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亲亲互隐，直在其中——《四书通讲》中最“烧脑”的伦理辨析
因为“正直之道”必须合乎“义权之道”，故而其中所承载的哲学价值和智慧含量才值得重视，不容低估。接下来将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思辨性、也最“烧脑”的问题之一，曾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争鸣[1]，从而将“正直之道”的哲学诠释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四书通讲》，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这个类似“天问”的问题，见于《论语·子路》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必须指出，这个故事聚焦的核心就是“直”与“隐”的关系问题，可以称作“直隐之辨”。前面已经说过，“隐”是“直”的“反面”，一般情况下，“隐”很难和“直”等量齐观。
但在这个故事中，孔子却告诉我们，根据“直道”的权变原则，正如在“邦无道”的前提下，“卷”“曲”“逊”“愚”都不悖离“直道”一样，在这个故事所面临的抉择困境中，选择“隐”不仅不违背“直”，而且是“直在其中”的！
窃以为，这个故事非常符合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论”[2]，具有丰富的语义空间，可以做哲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和跨界诠释。
限于篇幅，这里今从以下三个角度稍作辨析，以明其要旨和大义。
朱熹集注《论语》
其一是“君父之辨”，也可视为内外之辨。
乍一看，这个故事很像是一场辩论，正方代表是叶公，赞成“大义灭亲”；反方代表是孔子，主张“亲亲互隐”。
叶公所举的直躬者“证父攘羊”，公私分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犹今之所谓“政治正确”，似乎应该算是“直”的。但是，前面微生高的故事已经警示我们：“行迹”并不直接等同于“心迹”，外在的“直行”，未必出于内在的“直心”。
我们可以做一个“情景还原”——假定自己就是那个儿子，看到父亲犯了“攘羊”的错误，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才能既符合“孝道”，又符合“直道”呢？
不用说，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劝谏他，敦促其还人之羊，从而将错误可能带来的危险降至最低。劝谏父亲的行为，对于公权力或者说“君”而言，就是“隐”；但对于私人空间、亲情伦理或者说“父”而言，则属于“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子像
透过这个故事的“表层结构”，即公与私、内与外、情与法的现实张力背后，不难发现，其真正蕴含的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君父之辨”，也即君与父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
今人可能并不都知道，在儒家文化的五伦关系中，“父”是先于“君”的，《郭店楚简·六德》就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也就是说，“父子之亲”不仅先于，而且也重于“君臣之义”；前者属“自然法”，后者属“实在法”，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当两者发生冲突，后者亦当为前者稍作妥协与让步。
有例为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载：
明汲古阁刻本《三国志》
太子（曹丕）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君”所代表的“公”或“外”，与“父”所代表的“私”或“内”，两者发生只能“二选一”的抉择时，作为“人子”的“孝”，必须优先于作为“人臣”的“忠”。因为从“自然人”的意义上说，没有“父”，也有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无所谓“君”——况且，“君”也是有“父”的。
根据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君”即使掌握着强大的“公权力”，也不能强制臣下为了“尽忠”而放弃“尽孝”，也即“为君绝父”（这在古代叫“夺情”，是背离人道的）。
卢雪剪纸《孔子和孔子圣迹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子”一伦是不可选择、也无法让渡的“绝对关系”，而“君臣”一伦则是可选择的、甚至是契约式的“相对关系”。逼迫一个人为了“君”而背叛“父”，就像孔子所批评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等于是让文明人退回到“有君无父”的夷狄之邦，甚至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禽兽之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会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朱熹解释此章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3]
因为你一旦“为君绝父”，对于“君”似乎是“大义灭亲”，但对于“父”，则成了“落井下石”“无情无义”“卖父求荣”，也即自绝于“父子之亲”这一“人之大伦”了。这就违背了“直心为德”的原则。
