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有位女人，一百多年前给出了自己生而为人的答案，并终身践行，即使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看来，她也是超前的。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所追随的人和阅读可能会深深影响一生所思所想，她灵魂上的开口奶是这样的：1861年1月12日，露·莎乐美降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座将军府邸里，沙皇亲自写信祝贺，新闻界也用俄文和德文报道了这一喜讯。莎乐美从小就有很强的反叛心理，包括对自己的性别。父亲和三位哥哥给莎乐美以很大的影响，男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她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性格中有着诸多的男性特征，也有着男人般深邃的思维能力，这也是她能够和一些杰出的男性进行思想交流的原因。这位千金小姐童年孤僻、落落寡合，但心智早熟，18岁以前的莎乐美学习了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教义、哲学、逻辑学、文学、戏剧等课程，并广泛阅读了笛卡儿、帕斯卡、席勒、歌德、康德、克尔凯郭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叔本华等人的著作，相当于一般大学生几年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素养，这些阅读和思考成为她灵魂一生的自由飞翔和独立思考的灯塔和路标，也为她传奇一生即将和同时代最伟大的哲人、诗人、思想家、文学家们交游和爱恋做了坚实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训练。即使今天，女人们依旧把男人的求婚当成最高赞美，但在一百多年前，十九世纪的莎乐美，早就不这样认为了。她一再拒绝男人的求婚，即使那个人是尼采。优秀的男人是她的学校，她从一个个男人那里毕业，直到自己成为校长，成为男人们的学校。她一生中接触到的第一位优秀的男性是荷兰牧师亨德里克·吉洛。那一年莎乐美17岁，因为内心的诸多困惑不能从牧师那里得到满意的解答而和教会、家庭及社会产生了许多矛盾，信仰危机使她陷入更深的孤寂和冷默中。 莎乐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命运把她带到了吉洛牧师身边。在莎乐美的人生经历中，这短短两年的时间是不可重复、刻骨铭心的。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和许多杰出的男性有过不同程度的友情、爱情，但吉洛牧师是无人能替代的，少女时代的爱影响了她的一生。1880年秋天，19 岁的莎乐美到瑞士苏黎士大学求学，选修宗教、哲学、语言学及艺术史等。一年后，过度紧张的学习损坏了她的身体，莎乐美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到意大利疗养。在罗马，她结识了德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杰出的领导人马尔维达·封·迈森堡夫人，并在夫人的文化沙龙中戏剧性地与思想家保尔·里不期而遇。保尔·里思想深刻，学识广博，而且宽宏大度、性格温和，有着一种高尚的人格魅力。两人好像多年的老朋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莎乐美觉得保尔·里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会像哥哥一样地体贴她、保护她，一个奇异的计划在她的心中形成。这个奇异的计划源于她的一场梦。她梦见在蔚蓝色的大海边有一座漂亮的大房子，房子的中部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四周墙壁的书架上放满了书，窗台上各种各样的鲜花散发着芬芳，一张非常大的桌子放在工作室的中央，他和几个男人围坐在桌旁，正在讨论问题，气氛热烈而紧张。工作室通向几间卧室，他们分别在里边居住，大家志同道合，亲如兄弟，既是一个工作集体，又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不同的性别结成了最纯洁的友谊。但是，保尔·里可没有把莎乐美当成一个小妹妹，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莎乐美。“这个身材高挑”、“长着一双闪烁着光芒的蓝眼睛，那高高的额头后面是积极的令人敬佩的思维”的姑娘令保尔·里饱受单相思的折磨。终于有一天，这位充满理性的哲人抗拒不住对莎乐美强烈的爱情，像一位绅士一样，跪地求婚。然而，莎乐美率直地拒绝了他。她说她到国外来是为了求知、求学，而不是为了结婚。心地善良，自尊心很强的保尔·里受到重重的伤害，他决定离开罗马，去医治自己的创伤。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莎乐美的反对，她不明白为什么男女之间除了做夫妻、做情人外，就不能做朋友？她告诉保尔·里，希望他留下来，一起实现她的梦。保尔·里动摇了，爱情不能强求，友谊也是很可贵的，他答应了莎乐美，并建议把尼采也请来。莎乐美对尼采的大名早有所闻，当然同意。于是，尼采在接到马尔维达夫人信的同时，也接到了保尔·里的信。保尔·里如此向朋友描述莎乐美：“她充满了活力，天资极为聪明，她具有最典型的姑娘气质，而且还有点孩子气。”从第一眼起，尼采就喜欢上了莎乐美，他后来回忆道：“莎乐美是我所认识到的极其聪明的人。”莎乐美也非常理智地记下了对尼采最初的印象：尼采一出现，就让人感受到他身上隐藏着一种孤独感……他视力不佳，使得他的特征格外神奇：即没有流露出对外界有各种不同的、外表上的印象，而只映射出他的内心。这眼神既瞥向内心，同时又瞥向远方，或者换句话说，像瞥向远方一样地瞥向内心。当他关注某个令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他的双眼在激动地熠熠发光；当他情绪低沉时，目光中便流露出阴郁的孤独感，而且仿佛是从无尽深沉之处咄咄逼人地流露出这种感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莎乐美、尼采和保尔·里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智慧，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三个人相处得很好。