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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的俗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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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当然，汪曾祺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不等于他没有凡俗气。他以薄俗尚雅、避俗求雅为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主导价值取向，意味着凡俗气是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背景和底色。笔者试从汪曾祺作品的选材、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探究其作品的俗与雅。

一、选材的俗与雅

汪曾祺作品取材的特点主要是写旧社会旧生活，他的小说大多是往事的回忆，回忆最多的是其故乡高邮城乡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说中还是在散文里，汪曾棋的内在情绪多是欢乐的，他所表达的多是对民间生活“俗趣”的发乎内心的贴近与欣赏。《五味》、《食道旧寻》、《昆明菜》等既是在写“吃”之“俗趣”，更是在写一方水土方风俗而《闲市闲民》、《美国女生》等，是真正体会了生活的简单明净即便《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上课》、《唐立厂先生》、《金岳霖先生》、《吴雨僧先生二三事》等，汪曾棋也都着眼于所见之人、所历之事的趣味。在汪曾祺笔下，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生活，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学者，都无本质的差别，因为他所关注的是世间小儿女的生活本身的“俗趣”。

选材的雅化是让世俗人生带上诗意。汪曾祺切入生活有独特的视角他戏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挖掘了我们民族中儒家思想合理的一面，如相互同情、帮助、讲求仁爱、相濡以沫等。在《鉴赏家》中，果贩叶三不以自身地位之卑而媚悦尊贵之人，他出售水果，评点画作，都以诚相见，坦率直言，从而赢得画家季甸民的'友谊和敬重。《岁寒三友》里的画家靳彝甫在朋友穷愁潦倒之际，将珍藏多年的三块传世“田黄”变卖，以资助朋友，同饮酒楼，都表现了真诚待人、救助危难等传统美德。汪曾祺说：“我想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上发现人的诗意，人的美”。这种把儒家思想文化精华融于作品，处处透露诗意与美是其作品选材之雅的体现。

二、结构的俗与雅

汪曾祺提出了“氛围即小说”的命题，他的小说作品不注重编辑情节，追求一种散文美的境界，这也是他不落前人窠臼之处。但是在有限的故事结构中还是难以掩盖其俗。如《受戒》和《大淖记事》那样为人物营造一个基本上超脱社会固有结构的特异生存与发展空间，他虽在美学层面极力替人物的潜在欲望、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等辩护，但这无法淡化不符合现实伦理规范的男女关系隐匿着的粗鄙感，无法消散人性深处潜伏着的乱伦冲动和窥视癖散发出的浓厚凡俗气。

结构的雅化表现在排斥情节小说的通俗性，而把小说写成散文那样“浪漫”，创造为一般读者所不大熟悉的散文体小说新品种。汪曾祺说“小说应该是散散漫漫的，不要过于严谨的结构。”他的小说不注重编辑情节，反戏剧巧合，无悬念，无高潮，追求散文美，他是新时期散文体小说的开创者。《异秉》写一些生意人的生活，卖薰烧的王二是一个片断，药店的生活又是一个片断。见多识广的张汉说古道今，说人生有命，命好者皆有“异秉”，这些片断并无连贯的故事情节，而像顺手写来的随笔，却于此随笔中传递出人生百味，但各自独立的断片，却浑然一体，因有意脉贯穿其中，结尾处常有点睛之笔。《鸡毛》的结尾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点明上文的生活片断，都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人品与人情世态;文嫂的人品与不幸，令人同情、尊重，而金昌焕的怪异与缺德，也不足为奇，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呢?

三、语言的俗与雅

在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精神，好像不需要用传统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或是行动、情节等多重手段，只要人物一开口说话，人物的精神立刻毫发毕现，无一遗漏。语言的功力在这里远远超越了其他性格刻画的手法。所以，汪曾祺的这种高超的语言表现力使他不必要再以故事情节或者人物性格吸引读者，只语言这一项，就足以使汪曾祺成为卓越的小说家。这种语言在汪曾祺的文本中并不少见，尤其当写作对象是民间底层的人物时，汪曾祺就更善于使用这种见精神的语言。他写旧北京扛包人的语言：

“能混饱了?”

“能!那会儿吃得多!早晨起来，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中午，一样。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点。半斤饼，喝点稀的，喝一口酒。齐啦。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喽：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安乐居》

这样的语言之下，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和灵魂都在自我的语言中展现出来，语言本身即具有了“形象”性，旧北京底层劳动者的神态性格乃至人品都在这样的语句中显现出来。

汪曾棋小说的语言雅化也是很明显的。他说：“语言具有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语言具有文化性”。汪曾祺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甚至有着士大夫的气质与风范，他的小说语言规范典雅，有种书卷气，有几分雅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可以用“雅”、“洁”、“缓”、“趣”几个字来概括。具体的来说，就是他的叙述语言浓淡适度，即在应该展开的地方浓重施墨，绘声绘色，在应该展开的地方淡淡着墨，轻笔点染。比如《羊舍一夕》中作者对于放羊的描写：“放羊娃到了坡上，把羊打开一放一个满天星——都均匀的撒开;或者凤凰单展翅——顺着山坡，斜斜的上去。《大淖记事》中，对于巧云和十一子的情感描绘：“巧云和十一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都可谓下笔颇浓。作者在这里多用富有表现力的单字动词和量词，并且大量使用含蓄而优美动人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情感，绘制一幅图画，浓妆淡抹中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的欢乐情绪。相比之下，作者在《岁寒三友》中对于王瘦吾年轻时的“潇洒”，陶虎臣走投无路时的“气氛”的描写就有些“轻描淡写”，作者将王瘦吾的“潇洒”描写为“春秋佳日、文酒雅集”，将陶虎臣所处气氛描写为“岁寒天暮，彤云酿雪”，读来使人觉得淡而不浅，韵味十足。正是这浓淡适度，韵味深长，恰当确切的语言，构成了“峻洁”的文体，从而造成了一种“散而不松，缓而不慢”的叙述风度，使作品有了深邃、从容、典雅的情调，从中传达出了更深的韵味。正是这“洁、散、缓、雅”的语言，使他的小说呈现出散文气质，并获得美文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