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主义（五）：浪漫派保守主义 1790-1830 | 弗兰克·奥高曼
按：作者弗兰克·奥高曼（Frank O’Gorman，1940-），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代表作《漫长的十八世纪：1688-1832年英国政治与社会史》，编有《英国保守主义》、《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哲学》两读本。本系列译自他为《英国保守主义》所写的长篇导言，分12小节，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前四节见：
英国保守主义（四）：埃德蒙·柏克：保守主义之父 | 弗兰克·奥高曼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欧洲的应对之道是捍卫统治阶级，复兴天主教传统，理想化封建骑士制度，对抗民主的威胁，以及强化法律与秩序。这是一个战争、革命与反动的时代，响彻着观念的冲突（信仰与理性、进步与反动、寡头制与民主制）和利益的冲突（农业与工业、资本与劳动、国家控制与自由放任）。如何控制政治革命与社会经济变革这一团乱麻，这时的欧洲理解乏力、束手无策，这无疑为保守主义态度提供了温床。这其中，有位奥地利的保守派大师亚当·穆勒（Adam Muller），就提倡回归中世纪的风习与制度，尤其是战斗精神、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因此，19世纪初期大可谓之“浪漫派保守主义”兴盛时期。
然而英国的浪漫派保守主义者缺乏其大陆同伴那种清晰与逻辑严密。或许由于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在英国尚不明显，兼之没有持续存在的严重威胁危及汉诺威政权和当时的社会结构，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定型、不够鲜明的保守主义。尽管如此，它的主要特点仍可描述为对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推崇，与此同时则是对过去的理想化。浪漫派对教会、中世纪及贵族满怀热情。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将过去想象为乌托邦，从中获取对当下政治的启示。他们显然师法柏克甚多，常常自觉地将其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但他们将生活与情调、幻想与情感、怀旧与理想主义注入柏克的政治理论中。
在此过程中，政治环境的影响格外重要。1793-1815年正值英法战争，在这场史诗般的冲突中，保王派爱国主义潮流席卷整个不列颠。这不只是团结在王权周围。1790年代激进主义的高涨还在皮特政府中激起了一场“托利党反动运动”，基本的自由权在战时被废止。同时，一种保王派的“托利党”观念席卷全国。约有1500个保王党社团遍地开花，它们在政治和宗教上迫害异己、歧视激进分子、传播保王派文学等，而这一切都附带着对国家和教会的鼎力支持。
在这场观念之争中，最初的胜利属于那些在1790年代掌控、管理并支持“托利”政权的人。激进派和改革派基本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爱国主义”立场，将爱国主义价值与支持政府及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挂钩。对君主个人和教会机构的忠诚，很快转化成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爱国主义。由于对宿敌法国的憎恨达到顶峰，1790年代的新型爱国主义便将老约翰牛转变成厌恶法国、为教会和君王摇旗呐喊的托利党。诗人如华兹华斯者，初曾欢呼法国大革命引领新时代的到来，今则强调忠诚、宪政主义和传统等柏克式价值观，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朴素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团结在国旗之下。皮特政府与这种爱国情操打成一片。其支持者们最终组成了19世纪初的托利党。
保卫国家事关保卫教会，甚至可以说要保卫国家就必须保卫教会。唇亡则齿寒。教会依旧拥有道德权威。它的布道台是向世俗权力提供效忠、宣传和敬从之源。它的圣职是恩庇与财富不可或缺的现成资源。它的主教是可为上院提供可靠的行政支持之源。“因此，这个国家的教会体制与政治体制和谐共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E. Halevy）如此评价。然而老的不尊国教派的复兴与新的卫理宗的惊人发展，都对英国国教产生威胁。世纪之交出现的托利主义必然是一种国教托利主义。尤其是其拒绝给予不尊国教者与罗马天主教徒以更大的宗教宽容，这就为强势的国教至上论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是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对天主教解放的普遍敌意打出了托利党的一大旗号“禁止教皇制”（No Popery）。
