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面对大洪水，东西方神话差异巨大，反映出文明的基因差别

我相信文明基因之说，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古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有大洪水相关的神话传说，不过面对大洪水，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西方神话中凡人面对大洪水，选择的是乘坐诺亚方舟进行紧急避险。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逃避方式。而我国的神话最出名则是大禹治水，是以凡人之躯去治理水患，要比西方主动得多。很显然，我们的文明秉持的是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而西方文明则是屈服自然的消极思想。

　　西方的神话很简单，大洪水是神发动的，用来惩罚凡人的。而且惩罚方式非常残忍，要消灭绝大部分生物。然后神让凡人先知把每种动物各选一对，带上船，美名其曰“仁慈”——如果是真仁慈就不该发动灭绝人性的洪水，还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而我们的大禹治水，只是将洪水归结为妖魔鬼怪作祟，相对西方神话的解释要“合理”很多。换言之大禹治水神话其实是凡人斩妖除魔的故事，渺小的凡人去对抗力量无数倍于自己的自然灾害，这是多么励志的故事啊。神话里面的大禹以及他所领导的治水团队，是真正在帮老百姓的，要比西方虚伪的“神”仁慈得多。

　　而且西方神话是躲在船上等洪水退了才下船，重新繁衍文明，过程是简单枯燥的。大禹治水前面还有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内容，鲧采用的是堵的办法，结果失败了。禹在总结父亲错误的经验教训之后，想出疏导的办法，经历重重困难，九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才征服了洪水。这个过程曲折而情节丰富，要好看得多，而且还充满了智慧。哪里像西方神话，人类能活下来仅仅只是神的施舍，一点骨气都没有，境界差了十万八千里。

　　虽然神话是神话，但很能反映文明的基因问题。即便西方到了信史时代，在文艺复兴之前，面对自然灾害总是无能为力。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死了一千多万，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要说瘟疫，我国古代不比西方少，但从来没他们这么严重过。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在没有特效药的年代，古代官员处理瘟疫问题还是懂得隔离的办法，而西方黑死病爆发的时期，往往都是隔离了等于没隔离，与今天的操作是一模一样。

　　面对自然灾害西方文明往往最先举手投降，但我们的古人却会利用智慧动员一切手段去解决问题。

　　北宋时期杭州旱灾、瘟疫爆发，死者甚众。当时主政杭州的苏轼捐出了不少家产建立安乐坊（医院）用于隔离治疗病人，又从朋友那里求来秘方“圣散子”，救活了很多人。据说朋友叫他自己用，不要公开，但苏轼救人心切，还是公开了。之后这个方剂被收录在《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被后世医家所借鉴，治愈了很多疾病。

　　苏轼怕当地的富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进而导致从外地买来的粮食售价变高，便先召来当地富人让他们先行提高粮价。结果外地的粮商听说杭州的粮价高，纷纷将粮食运到杭州卖，导致杭州的粮食数量大增。之后又因为供过于求，外地进来的粮食又不好运回去，只好降价。外地的粮食一降价，本地的富人囤积的高价粮食也就变得没意义了，只能跟着一起降低。如此一来，大部分百姓都买得起粮食了。

　　因为瘟疫影响，当地生产中断，出现了很多流民，这很容易引起治安问题。苏轼脑筋一转弯，便想出了对策。他动用官银，雇佣流民去修工程，让他们有活干，一下子就解决了治安问题。而且流民有钱了，自然能买到粮食不会饿死。造的工程，又可以改善杭州当地的生活条件，可谓是一举多得。西湖苏堤就是那个时期修起来的，造福了无数代杭州人，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古人积极对抗自然灾害的时候，充满了智慧，这个是我们文明基因里的记忆，遗传给了我们，这也是我们能有效对抗疫情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人学不来的。西方人面对疫情，要么逃避躺平，要么将其归结为“神”的意志不加任何干预，结果就深陷泥潭中了，还祸害了全世界。

　　人定胜天思想，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可千万不能丢掉。面对困难我们都要往好的方面去想，不要太悲观。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分析问题，总结经验，运用智慧解决问题，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