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与江苏社会风尚变迁研究
【摘要】江苏社会风尚变迁与大运河之历史休戚相关，约可分为四个特征各自不同的阶段。江苏社会风尚之变迁与江南文化之形成密切相关，江南文化则多与“运河时代”之“民富士文”相符。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经营促使运河两岸一系列城市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品格独特的沿运城市使江苏社会风尚呈“多元化”趋势。
【关键词】江苏；社会风尚；运河文化
自先秦以来，江苏社会风尚之变迁便与大运河之历史休戚相关，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先秦至秦末，运河直接服务于军事目的，江苏社会风尚以“尚武任侠”为主流。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有云：“开河筑堰，皆始于春秋吴国。”夫差开邗沟前，便有阖闾开胥溪之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开河运漕，春冬载二百石舟，东通太湖，西入长江，后名胥溪河。”同年，“吴开渎练兵，名练渎。”吴以尚武立国，通渠三江五湖，皆为征伐之用，勇悍擅战之风，数百年不堕。刘师培《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称：“三代以前，鲜用舟师。惟吴居东南，巫臣未至之前，乘车射御，未传其法。其民精于水战。”吴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征越伐楚，一度威震诸侯。《公羊传》《左传》称“吴之为君者，皆好勇轻生”。尤以阖闾为王之时人杰辈出，其中伍员、孙武皆千古传颂之兵家。吴人喜剑器，锻冶之术冠绝当时，《吴越春秋》有云：“（阖闾）请干将铸名剑二枚，一曰干将，一曰莫邪。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吴中子弟多效法专诸、要离之英烈侠风，重义气，矜然诺。秦末之时，项羽麾下多为吴中子弟，战巨鹿，克函谷，十荡十决，甘死如饴。
第二阶段为两汉至六朝，江南水利渐兴，江苏民俗渐与中原同风，社会风尚转向“好文”。汉承秦制，亦用古法，是以郡国并行。自吴王刘濞兴七国之乱，兵败后封国废除，吴地彻底归于“大一统”之制，江苏人民自此少历征戎。历次开挖疏浚也使得苏南水运网初具规模，昔日舟师渐易为货船。且因“沟渠交通，便于灌溉，故民多良田，土称沃壤”。吴人休养生息日久，勇悍之气日渐消磨，习尚渐与中原同风，由“任侠”转向“好文”。降及西晋覆灭，五胡乱华，中原衣冠南渡，江淮之地遂为“冠带萃居”之所，华夏正朔端赖吴地而得以延续。在南北对峙局面下，运河整治仍为军事目的服务，如徐从法《京杭大运河史略》所述：“太元九年（384），谢玄北伐，因'水道险涩，粮运艰难’，军队给养发生了困难，谢玄采纳督护闻人奭之建议，组织90000人对吕梁水道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于徐州建七埭以堰泗水，治理了徐州洪与吕梁洪之险。”
第三阶段为隋唐至清中叶，“隋朝开通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标志着中国古代区域发展进入'运河时代’”,“运河时代”的江苏社会风尚可归结为“民富士文”。陈宁骏《大运河漕运的兴衰》写道：“（唐代）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时至北宋，每年仅运至汴京的漕米便达600万石，是唐代最大年运量的两到三倍。朝廷为保证漕运通畅，于苏北设发运司收储江南物资，并修建了众多水闸以便“蓄水行舟”。再至元代，世祖忽必烈颁令大治运河水道，今日所谓京杭大运河于此时呈现于世。《马可波罗游记》有言：“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它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方便。……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过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降及明、清二朝，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已是全国经济之大动脉。明代直称其为“漕河”，奏疏中“国家财赋，仰给东南”之说正体现了行政中枢对江南的依赖。清廷采用满汉双轨官制，行政机构愈加繁冗，漕粮之需尤胜明代。作为一统南北的纽带，京杭大运河不但方便各朝中枢调动国有资源，也令江苏的经济重心地位历久不衰。
