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1898年2月上半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卷书评（1898年2月上半月）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莫斯科穆里诺娃书店版全书290页定价2卢布（1898年2月上半月）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本书是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它不仅“不是一本多余的”入门书（象作者在序言里所“希望”的那样），而且确实是这类书中最出色的一本。因此，我们想在本文中使读者能够注意到这本书的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指出几个小问题，希望再版时最好能修改一下。读者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想这本有益的书不久就会再版。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主要优点，在于这本书论述的问题多而且广，但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作者一开始就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发展中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第3页）。他在这本书中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观点。但是博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对这个观点却往往了解得很差，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生产关系”而去谈论一般的生产，把一大堆内容空洞、与社会科学毫无关系的陈词滥调和例证塞满了自己厚厚的教程。编教科书的人往往陷于烦琐，在下“定义”和分析每个定义的各个特点时精雕细刻，《教程》的作者却没有这个通病，这不但没有影响该书论述的清晰，反而使它显得非常得体，例如，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明确地了解资本这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所采取的程序的基础。作者在开头简略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一般概念”（第1—19页），在结尾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第235—290页），在《（三）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来，作者势必把同一理论问题（譬如货币）分在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因而难免重复。但是按历史时期叙述的主要优点，完全能弥补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缺点。再说这能算一个缺点吗？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对初学者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会使初学者更牢固地掌握特别重要的原理。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要知道，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种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门学科，是要使他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从而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书，正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它们的缺点，主要不在于通常只谈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而在于它们不会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上去；不会清楚地确定这个制度的历史意义，指出这个制度的产生过程（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会把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看成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根本特点的表现；不会给读者可靠的指导，因为它们的思想通常不能贯串始终；最后，它们不会启发学习的人的兴趣，因为它们非常狭隘和缺乏联系地去理解各个经济问题的意义，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作者在阐明了某一经济制度怎样产生一定的社会阶级划分之后，就说明这些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家庭、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表现，说明这些阶级的利益怎样反映在一定的经济学派中，例如主张自由竞争的学派就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庸俗经济学派（第284页），即辩护学派，则反映了晚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者十分公正地指出历史学派[1]（第284页）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即“现实主义学派”或“历史伦理学派”）同一定的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而讲坛改良主义学派应该认为是“折中学派”（第287页），它空洞地和虚伪地认为法律政治制度等等的来源和作用是“超阶级的”（第288页）。作者也把西斯蒙第和蒲鲁东的学说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论据充足地把他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指出他们的思想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中间过渡地位”（第279页）的特定阶级的利益，毫不隐讳地认定这类思想有反动作用（第280—281页）。由于作者的观点一贯，并且善于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同相应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联系起来观察，因此，他正确地评价了工人分沾企业利润和生产合作社这类现象的意义，说明工人分沾企业利润是一种“对企业主很少会有利的工资形式”（第132—133页），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实质上只能扩大小资产阶级”（第187页）。我们知道，正是波格丹诺夫先生《教程》中的这些特点，会引起不少的非难。不言而喻，俄国“伦理社会学”学派[2]的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是一定会不满的。那些认为“经济史观问题纯粹是学院式的问题”［注：《俄国思想》[3]（1897年11月，书刊评介栏，第517页）的评论家就是这样想的。天下就有这样的小丑！］的人，以及许多别的人也一定要不满的……但是，除了这种可以说是由于党派原因造成的不满以外，大概还有人会指出说，提出的问题过于广泛，使《简明教程》过于简略，在290页的篇幅中，竟叙述了从氏族公社和原始人起到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止的所有经济发展时期，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经济思想史。的确，亚·波格丹诺夫先生的阐述是极为扼要的，他自己在序言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干脆把自己的书称为《大纲》。毫无疑问，作者某些提纲式的评论（大部分涉及历史事实，有的涉及比较具体的理论经济问题），对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责怪作者。我们不怕别人指责我们发表谬论，我们要说，书中有这类评论不是缺点，而是这本书的优点。的确，要是作者果真对每一个评论都加以详细叙述、阐明和论证，书的篇幅就会扩大到无边无际，这是和简明入门书的宗旨完全不相符的。而且，无论哪一种教程，甚至最厚的教程，要把现代科学关于所有经济发展时期的全部材料和从亚里士多德起到瓦格纳止的经济思想史的全部材料叙述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作者舍去所有这些评论，那就缩小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意义，他这本书也就绝对算不上一本好书了。我们认为，现有的这些提纲式的评论，会使教这本大纲和学这本大纲的人都得到很大的益处。教的人得到的益处自不必说。学的人则可以从这些评论的总和中看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随随便便［注：正如考茨基在他有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不能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不能不了解很多极重要的历史问题、统计学问题及其他问题。学的人可以看到，有些教科书和教程往往“叙述得”非常“浅显”，但是内容非常空洞，废话连篇，读了一本，甚至几本这样的书，也不能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学的人还可以看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最紧要的问题，都是同经济问题密切联系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所有入门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提供各该学科的基本概念，指出深入研究该学科的方向，说明这种研究为什么是重要的。现在谈谈我们的第二部分意见，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书中某些我们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我们希望可敬的作者不会因为这些意见琐碎甚至近乎挑剔而抱怨我们，因为大纲中的个别句子甚至个别字眼，比详细阐述中的重要得多。一般说来，波格丹诺夫先生使用的是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术语。但是，谈到价值形式时，他却用了“交换公式”（第39页及以下各页）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妥当。