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看不见的手”？｜阿特·卡登
按：作者阿特·卡登（Art Carden），桑福德大学布鲁克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本文译自 The Imaginative Conservative。
导 读
“谁更利于指导社会分散知识的运用：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国家“看得见的手？”
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岁入尽量增加。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亚当·斯密《国富论》
谁更利于指导社会分散知识的运用：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还是国家“看得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解释了人们由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而变得更有生产效率。他界定、解释了一些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市场“看不见的手”帮我们利用他人的知识，鼓励我们通过帮助他人而使自己受益。市场交易——自发行为更加广泛——这只看不见的手，根据社会成员而非政府官僚的愿景、计划和预期，形成对社会知识的有序利用。
“看不见的手”用来形容私人行为的公共效益
上面那段话是斯密最振奋人心、最为重要、又容易误读的主张之一。市场“看不见的手”把我们的私利转化为公益，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有意识地使世界变得更好，结果无意中增强了别人根据自己的偏好造福世界的能力。通过致力于个人幸福的最大化，“每个个人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岁入尽量增加。”
斯密注意到一种模式和产出。一位投资者、企业家或管理者，将自己的时间、才能和金钱投向那些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产业，至于他支持“国内产业”，并非因为他本身希望如此，而是因为权衡了对利润的渴望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之后，这样做最利于“他的安全”。
不过，他要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欲望是无限的。无论他拥有多少，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享用更多，但不必说这是自私或贪婪。例如，我喜欢旅行，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我便会计划多旅行几次。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也会考虑在精神、人道、知识等方面慷慨解囊。
第二，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亚当吃了一口苹果，那这口苹果夏娃就吃不到了。面包师不可能同时既揉面又劈柴；一块塑料既可以做咖啡勺，又可以做吉他拨片，但不能二者兼得。物质资源是稀缺的。
第三，他无法分享别人的才能、品味、价值观。这块地起先该用来栽苹果树还是橘子树？面包师该揉面还是劈柴？吉他演奏者和喝咖啡的人，对于如何使用那块特定的塑料，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这不是说只有吉他拨片对咖啡勺具有排他性，反过来说也一样；而是说，一块给定的塑料，具有特定的类型、成分和性质，只能这么用或那么用。
第四，投资者、企业家或管理者，无法分享别人的知识。考虑一下前面的例子，反映出我对化学工程或塑料多么无知。如果我想做咖啡勺或吉他拨片，我不知该从哪下手，可能“买点塑料”，可又不知道哪种塑料最适合做咖啡勺，哪种又最适合做吉他拨片。世界上有人知道这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读到这篇文章——但我近乎一无所知。
译注：亚当·斯密 （Adam Smith，1723～1790），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自由市场允许我们自由贸易，根据我们的需求和才能进行劳动分工
在此，市场“看不见的手”出现了。自愿的市场交易揭示了专业化模式、劳动分工、消费偏好决定生产。别人的才能、品味、价值观、知识，构成了“看不见的手”。我通过买或卖传递出自己的才能、品味、价值观和知识，别人通过接受我的买价或卖价的意愿，传递出他们的认知。别人的知识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把我引向专业化模式和双方满意的产品，前提是我们能完全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任何报价。
如同经济学家保罗·海恩在《经济学家不道德？》（Are Economists Basically Immoral?）里写的，市场交易意味着“人人都是赢家，至少人人都有被征求意见的权利”。交易双方是游戏的参与者，只有他们享有被征求意见的权利。
那些频频反对别人行为和交易的监督者，企图用国家“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他们看不惯的商品和服务，禁止买卖。这样一来，举例来说，关于风险——我已经准备承担——的有潜在价值的知识，就被他们破坏了。而且，国家允许监督者在对某物不具基本备认知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推理代替合理的价格。比方说，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场逼真的噩梦，我躺在病房里奄奄一息，后悔自己吃下了转基因食品。但是，仅仅因为我们能想象到它的发生，并不足以让我们担心。当我们用国家“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看不见的手”，从根本上讲，某些声音传递出来的知识就在社会话语中失去了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使资源脱离了专业化模式和生产——它带来最大社会产出、增加全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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