第四阶段为近代至今，江苏大运河由衰落走向复兴。19世纪黄河改道之天灾与漕政腐败之人祸终令运河断航，苏北仰赖漕运的城镇一度衰落，如扬州、淮安、宿迁、高邮、仪征等地。漕运时代虽终结，诸多航道仍有通航能力，尤其是占有运河总长度一半里程的江苏段。“导淮治运”工程始自晚清、民国时期，但纵有张謇等人苦心孤诣，末世治河难见成效。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平建设方得以拉开帷幕，江苏大运河亦迎来复兴。70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大运河江苏段的整改少有中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党和政府对江苏大运河整治工程的投入也大幅提升，“十一五”期间，江苏累计完成内河航道投资155亿元，与“十五”期间的37.8亿元相比翻了4倍。如王健所言：江苏省“是土地资源和能源匮乏地区，又是以重化工业制造业为主，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省份”，对于能源、建材之类重货运输，内河航运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为解决通航能力不足的问题，苏北、苏南运河分别实现了航道“三改二”“四改三”工程。如今，江苏大运河已全面复兴，作为省内“两纵四横”干线航道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南水北调”“北煤南运”及长三角地区物资集散的时代使命。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延续着历史文化，也承载着当代国计民生。苏北段“水上高速公路”与苏南段“感知航道”的建成，以及“申遗”的成功，对江苏经济建设及新时代江苏社会风尚有着重要影响。“水性使人通”，江苏人民既持盈守成，又灵活变通，在传承江南古风的同时，也走在现代化前列。
江苏社会风尚之变迁与江南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而江南文化则多与“运河时代”之“民富士文”相符。所谓“士文”，乃因汉文化重心南移之故。中原民众因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渐从胡俗，江南则因冠带萃居，渐成华夏文明存续之所。如刘师培所云：“秦汉之世，华夷之分在长城，魏晋以来，华夷之分在大河，女真以降，华夷之分在江淮。”东晋、南宋两次衣冠南渡，中原文明在山水清雅、宜于稼穑的江淮重新融合成型，催生了江南文化的出现。从中原文明南移的角度来说，江南文化非仅一地之风尚，而是华夏正统的重要传承。所谓“民富”，则多因“水利”。自隋代以降，各朝经营运河不遗余力，往昔病于水害的江苏民众遂享水利之便。一则是比中原更适于稼穑的吴地农业文明日益繁荣，后世史书可见财赋之区首推三吴。历代税额以江苏一省为最多，而江苏税额又以苏州、松江二府为最多。二则南北物资流通使运河两岸日益繁荣，城以河兴，江南成为我国最宜居之地。“运河时代”的江苏虽名列封疆，实不啻为直隶之重。
东晋、六朝、南宋得以偏安江南，令“民富士文”之江南文化成型，是以徐、淮之地为其屏障，此所谓“守江必守淮”，而欲守淮南，则必守淮北。淮北、淮南、江南同属江苏，正因形胜所致，江苏行政区划亦因此而成型。如今的江苏在清代分为江宁、江苏两个布政司管辖：江宁布政司所领府、州、县均在江北，惟江宁府（即南京）在江南，故南京风俗偏北方；江苏布政司驻节苏州，所领府、州、县除靖江外，均在江南。淮北、淮南之地势古今不同，亦因运河水道开凿之故：古代淮南之地，本来南高北下，自吴王通邗沟引江入淮，后世淮南地势变为北高南下；古代淮北水道本来西通豫省，自元代引泗、汶之水为运河，而徐、豫之间水道渐淤，于是淮北之水北接鲁、齐，不复西通梁、宋。运河开凿亦令江南山岭稀缺，刘师培称：“凡西来之山脉，均为运河及太湖所阻，不克东趋。”淮北、淮南、江南社会风尚各自不同，“淮北之地，平原旷莽，民风强悍；淮南之地，沟渎交通，民习于奢；江南之地，山水清嘉，民秀而文”。发展迄今的“徐淮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吴文化”可为三地之表征。
就江南文化整体而言，则淮北、淮南、江南实乃不可分割之整体，非江南“八府一州”之说所能局限。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社会风尚虽偏北方，但江南文化在东晋、六朝、南宋时期得以形成，徐淮的拱卫不可须臾脱离。由史可鉴，隋朝得徐淮之地而国昌，南唐失之则国灭。淮北乃南北襟喉之地，不仅是淮南之保障，更是江南之藩篱。淮南之地自三国时期便为吴、魏所必争。东晋时期，欲守金陵，则必以淮阴、彭城为军事重镇。宋王元谟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表里畿甸，捍接边境，因置府於此。”齐荀羡曰：“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於观衅。沃野有开通之利，方舟漕运，无他屯阻，乃营立城池。”六朝得以偏安，端赖淮南为屏障。日后南宋失淮南，而建康不保。明末福王都南京时所设四镇，亦在淮南。刘师培称：“征之往迹，则淮、扬、徐、海辖于江宁布政司，夫固地势使然，乃历古今而不易者也。”淮北、淮南、江南三地隶属一省，可谓历史与空间所致，历史指各代偏安，空间则指形胜。