莎乐美那敏锐的思辨和特有的悟性,以及思维中反传统的勇气和果敢的想象力，赋予她的个性以独特的魅力，使得两位男性同时钟情于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年，他38岁。他怀着一种少有的兴奋向朋友们透露：一位女性进入了他的生活，他决定向她求婚。遗憾的是尼采的求婚也遭到了莎乐美的拒绝。莎乐美不愿意让自己独立的人格束缚在婚姻的枷锁下，她追求的是灵魂上的沟通和碰撞。但尼采并没有放弃对莎乐美的追求。尼采，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哲学狂人，这位孤独、高傲、冷峻的思想者，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力量，而第二次向莎乐美求婚的失败，摧毁了他的自负和自信。不过，表面上，尼采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莎乐美提议和保尔·里一起去照张相，作为他们友谊的见证。在摄影棚里尼采导演了一出喜剧：他让摄影师把一辆小推车推进布景中，请莎乐美跪在车上，他和保尔·里站在车前，用一条麻绳绑住两人的胳臂。又请摄影师找来一根棍儿做了一个鞭子，让莎乐美拿在手中。这样一来，尼采和保尔·里就成了拉车的马，被莎乐美拿着鞭子抽打着往前走。摄影师大声抗议，说这不成体统，可是尼采解释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姿态能表明他们三人目前的关系了。照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历史镜头，也留下了一句尼采的警言：“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可不要忘了带上鞭子！”秋天，莎乐美和尼采在图滕堡单独生活了近一个月，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思想交流更准确。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世界，或者说，两个灵魂在精神世界中遨游，他们仅仅是精神上的伴侣。他们探讨、交流着，彼此都能进入到对方的思想深处而产生共鸣，当然有时也发生争吵。莎乐美回忆这一段时光：“不是爱情、崇拜、调情和私通，而是工作、研究和哲学思考。”不过，莎乐美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她不能接受尼采充满痛苦的人生观和对人的不信任，以及他的悲观和孤独。尼采不是她崇尚的哲学家，她反省自己：“我们真的很近吗？不，我们还没有达到靠得很近的程度。恰恰是几个星期前让尼采高兴的那些想法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造成我们分手。在我们本质的深处，我们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我前一段时间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我和尼采完全有可能成为敌人。”一种无形的隔阂把莎乐美和尼采分开了，时间无情地磨灭了他们的激情，他们再也找不到春天在罗马时的那种感觉了。在莱比锡火车站，尼采送走了莎乐美。孤独像巨浪一样袭来，尼采陷入到绝望中。他精神恍惚，痛苦万分，一封封充满仇恨和恶意的信，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友谊，莎乐美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是哲学创作又让他起死回生。这年冬天，伟大的杰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诞生了。这是尼采的巅峰之作。1894年，莎乐美的论著《弗里德里希·尼采及其著作》出版，这是对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好纪念。“一个在瞬间就能征服一个人灵魂的人。”她，就是莎乐美。德国作家萨尔勃曾这样评价莎乐美，说她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缪斯，男人们在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中受孕，与她邂逅几个月，就能为这个世界产下一个精神的新生儿。”1883年，在和尼采彻底分手后，莎乐美和保尔·里定居柏林，一直生活到1887年春才分手。他们的关系既非夫妻也非情人，可以说是生活的伴侣。保尔·里把对莎乐美的爱深深掩藏起来，像父亲和哥哥那样关心和爱护莎乐美。在精神上，莎乐美对生活的热情把保尔·里从自暴自弃的悲观情绪中解救了出来，给他的生命注入了活力。两种互补的性格使他们生活得很和谐。1885年，莎乐美的处女作《为上帝而战》在德国出版，小说主人公库诺在莎乐美的笔下带有尼采的某种英雄的力量，他在失去信仰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并用自由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上帝而战》得到了文学界的好评，莎乐美被理论界誉为是在艺术上持不同见解、具有批判精神的年轻作家。1886年夏日的一天，一个人的闯入打破了莎乐美平静的生活。此人叫安德烈亚斯，是一位东方语言学家，在中东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冒险经历。安德烈亚斯是有备而来的，他不是登门拜访，而是登门求婚，而且是急风暴雨式的。他单刀直入，步步逼近，锲而不舍，充满了冒险色彩。莎乐美从一开始就预感到，这个奇特的男人带来了一种靠理智无法抗衡的魔力，她遇到了一位和自己具有同样意志的对手。两人间展开了一场力量和意志的较量，充满了戏剧性。较量的结果可以说打了个平手，在答应安德烈亚斯求婚的同时，莎乐美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第一，她必须保持和保尔·里现存的友谊和生活方式不变，不被婚姻所破坏；第二，她只能完成一桩没有夫妻生活的婚姻，即和安德烈亚斯不发生性行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奇特的婚姻居然维持了43年，一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而且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在各自的自由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和认可，好像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莎乐美订婚的消息震惊了社交界，因为大家都知道莎乐美对婚姻持否定态度。