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子要地
本文作者：李云彪
那年九月，六子打发了母亲，关于母亲的最后一桩心事了结。而两个孩子，一个念高中，一个念初中，学杂费、生活费每年几千块钱，愁得六子快上吊了。指望种地那点收入能做个甚？除了交农业税，已所剩无几。看到村里急溜（脑子活泛）的人都进城了，六子没别的出路，只有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寻找前途。
天蓝个茵茵的，几朵白云挂在远方，偶尔听到南归的大雁“嘎嘎”的叫声，风个沉沉的，阳婆婆暖暖的，就像知道六子要出门似的。六子两步一回头，眼泪往下流，告别了生他养他几十年的故乡，坐上客车到了呼和浩特市。
别说，城里就比村里强，夫妻俩在郊区租了一间南房，在工地上干活，起码能挣个活儿钱。抛转(除去)生活费，供俩孩子上学还过得去。
命苦不要怨政府。第二年，国家政策变了，大部分土地改种草植树，留下一小部分口粮地，也不收农业税，还给补贴，补得还挺多，每人好几千块呢。六子打听到这个消息，想回村要地，村长说：“没地了，你把地扔下不管，村里给你缴了农业税，地也众人分了。"六子说：“我刚走了没一年，有多少税，我补交了还不行？”村长说：“不行，村里人不让，”村长忽然瞟了一眼六子拿来的一袋香蕉，又说：“不过我给你问问乡亲们。”六子死磨硬泡，乡亲们丝毫不给面子，楞是没个结果。
六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城里。
第二年，国家又给粮、油、炭等补贴。六子再次踏上回村的路。去二大爷三婶婶家串个门，吃个饭也算热情，一提要地人家的脸就拉下来了。六子心事重重地回了城。
第三年，六子联合村里出去打工的五六个人到了县政府说要地的事。信访办的两个人接待了他们。一个干部说：“你们要地，回村里要，村里给，政府同意。”六子说：“村里不给，村长说他们给交了农业税，自己扔下不种，别想要地了。”干部说：“那我们就管不了了。”
六子他们扑了一鼻子灰只好又回了家。
第四年，六子又叫了几个人去县政府要地。这次他们要见县长。问上次见到的那个干部：“麻烦问一下县长在哪个办公室？”干部说：“做甚了?”“要地。”“县长开会去了。”“多会回来?”“没准。”
他们又问了好多人，人家一看打扮，一听口音知道是告状的，就说，县长不在了。
几个人只好回家。
六子怎么也想不通：“我们出来打工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才走的，刚走了，地就被村里人分了，国家的好处一点也享受不到。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不知道给国家纳了多少税，缴了多少粮，怎么国家有好事就忘了我们？不能啊！政府应该想到我们这些打工人的难处啊。”
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修路、盖房、上自来水、兴修水利、医保、社保、精准扶贫……六子年年回去要地，年年空手而归。还是租的那间南房，是城里人吧，没有户口，没有房屋；是村里人吧，没有土地，没有补贴。这就叫一一农民工。
六子死心不歇，今年秋天要回去见见大疙蛋(大官)，听人家说县里最大的官是书记。六子他们六七个人想拜访一下这位书记大人，看怎地个。
大青山北麓的小镇，虽说是秋天，吹过来的风已经是凉嗖嗖的。六子他们下了客车，坐上小公交到了县党政大楼下了车，已经是十一点了。
雄伟的办公大楼威严挺拨。前面是宽阔的广场，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迎风飘扬，一枚国徽在大楼中间最上方挂着，熠熠生辉。五颜六色的花花草草长得喜笑颜开，好像迎接六子他们似的。中间是一条大理石铺的人行道，六子他们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快上台阶时，两侧停着好多小汽车。六子心想：“这么个豪华地方，这些大疙蛋应该不赖吧。”进了大门，问信访办的干部：“请问书记在不在？”“哪个书记？”“最大的书记。”“不在了！”“哪个啦？”“去市里啦！”“唉……多会儿回来？”“不知道！下班了！”六子心想：“怎么我们一来就不在了？大官不在找个小官也得问问。”想到这里，六子拦住一个圆头杏脑、梳着背头的人，长得好像个大疙蛋，于是，急忙掏出一包苁蓉烟，抽出一支，说：“领导，来，抽烟，”“不会抽。”“阁人是什么官？”那人一楞，“咋啦？”“我有个事问问。”“甚事？”“回村里要地。”“要地的人每天有，你们向村里的人要吧，我们管不了，人家要是给我们同意，人家不给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要不上，想请领导帮我们要。”“不可能，我们也要不上。”围过来几个人也帮那位说话：“这是咱们的李副书记，专管农业的，你们就回去吧，好好干活，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干部们都下班了。
六子出来，点了一支烟狠劲地吃了几口，陷入了沉思：“国家甚时候能想起来俺们？’’
坐上回城的车，六子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住上了新楼房，再不用租房子了，宽大宽大的，家电、家俱应有尽有，正在请亲朋好友庆贺，一家子其乐融融……
颠波了三四个小时的车，终于回到了城里。
“六子下车了！”一声喊惊醒六子一一原来是个梦。
看着一座座林立的高楼大厦，六子心酸地回到了那间小南房。
作者想说：政府免除农业税确实是好事，但在这里边无形中制造了两个农民群体的矛盾。好事变成了尴尬事，既然有了矛盾，政府就应该站出来认真解决，而不是推脱、躲避，把棘手的刺猬扔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