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扬顺 | 吴桥中学琐忆 （上）
【往期回读】
吴桥中学琐忆 （上）
朱扬顺
作者朱扬顺先生：1937年出生，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经济学副教授。历任:丁沟中学教务副主任、江都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江都职工中专校长、扬州市树人中学校长、海南省珠江源高等技术学校校长；江都县（市）政协副主席（连任四届）。江都县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兼任江苏省教委督导（成教）、江苏省高教学会广播电视教育研究会委员、江都作家协会顾问等。长期从事大专、中专、普中教学工作，发表论文近30篇，文学作品20余篇。领导江都电大教职工创造的办学经验，被中央电大誉为“江都模式”，向全国推广。先后被评为江都市“二十佳”知识分子、扬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江苏省电大优秀校长和优秀创业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风雨兼程六十载，春华秋实忆当年。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到吴桥中学，直到后来因落实政策而调离，前后近二十年。在这里，有我的青春和记忆，欢乐和痛苦，辛劳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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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我从福建省惠安县荷山中学调回故乡江都县。在此前，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荷山中学任教高中语文。那是一所侨办完中，规模大，条件好，但因我是独子，父母年老需要伺候，只得请调。原拟调往扬州市区中学，但因为国家正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策规定，户口只能顺流，即地市级可以迁到县，县不能进市。几经周折，直至10月初才得以调回。
在江都县文教局报到时，我问负责人事的方松涛督学分配到哪所学校。答：就在县城，先回家休息两天，再来拿调令。可是当我按时来拿时，他竟告诉我，到吴桥初级中学报到。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外地求学，不知道吴桥在哪里，更不知道吴中是什么情况。但在当时，是“我是一块砖，听从党来搬”的年代，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我只问了怎么走，方答，不远，从县城出发，坐车到王家河车站，然后过摆渡到对岸，就是吴桥公社了。现在看来，“不远”是笑话，但“对岸是吴桥公社”，当时也确是事实。
我家在砖桥公社乡下，距离吴桥有近30华里，庄邻告诉我，如果乘汽车再带着行李，难上难下，何况下车后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很不方便，不如雇一部独轮车（当时自行车也难找），推着行李步行到吴桥。我虽然腿脚不便，但仗着年轻，也就步行到了吴桥中学。
踏进学校，乍一看，不禁愕然：学校坐落在村庄中间，没有围墙，东西南北四通八达，几排平房分别做教室、宿舍，办公室还辟出两间做男教师宿舍，校园前前后后的空地上还长着庄稼……啊，这就是我将要为之贡献青春和才智的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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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来吴中后，我才知道县文教局之所以改变初衷，把我改派到吴中，是为了参加学校的“大打翻身仗”。
吴中始建于1958年，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期全县建立了六所初中，师资缺乏，大部分从小学抽调。1961年，新办初中有了首届毕业生，吴中在升学考中崭露头角，颇受好评。可是在第二届升学考中只取了两名，且是所谓地富家庭出身的，这下子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和社会的压力，甚至被讽为属孙猴子的，一个跟头上天，一个跟头下地。这时，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教育上有一个“排水措施”，即把来自小学的教师又派回小学，再从师范院校毕业生中吸纳新教师。学校领导也借此机会到局里要人选人，我也就应运而来了。
当时，“打好翻身仗”成为吴中上下的决心，成为师生的实际行动。教师教学之认真，学生学习之勤奋，为吴中铸就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963届，因为国家经济困难，以致可以迁户口的中师、中专仍未招生，普通高中招生的指标也很少，江中、丁中、大中三所完中合计招收8个班，吴中就被录取了6人，呈上升趋势。1964届，除普通高中继续招生外，国家开放了中师招生。扬州师范在全市只招收一个班40人，分配给江都县6名指标，吴中就有3人金榜题名。该年加上普通高中，升学10余人，在新办初中里又是名列前茅了。1965届，国家又开放招收中专生，吴中两个毕业班80多名学生，就考取了23名，加上升入普高的，共有30多名，可谓大面积丰收。须知这些中专、中师生是可以迁户口、包分配的，并不亚于高考录取的难度和荣光。可惜到1966届，正当师生们乘胜进击、复习迎考时，却因文革的爆发而停止了升学考试，众多学子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因而影响了一生的命运。
此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吴中也在历史的折腾中颠簸而行。一会儿停课闹革命，一会儿把教师打散，两人一组，文理搭配，“下伸”到五个大队的小学去办“五七学校”；一会儿又增设高中，一会儿又回归初中。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后，毕业生们才有机会报考高校，甚至留学国外。吴中历届校友在各行各业奋力拼搏，创造佳绩，犹如群星璀璨，为母校增光添彩，成为吴中的光荣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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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为了筹办六十周年校庆，吴中邀请了部分老同志返校座谈。现任校长石峰请我们从学校办学历程中总结一下吴中最可贵的传统。我回溯了历史，整理了思绪，得出这三点：不怕吃苦、力求上进、师生情深。其实，这并不是秘诀，但在吴中却是成功的经验。
先谈不怕吃苦。虽然这里所记仅是生活点滴，但也折射出当时师生的精神面貌。
我在吴中的二十年，正是学校最为困难的时期。既是天时不济：历经大跃进的折腾，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患，十年文革的祸害；又是地域失利：当年的吴桥虽是红色的土壤，有着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和抗日桥头堡的美名，但掩盖不了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的缺陷。吴中又正值创业伊始，难免困难重重。虽然在事业规划上，绘有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发展为完中，与大桥中学形成南北对应，担负吴桥、谢桥、二姜三个公社和昌松、高汉、浦头、花荡、张纲五个公社部分大队的施教任务，后来终因形势变化等主客观原因，而未能实现。
我来学校报到的时候，男教师宿舍只有两间，我住的那间有五位老师。我因为来得迟，床搁在最边上，靠门口。拥挤不谈，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夜晚最难受，如果大家出去小便，开门一次就是一阵冷风。如果把便桶放在宿舍里，就只能放在我的床头，我得先闻那阵阵臭味。后来虽然在后面一排学生宿舍里，挤出了三间做男教师宿舍，但我还一直是三人合住。学校直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有几套简易的单元房，安排那些“小家庭”。
学校没有饭厅，教师吃饭就端回宿舍。如果在伙食房吃，只有一张大方桌，几条长板凳，你方吃罢我来坐。好在一菜一汤一碗饭，吃起来也快。
学生宿舍也同样拥挤。一间住十人以上，双层床，有的一层还要两人合睡。学生吃饭合伙制，一只饭桶，一个菜盆，几个人合在一起，拎到教室再分食。一度时间，早晚吃过大麦面粥或高粱面粥，俏皮的学生两人拎着饭桶，唱着“洪湖水，浪打浪……”来调侃。
学校为了改善师生生活，把校园内边边角角空地都种上庄稼、果蔬，由师生们轮流劳动。所获粮食、果蔬，或用于充实“瓜菜代”，或用于节日加餐。校友们回忆当年时，颇有感慨地说：上到第四节课，肚里饿得开“留声机”，但还要忍着，坚持上课。晚自修课一下就直奔宿舍，吃几条从家里带来的煮熟了的山芋、胡萝卜，不管冷不冷。有一次，两个学生实在没东西吃，就把一瓶萝卜干用水洗一下吃掉了，也不管咸不咸。
来自江都日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