保尔·里更是百思不解。尽管莎乐美从一开始就向保尔·里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他还是痛苦地选择了走。他用一个特殊的方式告别了莎乐美，消失在远方。直到1901年深秋，才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保尔·里从悬崖上摔下来，意外死亡，出事的地点是他和莎乐美曾经共同避暑的地方，而且，生命的最后几个夏天和冬天，他也是孤独一人在那里度过的。莎乐美为此悔恨终生，内心充满了负罪感。1887年，在吉洛牧师的主持下，莎乐美和安德烈亚斯在荷兰结婚。莎乐美改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婚后她仍然是闪光的亮点，“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精神和情感的急风暴雨。”的确，有许多男性爱慕她、钟情于她。但是她知道怎样去和他们相处，怎样去理解他们，她从来不将自己归属于哪一位，她充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急流勇退”。同时，在交往中，男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男性的意志和力量，影响着她的人生。接下来的10年间，她共完成了8本书和50多篇文章，她对文学心理学的运用和她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在当时的文学界是超前的。“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我要的惟有你……”36岁时的爱情1897年5月13日，莎乐美收到一封署名“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人写给她的信。信中充满了对“著名女作家”敬仰、恭维的词语，还表达了希望能见到莎乐美、聆听她教诲的意愿。如果说在没见到莎乐美以前，里尔克是因为莎乐美的作品和名气而崇拜她，那么在见到莎乐美的一刹那，他更多的是为这位女性超凡脱俗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所倾倒。这位看上去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第二天，当莎乐美没有如约来到剧院时，里尔克竟失魂落魄，捧着玫瑰花在慕尼黑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最初，莎乐美对她和里尔克之间关系的发展是非常谨慎的。1897年，莎乐美已经36岁了，她有能力用理智来制约自己的情感。里尔克的激情则像孩子般毫无遮拦地喷涌出来，他用诗人的语言向莎乐美发起了炽热的情感攻势，像孩子一样向莎乐美苦苦哀求：“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我要的惟有你……”里尔克在无意间击中了莎乐美与生俱来的母性情怀。在某一个瞬间，她突然想起了自己17岁时和吉洛牧师的交往，要是那时候吉洛牧师拒绝了她的呼唤，她真不知道自己会在黑暗中怎样地挣扎。里尔克现在正是需要帮助、需要呵护的时候，怎么能拒绝他？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以一种伟大的平静和这就是天意的心态”，她打开了感情的闸门。莎乐美乐观、自信、充满活力的性格和她广博的学识带来的智慧之美，感染了生性忧郁、伤感，还有点自负的里尔克。除了精神上、心灵上的相通外，这时的他们是“身体和人已经不可分”了。他们的灵与肉如此和谐地融为一体，整个人仿佛经过了一次神奇的沐浴而变得容光焕发。在这次爱的历程中，莎乐美体验到了作为女人的全部内容。1900年5月，莎乐美和里尔克携手开始第二次俄罗斯之旅，并且第二次拜访了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莎乐美还带里尔克认识了许多知名人士，如俄罗斯绘画大师埃里亚·列宾、大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多年以后,里尔克和他的儿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瓦戈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同时，里尔克和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之间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也源于这两次俄罗斯之行。几年来，她更多地是像导师和母亲一样呵护着里尔克。里尔克在无意中养成的这种过分的依赖性，无疑对他是一种障碍，限制了他个性的发展，对他今后的诗歌创作没有好处。同时这种依赖性也束缚了莎乐美，限制了她的自由，1901年，莎乐美40岁整，她向里尔克提出分手。莎乐美把一张牛奶瓶子的包装纸塞在里尔克的手中，背面是几行潦草的字：“在很久以后，如果你的情况不好，那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这儿就是你的家。”尽管他们炽热的爱情仅仅浓缩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但他们的灵魂再也没有分开过。1975年，他们长达30多年的通信在德国公开发表，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的真实记录。这种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和支撑，就是到里尔克魂归九泉也没有结束。1926年深秋，里尔克因为玫瑰花刺伤了手指而染上败血症病逝，对于里尔克的死，莎乐美一直处在一种难以置信的状态中。两年过去了，莎乐美的论著《莱纳·玛利亚·里尔克》问世，这是对里尔克最好的纪念。七年过去了，莎乐美记了一篇日记，标题是《莱纳，四月，我们的月份——在这个月份，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一年莎乐美72岁，她在回忆36年前与里尔克相恋的时光。大多数女人的灵魂到50岁已经妥协了，“五十而知天命”，但对于一个自由灵魂的女人，她的生命从50岁开始。1911年秋天，在魏玛举行的精神分析学大会上，她与弗洛伊德谋面。