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积弱的根源，就在于“得国不正”，统治合法性不足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做了如下评价：
【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毕矣。乃若宋，非鉴观于下，见可授而授之者也。
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闲，况能以惠泽下流系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东，北拒契丹，未尝有一矢之勋；滁关之捷，无当安危，酬以节镇而已逾其分。
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功之仅成也如此，微论汉、唐厎定之鸿烈，即以曹操之扫黄巾、诛董卓、出献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刘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诛桓玄、走死卢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终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 】
简单说，就是宋朝开国时，赵匡胤仅仅是个后周的禁军统领，发动政权篡夺了中原霸主的基业，别说和汉朝、唐朝开国时扫平四方的功勋相比，就是和曹操、刘裕武定四方的功劳相比，也大大不如。
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所以开国恢复汉唐故疆，讨伐四方不要指望。宋太宗的军事冒险失败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所以对统治集团加恩。导致的财政高成本指日可待。）
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所以尚武不敢提倡，书中自有黄金屋，科举大兴指日可待。）
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所以法纪松弛在所必然。）
五代十国终结之功劳，并非全归结于赵匡胤一人。
五代乱世，职业军人的认同是政治主导力量，也是北宋王朝得以开国的基础，但是职业军人认同或者说臣服的根本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王夫之说的以功劳（战场上打出来的），以德望（前朝有大功业），以家世（家族势力庞大，累世显贵）。
然而，北宋开国并不具备这些，说白了，这天下实际非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而是周世宗的，周世宗早死而宋太祖得之，只不过是五代这种事情太多，正好处于一个后周小皇帝合法性非常不足，谁有强兵谁就是皇帝的状况，让赵匡胤趁虚夺得政权。
因此，对职业军人这个五代乱世的主导力量，宋朝皇帝对其忠诚度没有足够信心。
这和西晋王朝其实类似，开国皇帝皆功业德望不够，政治合法性先天不足，导致看周围那就是人人都象反贼，“总有刁民想害朕”，赵匡胤的的军事统一努力成功，一度缓解了这个问题。
然而宋太宗赵光义弟继兄位，不论烛影斧声是否靠谱，都是自觉得位不正而仓促搞军事冒险，结果反而连续失败， 建立威望的梦想破产了，由于军功不振之矫枉过正的影响，对两宋更加重要。
由此而来的政策，一切努力都是在得国不正的情况下，巩固皇位高于一切，御外不如安内，建功立业不如守内虚外的路子。这不能说是封建皇权政治的普遍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宋朝皇帝自己极度不自信，没信心驾驭强人，因此搞养猪，把统治集团都往养废的方向培养的感觉。
要知道宋朝面对的外敌压力和竞争比明清要大的多，可是在集权和收权上，却远比明清变态，其根子就在这里。
如果说对比，同样是有大才能的统帅，明朝是狡兔死走狗或者烹（如蓝傅更多的原因是为太孙铺路）或者养起来（张辅），清朝是狡兔死，大部分走狗也不用杀，宋朝则是祖宗两代没能力清洗，而后代有清洗能力了，直接狡兔未死就杀武将（岳飞，余阶）……
因此，宋朝的政治措施的问题核心，就在政治合法性先天不足，而导致的政治措施的问题。
王夫之强调，宋朝的问题在于根子在于宋太祖身上，不过笔者认为，很多问题也在于宋太宗身上，根本性质的问题在于，其政权并非马上得天下，全盘推倒后卷土重来，而其人本无威望，靠位置合适搞军事政变一朝得手，其功业威望都不足以服人，则对从前朝继承的这个统治集团主流的军人，既不能清洗，又不能信而重之。只能是继承后架空之，温水煮青蛙。
而宋太宗军事冒险的失败实际上加剧了这个问题，其采用的对策一方面是清洗了可能和自己竞争的宗室，一方面对军事勋贵们还是既不能清洗，也不能真信而重之，而是大肆扩大文官集团来收人心，这实际是一种合法性不足的收买性政策。
宋朝一方面满足军事勋贵的经济特权，纲纪上宽容之，而依旧用军事勋贵带兵，但是一方面逐步把军事勋贵排除出朝政掌权决策的范围，这和汉（前有军事勋贵为丞相后外戚大将军执政）隋唐（前有关陇门阀为宰相）五代（军事勋贵和职业军人是参政的）清朝（八旗贵族参政的）比是明显地不同。
这些都和宋朝皇帝认为自己缺乏政治合法性，缺乏大清洗的信心，也缺乏对军事勋贵们效忠的信心有很大关系。所以干脆既不清洗，也不信用，而是培养新的政治势力来执政了。而在几朝更替之后，新的政治势力一家独大之后，必然会染指军权。
宋朝并没有采用清洗自己认为不可靠的军事勋贵，而用自己认为可靠的军事勋贵来掌权参政（历朝多用），以及清洗自己认为不可靠的宗室（通常是近支），而用自己认为可靠的宗室（远支）来掌权参政（魏、清都这么搞过）。
汉唐清乃至辽金夏元都有宗室集团参政掌权，而宋太宗之后绝无，正因宋太宗自认为合法性不足，担心宗室竞争，又把宗室参政彻底消除了。
宋朝皇帝有意的压制军事勋贵参政，扶植科举文官取代职业军人，而且压制宗室参政，这就导致随着时间发展，宗室和军事勋贵不仅不被容许参政，而且实际能力也无力参政，从而导致科举文官这个政治势力在朝堂上一家独大，而一家独大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染指军权的。
所以，北宋的政治模式相比汉唐辽金元清都是不同的，其不同就在于，在政治上科举文官一家独大，军事勋贵职业军人，宗室完全没有力量，只是吉祥物。
换句话说，宋朝的种种弊端，守内虚外，文官独大，体制成本太高，对官员厚待而宽纵，等等都可以从宋朝开国的政治合法性不足这个问题上来解释。政权合法性先天不足，导致其振作朝纲之举丧失号召力，影响了官员的忠诚，守法，和敬业精神，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强大高效并富有凝聚力的政治机器。
宋高宗赵构杀害岳飞，恰恰是体现了宋朝合法性不足，导致皇帝明明皇权巩固，又面对强大外部压力，却自己剪除羽翼，不惜对胡族称臣纳贡的原因之一。正由于宋朝合法性不足、祖宗创业的基调，造成了赵构这个皇帝心理底线太低、过度设防的病态心理，宁可枉杀忠臣，丢弃半壁江山，徒留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