当下的爱国情感被投射到对过去的爱国情感中。浪漫派保守主义强调柏克对历史的尊崇，但把它转化到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家的过去成了启迪当下灵感的宝库。伟大爱国英雄们的传奇经历成了小说、诗歌与绘画的常见主题。柏克并没有表达对中世纪的情感共鸣，但这种共鸣却在19世纪初期席卷英国。中世纪体制、城堡与骑士风度、骑士与淑女、英雄主义与神秘主义、盔甲与荣誉，这些民族历史上的乌托邦，对它们的怀旧让浪漫派魂牵梦萦。
这一骑士乌托邦的创造，不过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旧社会中处于守势的怀旧因素的产物。中世纪崇拜的天马行空是对商业社会价值观的直接否定，宣示着用感情取代商业算计、用直觉对抗理性和科学、用宗教对抗无神论、用想象对抗现实。认为过去社会有着稳定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和谐，这种理想化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历史中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社会想象之一。新兴中产阶级由于站在老贵族一边，将自身利益跟旧寡头体制的利益绑在一起，便继承了托利党的怨念。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托利激进主义”依靠的便是这样一种社会设想：各阶级的团结是靠情感而非恐惧。在要求社会改革和成年男子选举权上，科贝特的做派不像一个自觉的现代民主派；他只是呼吁恢复古老惯例和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地主阶级既已抛弃其家父责任，普通人便只好要求拿回他们失去的遗产。
科贝特 1762-1835，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最保守和最激进的人”
在普及这些价值观上，最多产也最有影响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他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在1814-1832年间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读者甚众。在诸如《艾凡赫》（Ivanhoe，又名《劫后英雄传》）和《魔符》（The Talisman））这样的小说中，司各特触动了读者内心强烈的中世纪心弦。在其他作品，比如《红铁手套》（Redgauntlet）和《威弗利》（Waverly）中，司各特以一种引人注目的爱国主义方式描写了苏格兰晚近的历史。但在其所有小说中，司各特都渲染了忠君、服从体制（包括其规则与仪式）、接受等级制和社会体制等主题。司各特将“历史”理想化，因为他认识到崇古是社会秩序的源泉，保存国家体制是爱国主义的来源。社会进步、公民权利和经济进步，这些都未被提及。其实，司各特像几乎所有浪漫派一样，厌恶新兴的经济学。“他们讨厌边沁和詹姆斯·密尔及其同伙儿，因为功利主义代表的是机器时代、藏污纳垢的城市与风雅道德的荒原。”（Russell Kirk语）他们讨厌后者，还因为新的经济秩序使大众堕落、道德沦丧。
司各特 1771-1832
司各特言必称过去，湖畔诗人则言必称当下的自然世界。他们渴望体验鲜活丰富、隽永悠长的意象，体验一种物我两忘的宁静，其诗篇即出于这种渴望而写就。浪漫派醉心自然，尊之为经验之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与柏克殊途而同归，最终都认为社会像自然一样，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古往今来根据一种神秘设计演化而成。在始于1802年的一系列政治十四行诗中，华兹华斯以一种勃发的带有诗意的爱国主义，唤起对家庭和对国家之爱。在《论新特拉条约》（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中，他断言只有激发欧洲大众的爱国情感，才能击败拿破仑。爱国主义则源于对自然的热爱。尽管早期他赞成法国大革命，但他逐渐认为，在这个充满压迫与暴政的世界上，英国是一切真正自由的避难所。像任何一位真正的托利党一样，华兹华斯对拿破仑被推翻感到欣慰，对英国成功保持其民族独立与自由充满自豪。英国这一成就就像他的诗一样，并非只让有学识的中上层阶级独乐，而是可以雅俗共赏。早在1800年和1802年版的《抒情诗集》（Lyrical Ballads）序言中，他就提出“日常生活虽小道，亦可从中反观自性，顿使其妙趣横生”。
华兹华斯 1770-1850
朴素的田园生活是通常的选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心中最本真的激情会得到一方使其得以成熟的沃土，受到的束缚更少，言语更加质朴诚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那些朴素的情感会更加简单，故而对它的思考也更加澄明。
