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还是“游牧民族南下”？华夷之别是华夏千秋大义！

明末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提及五胡乱华之世，天下之大防者二：华夏即君子、夷狄即小人，绝不能“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

华夏民族大义并非域外泊来，并非近代才产生，也并非宋朝明朝之季才格外强调，而是自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杀死苗蛮族的始祖蚩尤后，数千年来，华夷之别深深刻入历代华夏先民的骨髓之中，华夏与夷狄之争，便是关乎华夏文明与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祖先们筚路蓝缕，征服、驱逐、同化了北狄东夷南蛮西羌等各个古民族，开辟了中华大地这片东亚大陆最丰饶的土地，便是为了让后世子孙世居于此，永享丰饶与太平。

早在春秋时代，南夷与北狄交攻，初生的中华文明不绝如缕，遂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六出兵车，一匡天下，救华夏而攘夷狄。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论语·宪问篇》

孔子因此对管仲大加赞扬，称颂他是救华夏文明于危难，否则炎黄子孙都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变成“被发左衽”的野蛮人了。

孔老夫子还有一句千古名言说得好，那便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华夏汉人的君主再坏，也永远强过夷狄民族的好君主。）这个道理其实十分浅显，就和别人的爹妈再有钱，待你终究也不会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真心。

正因为中华大地从古到今，汉人人口是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所以也只有在汉人统治者治下，才有足够的自信与包容力，去推进真正的民族融合，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如汉武帝可以让出身为匈奴王子的金日磾，来当自己的托孤大臣，如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时，无数胡族将领都手持马刀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征战四方。

而在胡族王朝和政权的治下，胡族统治者依托本民族、甚或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压制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只会是其小族凌大国的统治本能，绝不以任何明君贤相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五胡乱华时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们，趁华夏民族的短暂虚弱时而一朝得势，往往会为其一族私利，对主体民族汉民族竭尽所能杀戮之、凌迫之、摧残之，以此来尽可能延续统治。

匈奴人刘聪、赫连勃勃如是，羯人石勒、石虎如是，鲜卑人拓跋珪、拓跋焘亦如是，这些胡族统治者们种种残暴虐民行径的根本出发动机，都在于对丁口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汉人的深深忌惮和恐惧。

这种忌惮和恐惧，也是这些胡族统治者内心最深处的噩梦，并在之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里，还将陆续进入从耶律德光、完颜亮、忽必烈，一直到康熙帝、乾隆帝、慈禧太后，每个胡族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哪怕无数雄才大略、英明睿智的明君圣主亦不可免。

哪怕是被誉为五胡时代汉化明君典范的前秦天王苻坚，他一方面固然是选贤任能，充分信任汉人王猛，对他委以军国重任，施政更远比石勒、石虎等人清明和宽仁。

可是另一方面，苻坚之所以对亡国之余的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尽可能笼络，对不断反叛自己的氐人权贵尽可能优容，正因为诸胡精诚联合、共同统治汉人，同样是氐人前秦政权赖以立国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但只是石虎的用心掩藏于其残暴，而苻坚的用意掩藏于其宽容，本质殊途而同归，其本心正和一千数百年后的满清王朝诸帝一般无二。

当然，积累了一千多年历代胡族统治者经验后，汉学素养深厚的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弘历之流，早已学会同时用礼教来杀人，靠编修《明史》《四库全书》来阉割华夏文化，奴化华夏精神，更是远比一味用严刑峻法的石勒、石虎之辈来得“高明”了。

这就彰显了胡族政权和华夏王朝的根本差别，本质首先并不在于皇帝自身是什么血统，而在于执政者用什么心态来治理国家，来对待自己国家的主体民族。君主个人的血统其实并非最为重要，统治精英是以汉人为主体、还是压制汉人利益才真正重要。

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不论是否有胡人血统，原本无关紧要，他们建立的，就是能够代表天下绝大多数民众利益和立场的华夏王朝；

而如氐人的前秦政权、满清王朝这样，即使做再多表面汉化措施，如苻坚、如康熙，也根本做不到脱离他们本民族的统治集团，压制汉人利益诉求永远只会是其首要己任。

所以，正因为汉人是占了中国人总数90%以上的主体民族，一切胡族夷狄王朝和政权统治中国，就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根本不需要刻意去编造或者夸大其“统治罪恶”。 只因为一个以压制主体民族诉求和利益的王朝，难道可能真正代表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么？

就如同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兵来屠杀，才去反对他们，就是爱国主义；哪怕日本兵天天给小孩发糖，照样要坚决打倒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不但清王朝如历史这般对内压制汉人、屠杀掠夺，对外屈膝割地，丧权辱国，我们要反对它； 哪怕清王朝真如康熙乾隆们自我吹嘘的那样英明神武、开疆拓土、永不加赋，我们更要反对它。

——反对对中国主体民族的压迫，难道还需要任何多余的理由不成？

中华文明的华夷观，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孔子之季，代代相承了数千年，一直到王夫之这位明末思想巨人的《读通鉴论》为集大成者，已足以建立起一套可以囊括3000年来诸王朝各政权的是非评判标准。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岂不知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华夏之於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

「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中华王朝皇位的更替，可以是禅让、可以是继承、可以是造反，但不可以是夷狄胡族来鸠占鹊巢！）

船山先生此论甚高，对苻坚这种沐猴而冠的所谓“汉化”胡人君主的评价，更是甚得吾心，当浮一大白。

一个说汉语用汉字，接受华夏民族历史观的人，不论其户口本民族为何，血统又为何，精神上传绪上都是且仅仅是从夏商周秦汉晋至隋唐宋明的华夏文明的承继者，而绝不会是如羯人、氐人一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古代民族的承继者。换言之，我们这些用汉字说汉语的人，读史时永远站在华夏先民一方的立场，原是理所当然。

蛮夷虏狄之人，如果认同我华夏的历史，履行我华夏的礼仪，信仰我华夏的文明，全身心自觉成为华夏的一员，把华夏的祖先当做他们自己的祖先来祭拜，自然就无人会计较他们之前血统为何，而认可他们的子孙也能加入到华夏大家庭中。这才是历时数百年，五胡部族终于融合入华夏汉人的本质。

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究竟谁“融合”谁，便决定着一个文明的生死攸关。

而民族虚无论者和逆向民族论者们，往往以后世的华夏民族，曾经融合了一部分五胡夷狄后裔的血统为由，便鼓吹将那些历史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夷狄民族，也当做全体华夏子孙的祖先之一，足可证明他们其实才是真正极端血统论的信奉者。

他们并以此谬论推演下去，其本质便是抹杀历史上华夏先民与夷狄战争的正义性，便是否定从祖逖到陈霸先在内、大而广之从管仲一直到岳飞和李定国在内的一众华夏民族英雄的历史价值。

——数典忘祖，不外如是！

近代西方史学产生于列国林立的欧洲，和中华大地国情截然不同。因此其一些观念或可用来权作参考，但若强行套用到中国古代历史中，往往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殊不知我华夏文明自有一套至高无上的法则而运转，远非他国史学观念所能涵盖。春秋之义、夷夏大防本是每个真正炎黄子孙不可动摇的信念。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