换言之，“隐”虽然是“直”的“反面”，但却并不破坏“直”的价值，就“父子之情”而言，外在行为的“隐”反而源于内在情感的“直”。以迹求心，反身而诚，问心无愧，才是真正的“直”。孔子说的“直在其中”，也即“直”在“隐”中，深意正在于此。
阎立本绘《孔子弟子像》局部
其二是“经权之辨”，也可视为生死之辨。
前面说过，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卷而怀之”“佯愚”甚至是“曲”，都不会悖离“直道”，因为“直道”也必须合义达权。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时，选择“生门”，既符合“仁道”，更不离“直道”。
且看《韩非子·五蠹》篇的一则故事：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韩非子集解》
故事显然是《论语》“证父攘羊”章的“改编版”或者说“续集”。作者似乎是在按照孔子的思路对此一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予以揭示。
故事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楚国，因为礼乐教化较中原为晚，其法令十分严酷，刻薄寡恩，常以国法凌驾于亲情之上，故窃羊之罪很可能面临杀头之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儿子“证父攘羊”的行为，就很难被当作是“直”了。
好在故事中的令尹心明眼亮，他下令要杀的不是父亲，而是告发父亲的儿子。理由是其“直于君而曲于父”，他为了做“君之直臣”（这显然是个美誉），不惜做“父之暴子”！
试想，如果一看到父亲攘羊，儿子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检举揭发、邀功请赏，这样的儿子，等于视父亲为路人，早已失去基本人性，心里的“弯弯绕”犹如“九曲回肠”，哪里还有半点“直道”可言！
《朱子全书》
进而言之，“证父攘羊”不仅不是“直”，甚至连“曲”都算不上，而是前面所说的“绞”！朱熹在解释《论语·泰伯篇》“直而无礼则绞”时，两次提及证父攘羊之事，说：“若不当直后，却须要直，如证羊之类，便是绞。”又说：“绞如绳两头绞得紧，都不宽舒，则有证父攘羊之事矣。”[4]
相比“绞以为直”的“证父攘羊”之举，“父子相隐”不过是一“直在隐中”的“权宜之计”，完全符合“守经达权”的经权之道。
换句话说，如果明知“证父攘羊”导致的是父亲被杀，一个儿子还要这么做，只能是“绞”而不可能是“直”；甚至连“绞”都抬高了他，而只能算是“毒”了！
其三是“情法之辨”，也可理解为公私之辨。
可能有人会问：亲亲互隐，岂不是互相包庇吗？人人如此，法律的正义如何得到彰显？如果“亲亲互隐”可以容忍，岂不等于将情感置于法律之上，将公道置于私情之上，这不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是什么呢？……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当代学者的确就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长达十余年的争论，至今未息。“腐败论”者似乎抓住了一个很大的把柄，以此展开对儒学的攻击。
但是，恕我直言，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孔子主张“亲亲互隐”，并非就是认同“其父攘羊”，也不是希望他“逍遥法外”，其出发点不是包庇犯罪，而是站在人道立场，绝不赞同处于强势的公权力以“鼓励”甚至是“立法”的形式，引诱和迫使处于弱势的个体，选择主动“告发”或“加害”自己的亲人！
孔子深刻地洞察到，鼓励一个孩子告发父亲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一只羊的损失！
“腐败论”者在讨论“亲亲互隐”的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孔子不是在谈法律问题，而是在谈“正直之道”。
《吕氏春秋新校釋》
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外在的无情无义当作了“直”，那么“直”便走向它的反面——“绞”，甚至成为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再看下面的这个故事：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活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者之信，不如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故事也许还是好事者的杜撰，但其十分生动地揭示了“证父攘羊”者背后的“心理活动”，先是告发父亲以求“信”之名，再是“父诛而代之”以求“孝”之誉，足见其心术不正、天良丧尽矣！
这样的儿子，不啻为“虎狼之子”，与“正直”毫无关系！那种把“亲亲相隐”视为“腐败”之源的观点，无疑是把先贤对此一问题的“形上”思考，不费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处理，孔子明明是在谈“性与天道”，腐败论者却将话题“压缩打包”，使哲学问题降格而为政治及法律问题。
徐悲鸿绘《孔子演谱图》
反对“亲亲互隐”，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深渊，也即所谓“大义灭亲”。这种观点看似义正辞严，实则是以破坏的方式建设，以反人性的、釜底抽薪的方式维护所谓道义，其行为也许能获得暂时的“道义”满足，但久而久之，必使“人将不人，国将不国”。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大义灭亲”的方式反腐败，不啻将一把割阑尾的手术刀，直接插进了心脏！[5]历史上，此类教训和灾难甚多，殷鉴不远，何劳辞费！