在简明入门书中使用“价值形式”这一术语的确不太恰当，似乎用交换形式或交换的发展阶段较好；否则，连“第二种交换公式的优势”（第43页）（？）这种说法也出现了。谈到资本时，作者毫无理由地忽略了资本总公式，而这个公式是能帮助学的人领会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共同性的。在说明资本主义时，作者略去了工商业人口比农业人口相对增加的问题和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的问题。使这个缺点更加显得突出的是，作者在谈到中世纪时，详细地叙述了城乡关系（第63—66页），而谈到现代城市问题时，对城市支配乡村的问题（第174页）却一笔带过。谈到工业史时，作者非常武断地把“家庭手工制资本主义生产”［注：第93、95、147、156页。我们认为作者恰当地用这一术语代替了由科尔萨克引用到我国书刊中来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一语。］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第156页第6条）。我们觉得，这样简单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是不完全妥当的。《资本论》的作者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放在机器工业这一章中去叙述，直接把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归结为机器工业对旧劳动形式实行改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家庭劳动形式，例如盛行于欧洲和俄国成衣业中的家庭劳动形式，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之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家庭劳动形式的出现是在工场手工业以后，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应该谈一谈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注：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划分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机器生产时期，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一大优点。］这一章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专门一节来叙述后备军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问题，来说明人口过剩如何因机器工业的出现而产生，在工业的周期性运动中起什么作用和有什么主要表现形式。作者在第205页和第270页上对这些现象一笔带过，这无疑是很不够的。作者肯定地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润的增长比地租快得多”（第179页），这样说是太大胆了。不仅李嘉图（波格丹诺夫先生的这个见解正是反对李嘉图的），而且马克思也确认，总的趋势是，在任何条件下地租的增长都是特别迅速的（甚至在粮价下跌的时候，地租也可能增长）。最近期间，在美洲、澳洲等地处女地的竞争下引起的粮价急剧下跌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地租下跌现象），只是从70年代才开始的，而恩格斯在地租这一篇中对现代农业危机作的注释（《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260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818页。——编者注］），说得慎重得多。恩格斯确认各文明国家中有地租增长“规律”，这说明“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生命力”，接着他又指出，这种生命力“会逐渐枯竭”（allmählich　sich　erschöpft）。关于农业的那几节，也显得过于简略。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地租一节中，只用寥寥数语指出资本主义农业是地租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时期，土地仍然是私有财产，起着资本的作用”（第127页），——只有这么一句！）。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起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农村资产阶级的产生、农业工人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与工厂工人状况的区别（需求和生活水平较低；还有农民受土地或各种规定地主和农奴相互关系的条例约束的残余等等）。作者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问题，也很遗憾。他谈完了隶农[4]、依附农民和我国农民的租地以后，应该简略地讲一讲地租的总的发展进程，从工役地租（Arbeitsrente）到实物地租（Produktenrente），再到货币地租（Geldrente），最后到资本主义地租（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47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1—917页。——编者注］）。在谈到资本主义排挤农民的副业而使农民经济丧失了稳固性的时候，作者说：“农民经济总的来说变得愈益贫困，它所生产的价值总额日渐减少。”（第148页）这是很不确切的。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的过程，是农民本身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排挤农民的过程。比如说，波格丹诺夫先生如果不涉及拥有整块（不分散的）土地的农民，恐怕未必能论述德国农民经济的衰落。上面作者谈的是全体农民，接着举了俄国生活中的例子，但是谈论“全体”俄国农民是很冒险的。作者就在这一页上写道：“农民或者只经营农业，或者到手工工场去做工”，就是说，（让我们补充一句）或者是变成农村资产者，或者是变成无产者（拥有一小块土地）。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应该谈到。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该书总的缺点是缺乏俄国生活中的例子。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例如中世纪的生产组织、机器生产和铁路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危机和辛迪加、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区别等等问题），从我国经济学著作中举出这样的例子，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对初学的人来说，由于缺少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就很难领会这门学科。我们认为，弥补上述缺陷，仅仅会使该书的篇幅略有增加，而不会影响该书的广泛传播。从各方面说来，我们都十分希望该书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载于1898年4月《世间》杂志第4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35—43页注释：[1]历史学派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是威·格·弗·罗雪尔、布·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克尼斯。这一学派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的产物，代表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学派反对用抽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否认有普遍适用的一般的经济规律，而提出所谓历史方法，即搜集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特别是各民族古代的历史材料，进行表面的描述，企图建立有民族和历史特点的国民经济学。它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实行保护贸易，使国家机器进一步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历史学派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和威·桑巴特。新历史学派除了象旧历史学派一样主张所谓历史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又称历史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鼓吹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政策消除劳资矛盾，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宣扬者多为大学教授，故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3。[2]指以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296页）一书中批判了这个“学派”的观点。——4。[3]《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4。[4]隶农（拉丁文colonus）指罗马奴隶制社会后期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的佃耕者。隶农最初出现于约公元前1世纪共和国末期，以后逐渐增多。公元3—4世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无利可图，大庄园主遂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农，包括原来的奴隶。早期隶农是自由佃农。从公元2世纪起，隶农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事实上已附着于土地，大土地所有者可以把他们连同土地一起出售或转让。他们要以收获物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交纳地租，并且服若干天的工役。到4—5世纪，罗马帝国进一步用法律形式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隶农在婚姻、继承、迁徙等方面的权利均受限制，并在行政上归土地所有者管辖。这种隶农已经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先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