这种对大众文化的崇拜，后来成为19世纪大众保守主义的强势主题，他们认为大众文化蕴含着永恒的人类价值。
然而华兹华斯与其他的浪漫派诗人及作家，都不满足于赞颂自然之美与乡间百姓的田园智慧。在智识层面，浪漫派的反抗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抗议。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自觉紧随柏克，认为人总是太复杂、太不理性，根本不会听命于那些生搬硬造的世俗概念的指示。他们惯于夸大人类的能力。而人只能对他所属社会的制度和习俗尽义务。同柏克一样，柯勒律治反思了潘恩的个人主义，认为只有人们各尽义务，才能产生一个共同的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宗教信仰重归其原本享有的基要地位，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对柯勒律治而言，宗教是政治的基石。要维护政治制度，就必须保护宗教体制。
柯勒律治逐渐认识到，人类和社会的最终归宿不在他领悟、理解与理性认知的范围内。相比19世纪早期的其他思想家，柯勒律治更加重视重申英国国教的理想。对柯勒律治而言，教会与国家的联合其实是捍卫因袭宪制、对抗理性与进步这俩强敌的第一道防线。柯勒律治梦想有一个“全民教会”（National Church），进行精神引领、树立道德模范，并借由知识分子（一群世俗知识分子）的帮助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准。
柯勒律治 1772-1834
因此，对柯勒律治而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他的宗教并非一种服务于炽热情感的宗教，相反它是一种发挥实际效用的力量，是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一种文化与社会学上的必需品。
像柏克一样，柯勒律治致力于号召国民抵抗激进改革派。他的《平信徒讲道集》（Lay Sermons）写于1817-1818年，意在提醒英国中上层阶级警惕激进主义，保持古老政体的运转，即使是在日益商业化的时代，也要寻求地主阶级的领导，效忠国王并热爱教会。《讲道集》呼吁的是更美好、更荣耀的生活，而非更深入的思考或更激进的政治。柯勒律治甚至比柏克看得更清楚，公共道德和讲因袭的传统主义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并且他跟柏克一样强烈地感受到，国家应当献身于道德目标。“我依然认为，人应分贤与不肖，而非以人头论。”柯勒律治是一位社会保守主义者，他主张等级、秩序与纪律，但是他也强调与财产相伴的义务、家父式统治以及贵族奢侈消费的必要性。
然而对于变迁与进步，柯勒律治似乎比柏克有更为精致的理解。至少，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是变迁力量与秩序力量之间张力的结果。在《论教会与国家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1830）中，他描述的理想国包括三个部分：地主阶层（提供稳定性和持久性）、商业与职业阶层（提供进步和自由）以及教会（提供教育和文化）。正是在这些部分的张力与有机结合中，有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存焉。
他看到工业主义正在威胁着旧的等级社会，而要保护后者就需要在新旧元素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为了促进这种平衡，柯勒律治在支持政府干预的道路上比柏克走得更远。比如，他设想了一种国家教育系统，这是偏离柏克式出发点的明显信号。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更同情穷人和弱势群体。柯勒律治曾以英国作家前所未有的严厉谴责身边社会，比如家父慈爱作风的崩溃以及对民众的剥削。他对放任主义悲惨的受害者深表同情。政府必须介入，从而保护工业化的受害者免受工厂主的盘剥，绅贵必须履行家父责任，保护教化那些比他们脆弱的人。柏克的自由放任理念，柯勒律治是不以为然的。
柯勒律治挺身反对1830年的《议会改革法案》，这一事实让我们无法得出他是个“反动分子”的结论。他相信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像柏克一样，他认为政治权力应该是财产的代表，而且在政治层面，需要在不同形式财产的竞争性诉求之间实现平衡。但与柏克不同的是，柯勒律治认为，为穷人谋福利无疑是政府分内之事。柯勒律治也远不似大多数浪漫派保守主义者那样，喜欢建立中世纪的空中楼阁、回归质朴的田园生活。至少，他的确在其哲学中竭力为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利益、阶级和问题腾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