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百年工业化道路（上）
1883年，一名叫阿诺德·汤因比的英国历史学家去世，他留下了一堆厚厚的遗稿，其中的内容都围绕着一个词，它具有足以把西方文明从中世纪与近现代划开的魔力，这就是：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二十三年后的1896年，一位年逾古稀、身穿御赐黄马褂的老人，正像个孩子般站在高楼大厦中间，周围人山山海，都是和他一样好奇的美国人。
《纽约时报》发文称“美国民众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他统治下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统治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这位“大清国总理大臣”就是李鸿章，他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一个正在风雨中飘摇着的古老帝国，而在他脚下踩的土地属于工业革命的“最新力作”、刚刚成为全球GDP第一的美利坚合众国。
于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古老的东方农业文明掌权人物直观感受新型的西方工业文明成果，面对如徐徐升起的朝阳般的美国，李鸿章向采访他的美国媒体表达了内心的直观感受:
“我很喜欢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这些都令我感到十分开心。而其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修建成了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中国和欧洲从未见过如此高的楼房。
这些楼看起来都坚固无比，应该没有任何狂风能吹倒它们。在我们大清，修不了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只需要一阵台风，它就会被吹倒，而且我们也没有像你们这么好的电梯配套，上楼会很不方便。”
英语采访原文：“ I am delighted with everything that I have seen in America,” said Li,” Everything has pleased me so much that it is hard to say what has pleased me most. What has surprised me most has been the tall buildings, of twenty and more stories.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em before, in China or in Europe.
They seem so welll constructed that they would resist any wind, perhaps; but we could not put them up in China, because the typhoon would soon blow them down. They would be terribly inconvenient were it not for your fine elevators.”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了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颠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而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在1840年前都和古老的中华帝国无关，哪怕马戛尔尼和阿士德分别率领英国使团两次带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军舰以及枪支武器，就在皇帝和大臣眼皮子底下走过，却被乾隆嘲笑是“只配给小孩子玩的东西”、一堆“奇技淫巧”罢了，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最终，爱新觉罗的后人们用实际行动彻底印证了马戛尔尼的话：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在那个庚子年，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紧闭的国门，一同被开启的除了上百年的近代屈辱史，还有从未在这片大陆上出现过的工业化。
中华文明每逢太平盛世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实用主义，在世界千年大变革的潮流中害惨了我们自己。当英国人开着蒸汽动力的战船、用新式滑膛炮轰击广州城时，清朝统治者终于慌了起来，下令沿海各船厂造战船迎战，并要求迅速铸造一批大炮。
然而，历史又开了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玩笑，造船厂回复造船图纸“无可考”（找不到），大炮倒是找到了明朝时期的图纸，那可是250年前的技术。
于是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真实发生了，英国军舰外面包裹白铁皮，底部为铜，用的炮是低碳钢铸造，性能提高了几个档次，火药技术也先进得多，炮弹是能打6公里的开花炸弹；而清军的红夷大炮最多只能打4公里，还经常炸膛，炮弹是不会开花的铅弹，水师战船也是人力发动的木船。
就这样的武器差距，基本等于无接触作战，清军的炮打不到英舰，战船追不上，而且也扛不住人家几炮，哪怕炮弹偶尔打到了也破不了防。由于英国人打到了天津卫，道光皇帝只好下令和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此签订（打仗不会，慈禧那套“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倒是一脉相承）。
当然，大清国皇帝还是要面子的，这样被“蛮夷小国”吊打还得了？中国封建社会最爱用的畸形实用主义顺理成章地被搬了出来，先被迫接受外国人输入的资本和技术，稍微有点经验后，再由官家主导建立一大批军工为主的工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浩浩荡荡兴起。
要说“洋务运动”完全无用，那就是在背离唯物主义辩证法看待事物了，从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欣会同桂良、文祥递上那份《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折子，到1895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由威海卫西口进港，并在刘公岛上升起太阳旗的三十多年里，洋务运动没有让中国富强起来，但为后来的工业化留下了种子。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京师同文馆以及那支在《美国海军年鉴》一项实力排名里位居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这些都是“洋务派”引以为傲的成果，自我封闭数千年的中国大地貌似吹进了新鲜的“西风”，洋人能造的东西我们也能跟着做出个大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身为维持清朝统治所带的封建性、处处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以及“官办”企业的管理腐朽性等等，这些都让看上去像梦一样美好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彻底被击碎。想学的技术学不到，生产基本还是只能靠高薪聘请的外国技师，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民众思想固化仍然愚昧不堪，一棵大树哪怕看上去绿芽丛生，但只要掀开挡着的树叶，里面早已是腐木，只等轰然倒塌的那天。
再说回李鸿章，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率团抵达日本马关，此时的他再也没有四年前的意气风发，为了尽量挽回损失，他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几乎恳求道：“伊藤大人如今你是刀俎，我是鱼肉。假使你真要割让台湾，我想大清是很难阻止的，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想清楚，一旦割让了台湾，中日两国必定会因此结为世仇，子子孙孙，你们可要想清楚。”
至于伊藤博文如何回复的，如今已无法考证，只是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的日记中，我们能略知谈判桌上的李鸿章有多悲壮，“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最初要求从赔款两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两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
国家积弱，哪怕是贵为顶级权臣的李鸿章也只能卑微求全，而历史永远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场景，2018年4月13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发动“精准打击”。
次日，在俄罗斯要求下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Bashar al-Jaafari）前前后后用了近半个小时怒斥三国无耻的“侵略”行径，他控诉英法美正在无视乃至摧毁现有的国际秩序，“三名侵略者”向恐怖组织展示了他们可以“继续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犯下罪行”。
虽然叙利亚代表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最终留给世界的仍然是处在战火中、一片废墟的叙利亚以及他落寞的身影，事实证明，真理还是在大炮射程范围以内，要想避免重蹈近代的覆辙，除了一往无前强大自己，我们别无他法。
而中国的工业化，也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覆灭后走向下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