庄子之徒。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说当心发生动摇时,只是以后一念的心,去制止前一念的动摇之心,再不向自己的生理作用上求帮助。譬如一个人走夜路,心里怕起鬼来,这便是“不得于心”。此时有的人大声咳嗽,有的则高声歌唱,以此来壮胆,这即是在生理作用上来求得对心理的帮助,亦即是“求于气”。有的人则当怕鬼之念一起时,接着便起一念去制止,它或者加强无鬼的信念,或者加强鬼更怕人的主张,以使前一念之怕归于平静,而告子则似乎只是把心一硬,什么也不管,怕的心也只在硬中压散了,这就是所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时乃是以心作主,所以孟子说这还可以。但我们应更追进一层:告子之所以如此,并非仅如一般人系出于生活惯性,而是作为达到“不动心”的一种方法,但他为何要用些种方法?气能帮助不动心,岂不更好吗?他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心,常常会受到自己生理作用要求的影响。他的“不得于心,不求于气”,乃是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生理作用隔绝起来,免使自己的心被自己的生理作用要求所牵累而动摇。因为心既求助于气,气便可拖累及心,不如干脆把它隔断。

后来禅宗中土第一祖的达摩,为二祖慧可说法,只教“外息诸缘,内心无喘”(《指月录》卷四)。“外息诸缘”,是由告子的“不得于言”(言即是诸缘)的进一步;“内心无喘”即是“不动心”。禅宗是空了外缘,而告子则是隔绝了外缘。又《续高僧传》十九载二祖慧可遇贼断其背,以法御心,初无痛苦,此与断背求法之说不合,未必可信,但在禅宗记载中,不以身体疾苦动其心者甚多,这也是“勿求于气”的进一步。禅宗是空了生理的作用,告子是隔绝生理的作用。虽所用的工夫所达到的境界有浅深之不同,但起步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动心,亦即禅宗所说的“八风吹不动”,并无二致,然则告子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土生土长的禅宗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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