“水是生命之源，城是文明之舟。”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经营造就了锦绣江南，运输、交换、中转、仓储等事务促使运河两岸一系列城市依水而建、因水而兴，苏、杭、扬、淮运河四大都市，江苏便据有其三。名城都市的确可作为淮北、淮南、江南不同文化圈的代表，但仍遮不住众多中、小沿运城市的风姿。如常熟，纵是人间天堂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亦难掩琴川的“旧里弦歌”。布罗代尔尝言：“与其用城墙和人口数字作标准，不如说，城市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于它在尽可能狭窄的地域内集中了最大量的经济活动”，“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种格局，有多少个'社会方程式’。”千姿百态的江苏被戏称为“大内斗省”，乃因这些运河城市鲜明的特性所带来的归属感，使江苏人的市民意识较他省为强。当江苏人追溯自身的文化根基时，多指向更具体的城市，而非由历史妥协所造就的省份。品格独特的沿运城市使江苏社会风尚呈“多元化”趋势，但历史上有南直隶之称的江苏并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同样是沉淀已久的文化概念。如何在多元基础上整合社会风尚各异的城市，形成江苏文化整体观，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作为徐淮文化的代表，徐州建城于4000多年前帝尧时代，古称彭城。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开邗沟、通荷水，魏国通鸿沟，扼汴、泗二水的彭城，即为中原通江淮之水运要冲。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徐州又为京师漕运必经之地。因居南北要冲之故，徐州又为兵家所必争，从古迄今发生战争200余起，所谓“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徐州以“汉文化”著称，沛县为汉高祖刘邦故乡。公元前195年，高祖破英布军于会缶后过沛，酒酣后击筑自歌，为千古绝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汉时期，先后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分封于徐州，他们的王陵加上汉代一些上层统治者和皇亲国戚归葬于徐州的陵墓，形成徐州地下两汉文化的艺术宝库。”正因此故，“徐淮文化”之底蕴多源自“汉文化”，而与江南文化区畛相异。
作为淮扬文化的代表，淮安、扬州皆为苏北运河沿岸重要商业都会。淮安建城于2200年前，秦代置淮阴县，汉代设临淮郡。古淮安为黄、淮、运交会之区，元代便有“水次千万家，蛮商聚百艘”之景象。明、清漕运总督署皆驻节于淮安，且钞关、盐引批验所亦设于此地，此城实可谓“因运而兴、因运而盛”。《续纂山阳县志》有载：“漕督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张煦侯《淮阴风土记》称誉淮扬人物“得燥湿之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上马可以杀贼，下马可以草檄。”此说有淮阴民间流传之“马上文”“胯下武”痕迹，前指枚皋，后云韩信。扬州建城史有2500余年，古为邗国，春秋时属吴，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于邗城旧址建广陵，故扬州又称广陵。其县城临江，为一都之会，则又名江都。隋定天下，始名扬州。运河始于扬州，扬州亦兴于运河。在“运河时代”，扬州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地位不输今日之上海，所谓“淮海雄三楚，维扬冠九州”。作为“运河第一城”，扬州所拥有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不仅为全省第一，亦是全国第一，故为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淮扬文化的繁荣昌盛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张梦琪《淮扬地域文化的历史特色及其成因》一文写道：
淮安、扬州都是典型的运河城市。毫不夸张的说，历史上淮安、扬州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均是拜运河与漕运所赐，他们与运河共生共荣，与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既见证了运河的辉煌，也经历了的运河的衰落，是当之无愧的“运河之都”。淮扬文化的发展历史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历史。
