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鬼”李贺没有资格入选《唐诗三百首》?李贺:我太难了
李贺,字长吉,是唐朝著名诗人,也是唐朝中晚期诗风转变的代表人物,是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因其诗词爱用鬼神传说来托古喻今,人们说他的诗文都是“鬼仙之辞”,因而有“诗鬼”之称,更有人把他和李白相提,说“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在中国浪漫主义诗人阵营中,屈原、李白之后,也只有李贺能稳坐第三把交椅了。
然而,就李贺这样一个享盛誉、有地位的诗人,却没有一首诗入选《唐诗三百首》,不免让人觉得奇怪,究竟是《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对李贺有偏见,还有别有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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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名家辈出,名作遍地,唐诗存世数万余首,是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后人为了学习唐诗,编选了很多相关的诗集,而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部,非《唐诗三百首》莫属了,这部选集范围十分广泛,收录诗人77家,共311首传世佳作,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小学生学习古典诗歌的最佳入门书籍。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是清朝人孙洙,号蘅塘居士,他编选此书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作为稚童的启蒙读物,因此在选择诗篇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标准,在“序”中他这样写道:
“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其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飞翔之,白首也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
脍炙人口、浅显易懂,是作为启蒙读物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照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后世学者在研究《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又将其归纳出三个标准:取正不取变、取易不取难、取情不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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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正不取变
正,就是纯正,古代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所以这里的正,我们应当理解成符合儒家思想标准。
为什么要有这个标准呢?首先,当然是儒家思想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巨大;其次,读书是为了走向仕途,所谓学而优则仕嘛,参加科举(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走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而科举的选题都来自于儒家经典。
所以,《唐诗三百首》作为一本启蒙读物,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启蒙阶段,就养成纯正的思想。另外,《唐诗三百首》选编很大程度上受到沈德潜《唐诗别裁》的影响,沈德潜著《唐诗别裁》的主要宗旨,就是儒家提倡的“温柔敦厚”。
所以细数《唐诗三百首》中作者被选中的篇目,以杜甫为最,有39首之多,其次就是李白、王维,各29首,从这些选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这几位诗人一生的际遇和艺术成就。这三个人也有共同点,他们都生活在盛唐,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知音——这也是《唐诗三百首》选编的另一个重要宗旨:宗盛唐,主李杜。因为盛唐是唐诗的巅峰,而李杜又是盛唐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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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易不取难
《唐诗三百首》是启蒙读物,对象是初学儿童,所以编选的时候,都是选择脍炙人口的作品,通俗易懂。
那么难易的标准又当如何衡量呢?
简单来说,历史背景太复杂的、典故太多的、过于晦涩的、佶屈聱牙的,都属于难这一范围,是绝不会入选的,比如老杜的《洗兵马》一诗,确实是佳作,诗中描写唐军平叛胜利、赞扬平叛功臣、表达自己对天下太平的殷切希望,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并且用词华丽、对仗工整,王安石甚至以《洗兵马》为杜诗的压卷之作。
这首诗并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因为它的缺点(相对于启蒙读物来说)也十分明显,首先,这首诗长且难懂,有48句之多,其用典精准,但典故太多,没有足够的文学知识很难读懂;其次,这首诗的背景太复杂,一场平叛战役的起因开端、战争过程、战后封赏、以及作者内心情绪的抒发,都在诗中详加描写;另外,这首诗还有四转韵,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连基本的诗词格律都还不懂,更别提转韵这种高难度技术活了,就连顺利地吟诵完整首诗,对初学者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因此,《洗兵马》虽是佳作,却不利于稚童学习,所以未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
从长度来说,这两首诗和《洗兵马》一样,都有好几十句,但除了长以外,这首诗的学习难度并不高,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我们都知道,他写诗要先拿给老奶奶读,直到老奶奶都不再有疑惑,才算成诗,所谓“白首亦莫能废”,而这两首诗的背景也不复杂,以《长恨歌》为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安史之乱的发展,都时常被人提起,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稚童即便不能完全理解背后的含义,但总听过这些故事,诗中虽然也有不少典故,但比翼鸟连理枝、汉武帝的金屋这种典故,也十分浅显易懂,相比起《洗兵马》,白居易这首诗学习难度降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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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情不取理
在蘅塘居士编选《唐诗三百首》之间,流传最广的古诗选集是《千家诗》,这也是一部启蒙读物,其编选标准也在“难易”上大下功夫,蘅塘居士就对这一点作出了肯定评价:
“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
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了批评:
“随手拾掇,工拙莫辨……唐、宋人又在出其间,殊怪体制。”
这一批评之语,正是《唐诗三百首》取情不取理的标准所在。今人在谈论唐宋诗区别的时候,必然提到“唐主情、宋主理”,就是说唐诗以神韵见长,而宋诗重在说理。
唐诗固然是巅峰,但宋诗的成就也并不逊色,只是在编选一本启蒙读物的时候,就不得不注意情与理的差别,如果并在其列,学习的时候就难免混淆,搞不清唐诗和宋诗的差别,因此蘅塘居士在这方面做了抉择。
再者,蘅塘居士所处的时代,文坛以王士祯、沈德潜为盟主,这两位就是宗唐派,偏爱唐诗的神韵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选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编唐诗选集而不编宋诗选集,除了情理上的考量之外,也是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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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
我们探讨了《唐诗三百首》的三种选诗标准,接下来就来说说李贺。
李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的诗不合符《唐诗三百首》“取正不取变”和“取易不取难”这两个标准。
如果要概括李贺诗的风格,很多人都会说诡异空灵、悲冷凄苦、想象丰富,如《秋来》一篇,结尾写道:“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本欲写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却偏偏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鬼魂结合,诗人托物寄情的多了,但如李贺这般托鬼寄情的,不说绝无仅有,那也是凤毛麟角。
如果按照“取正不取变”的选取标准,李贺虚幻险怪的诗风,恰巧落在一个“变”字上,与“正”相去太远。
在流连于虚幻险怪的同时,李贺诡异的想象力,又十分让人费解,如《苦昼短》一诗,从时光飞逝,写到天东神木,最后归于刘彻和嬴政的消亡,无论是文字上还是逻辑上,不能直入李贺的心里,就难以把握他想表达的意思。
再如最著名那首《金铜仙人辞汉歌》,如果你不了解“金铜仙人”这段故事的来龙去脉,光是这个诗题就足以让人纠结很久了,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千古名句,我们都能从字面上理解,说世间有情之物如兰花一般,会衰老枯竭,苍天若有情,天也会老,但撇开字面意思,这两句诗又和“金铜仙人”有什么联系呢?这都是需要下功夫去学习的。
由此看来,李贺的诗,跟“易”毫不沾边,通篇都是一个“难”字,“取易不取难”的蘅塘居士,自然也就不会选择李贺的诗入《唐诗三百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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