这时候的莎乐美50岁，弗洛伊德刚55岁，由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为20世纪的人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靠着超群的悟性，她花了六个月，居然学完了精神分析学的基础课程。1912年秋天，莎乐美正式决定赴维也纳在弗洛伊德的手下受训。开始了长达25年的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直到告别人世。应该说，他们并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作为朋友，两人的理论观点也不无分歧，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彼此尊重。其实，弗洛伊德和莎乐美在智力游戏中是同一类型的天才，同样罕逢对手，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同样因为离经叛道而树敌多多，同样淡泊名利，甘于寂寞。莎乐美是弗洛伊德家的常客，而且和大师的女儿、助手安娜结成了忘年交。莎乐美对大师的为人和学说除了倾慕、敬重之外，也在学术上发表过自己不同的见解，并不是完全盲目地接受大师的全部观点。难怪弗洛伊德说，他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对这门学说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后来莎乐美不仅发表了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论文，还在弗洛伊德的鼓励下开了一家心理医疗诊所，一边从事心理治疗，一边进行学术研究。除了经常见面以外，从1914年起，他们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通信，那一时期正好是精神分析学会发生大论战、大分裂的时候，所以莎乐美和弗洛伊德的通信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莎乐美在《从师弗洛伊德》一书中，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大师的工作情况，是一部少有的关于精神分析学历史的文献。弗洛伊德75岁生日时，莎乐美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感谢您，弗洛伊德》，以表示自己对大师的感激和敬仰之情。莎乐美之所以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是因为无论在她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在与人的交往中，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她认为只能到精神分析学中去寻找答案。后来证明，这门新学说开阔了她的视野，使她对人、对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理性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屠戮使莎乐美看清人类欲望中最卑劣最阴暗的一面——魔鬼一样的嗜血如狂。这不只是某个军事集团的罪责，而是人类全体的罪责。她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有“反对普遍犯罪的感情倾向”，因此决定拿起精神分析疗法为患者服务。从1921年起，作为心理医生，莎乐美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忠告的极限，但她乐此不疲。她使不少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病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这的确是神奇的绩效、非凡的功德。1903年，莎乐美与丈夫安德烈亚斯迁居格廷根。新家是一栋二层小楼，房子四周是一片面积很大的花园，几棵老树郁郁葱葱，枝叶茂密。莎乐美很喜欢这里，夫妇俩住在这里直到去世。在这个家中，莎乐美写出了多部文学作品。1921年，长篇小说《家》，1922年《失去上帝的时刻》，1923年小说《罗丁卡》，这也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安德烈亚斯以戏剧性的方式缔结的婚姻经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好像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缀合在一起。莎乐美曾经想给丈夫找一个女人替代她，但是丈夫说要的就是她，无人能够顶替。后来莎乐美让女佣“承担了所有的义务”，女佣和安德烈亚斯生的孩子小玛丽长大后，被指定为莎乐美和丈夫财产的继承人，而且后来小玛丽陪伴莎乐美度过了晚年。生命的年轮按部就班地向前滚动着。当老年到来时，莎乐美和安德烈亚斯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在对方那里找到了感情的归宿。两人遗憾地感叹道，为什么从前就不能像如今这样给对方更多一点了解自己的时间？当然他们也为在有生之年能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感到庆幸。1930年，84岁的安德烈亚斯离世，1931年，70岁的她开始动手写回忆录《生命的回顾》。临到晚年，莎乐美身患糖尿病，还因为胸部肿瘤切除了乳房，但她从未抱怨过什么，也从不接受同情，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37年2月5日的夜晚。她是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本色的女人而告别人世的。“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人们立刻就会发觉这一点。她具有能够直接切入到他人思想世界深处的天赋，尤其是当她爱那个人时，她那巨大的精神专注力仿佛点燃了她爱人的精神之火……”——希尔·比耶尔莎乐美无疑是一位决定命运的女人，天生具有一种本事，让命运老老实实地跟着自己的节奏亦步亦趋。她不是那种紧跟在天才身后“拾麦穗”的安琪儿，却与天才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这才是她奇特的地方。
本文资料引用百度&《莎乐美：一位征服多位天才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