作为“金陵文化”的代表，省会南京虽非大运河沿线城市，但与大运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南京建城史有2500多年，公元前571年，楚在六合设棠邑。公元前541年，吴在高淳建濑渚邑，又名固城。至公元前333年，楚灭越，楚威王熊商欲借长江天堑为屏障以霸天下，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遂得金陵之名。魏晋六朝之时，南京名建业、建康，先后为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国都。六朝时期南京成为南方漕运中心，于东南方开破岗渎、上容渎，西接秦淮河，东接江南河（江南河即大运河江南段前身），与长江和太湖流域相通，成为连接建康城与太湖流域的命脉，为商旅交通、军资调配之用。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南京作为建康路（后改名集庆路）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治所，成为漕运物资发运、中转所在。当时南京沿江地带专门建立了漕粮转运的仓库，称集庆路仓。明代的南京作为留都，政治地位仅次于北京，大运河则宛如联接南北二京的纽带。卢海鸣《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一文写道：
如果说，明朝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是中国经济主动脉的话，那么，南京的一条条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为南京这座城市获取滋养；另一方面，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将南方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为封建王朝的稳定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就了南京自身的繁荣。
卢海鸣将南京与大运河之间的关系，分为先秦至六朝的孕育期、隋唐到五代宋元的磨合期、明代的融合期、清代的患难与共期四个阶段。南京在中华历史上数度庇佑华夏正朔，是四大古都中唯一未成为异族京师的城市。“金陵文化”是由衣冠南渡的中原文明与江南文化融合而成，其特征便是南北交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作为吴文化的代表，苏州、无锡乃苏南运河沿岸名城。苏州建城史有2500多年，古有勾吴、吴、会稽、吴郡、平江诸名称，公元1367年，明太祖改平江路为苏州府，苏州之名遂不再变。大运河至苏州枫桥分为两支：一支为运河故道，向东至上塘河达阊门进入护城河，经胥门、盘门东去吴江；另一支折南穿枫桥经横塘镇，回转东行，至胥门入护城河，达城南盘门。明清之际，阊门、胥门成为大运河水运总汇之地，阊门以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延揽四方商贾，胥门则以诸般货栈、客栈招纳各地客船，故有“金阊门”“银胥门”之称。阊门又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无锡建城史约3000年，自太伯筑城梅里，后有新吴、梁溪、金匮诸称，后因秦将王翦得碑而改称无锡。古运河穿无锡城而过，分城区为东西两部分。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称“古无锡旧有横河九道，插弓背，曰箭河”。至明嘉靖末年（1566），于城东另开新河，即今日从工运桥、亭子桥至南门外跨塘桥和清名桥一线运河。如今，苏南运河无锡段最先完成了“四改三”航道工程，该河段精心塑造了运河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人文景观。
所谓“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如海源金匮”，若云“太湖明珠”无锡乃吴文化发源之所在，“人间天堂”苏州便是吴文化发扬光大之城。中原文化最早输入时间约为吴国后期，肇始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澹台灭明适吴。《读史方舆纪要》云：“澹台湖，在太湖之东。相传澹台灭明东游于此得名。”《方舆胜览》云：“澹台灭明墓，在吴县南八十里。”后有子游（言子）受业于孔子，且孔子、子贡亦曾南游至吴。孔门诸贤唯子游为吴人，子游以文学著称，“其学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故后世南人学术，得其菁英。即子游流风之所被也。”吴文化之成型虽基于江南，却先后受到周、楚、齐鲁乃至海外文化的影响，又因大运河开通为商业文明所浸染，形成了开放、进取、擅于应变、富有创造性的积极品格，成为江南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作者：王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