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伦理建构和制度设计上充分注意到公权与私权、法律与情感、人道与直道等诸多因素的兼容与平衡，故“亲亲互隐”或者“容隐权”的思想，一向为历代法律所采纳和贯彻。
《秦律研究》
如秦律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汉律规定：“小罪可隐，告者有罪”，“大罪不可隐，隐者连坐”。这又是对“隐”的程度和范围的一种制约和调适。
又如唐《名例律》说：“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以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似此，皆可说明“亲亲互隐”的合理性已经成为古代法律的一种共识。
“亲亲互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公理”，而且也为西方现代法理所认同，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西方现代法律之“沉默权”概念，就与“亲亲互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唐律疏议笺解》
我们看西方电影，经常会看到如下桥段：警察抓住嫌犯，第一时间常会这样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在宣告，尽管对方是嫌犯，但依然享有基本人权，包括“沉默权”。
“沉默权”含义有三：其一，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拒绝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以免法庭对他量刑过重；其二，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其三，如其无力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而律师的职责则是尽力为被告人作辩护，使其依法享受应该享受之基本权利。
试问，既然连被告人都可享有“沉默权”，凭什么要求其直系亲属必须告发他呢？准此，则亲属亦当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
亲属当然无权充当辩护律师，但保持沉默、避免让亲人遭受更严厉的司法处罚，此一人性之本能心理和情感，哪怕作为一种人性的弱点，亦应当被法律制定者充分理解和尊重，如此方能制定善法，形成良治，营造和谐社会。
《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迅逼供》
职是之故，“亲亲互隐”的“隐”，既可作“容隐”讲，亦可理解为“沉默”[6]。事实证明，如果“容隐权”和“沉默权”这些基本人权不能落实，势必会导致公权力的肆意妄为，类似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还会不断发生[7]。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学界多年的深入讨论，儒家提倡的“亲亲互隐”相对于法家意味更浓重的“大义灭亲”，在学理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也为更多有思考能力的现代人所接受。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案，其中增加了如下规定作为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这说明，中华传统文化长期凝聚和形成的某些价值观，不仅不腐朽，而且很先进，不仅属于中国，甚至可以惠及全人类。
孔子在2500年前所说的“直在其中”一语，看似脱口而出，实则高瞻远瞩，蕴含着“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直道”智慧，有着超越时空和族群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思考和汲取，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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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郭齐勇先生主编的三部论文集：《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正本清源论中西——对某种中国文化观的病理学剖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学作品中，文字和形象不过占“八分之一”，而含而不露的情感和思想却占了“八分之七”。这就是所谓“冰山理论”。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6页。
[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1、912页。
[5] 参见刘强：《“亲亲互隐”的迷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3辑。收入氏著随笔评论集《有刺的书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6] 关于“亲亲互隐”的辨析，详参刘强：《论语新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358-362页。
[7] 按：近年陆续披露的于英生案和张玉环案，皆因有司刑讯逼供、暴力执法，导致受害人屈打成招而被错判。二人遭受牢狱之灾长达19年和27年不等，妻离子散，生活尽毁。是可见公权力滥用施暴之害，其破坏性远比单个的案件更加巨大，故“沉默权”之落实在当下中国尤为重要和必要，可无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