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风：“花间”无复旧时春

谷　风

《花间新集》，是一部《花间集》的续编，即仿赵崇祚之例，于宋词、清词中，遴选具“花间”风味者，各五百首，别为两部(《宋花间集》一，《清花间集》一)，合为一编，以见“花间”之风扇于唐五代，绵延于两宋，又承继余脉于清，正如作者所说，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作为最早的词作选集，《花间集》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创作形式。“花间”一词，也渐成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不过在当日，它实在只是“诗客”们于持觞品歌之际，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即兴之作。在这人生得到解脱与满足的片刻，大约充溢于襟胸的，只是对生命的欲望与渴求，故奔来眼底之兴象，尽是人生中最堪留恋与回味的“瞬间印象”。“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蕙风兰思寄清琴”，霎时的婉娈与温柔，才相见又别离的惆怅，相别再难相见的长长的相思，生命的价值竟是如此单纯——功名直如粪土，唯有儿女情长！它是来自民间的“新文学”，所谓本色者，香艳与俚俗也，即一种最朴素的生命之欲求。“不着意一切具体性，而自然地酝酿成某种感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越是不具备具体性，就越是具有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村上哲见：《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虽无法一一指实其中情事，但在这感情的世界中，却正容纳了无数的人生。值得寻味的是，这本来不是中国文学的正统，但这样一种“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陆游：《花间集跋》)的风格与情调，却始终被视为词创作的“正声”。是不是有意要在常常是压抑着的心灵中保存这样一个“感情的世界”呢？

自然，“花间”词的受到推重，也还在于它所具有的浓艳而不失自然，精巧而不输气格，婉约却无晦涩之病的创作特色，显示了词的“别是一家”。

不过，以初学之浅陋，对这一部新集，却有一点点疑惑。

“宋人小令，犹袭唐风，欧、晏固无论已，虽苏、辛、姜、张，亦未尝不从此出。所不同者，面目情性而已。”——《宋花间集·叙引》中这样写道。意为“花间”之风，犹泽被两宋。但此编“总序”中却又论道，“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曲子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却不免令人稍生疑义。此“功臣”、“罪人”之说，似与“叙引”所论不合——既曰苏及苏以后之辛、姜、张仍从“花间”出，则可见不仅东坡之影响，实在“花间”之下，即东坡本人，也未背弃“花间”传统。东坡不过是于“花间”之外，别创了一种风格，并因此而为词的演变，注入了生机。实际上，文学创作的演变与发展，如果不是采取非文学的(政治的，甚或是暴力的)手段，本来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并非一个人、一部作品就可轻易改变趋向的。换句话说，一位创作家的作品如果足以影响一时风尚之所趋，则也必是时代使然，即这个时代本身，已经孕育了这种演变与发展的潜能。故无论功臣抑或罪人，皆未可专乎一人。更何况，一种文学形式的“好”与“不好”，原本不存在法律上的判断，论功尚可，却未可以“罪”论也。

有清一代，虽未曾断了“花间”余脉，但无论如何，这一风格，已非清词特色，亦不大作为人们评赏词作的主要标准。虽然，它仍有着不祧之祖的地位。张茗柯将飞卿《菩萨蛮》词别作新解，或不可取，但这一种“误读”，也正反映了清词在创作上、理论上都力求突破前人樊篱。明代的俞彦已经在说：“小令佳者，最为警策，令人动褰裳涉足之想。第好语往往前人说尽，当从何处生活？”(《爱园词话》)的确，经过千百次的重复，《花间集》中的兴象已变成一个个语言符号，既无初发芙蓉之鲜活与清新，便徒余摆弄字句之“摆弄”与“字句”，虽精光满眼，却只是顾影效颦，了无生气。当初的性灵之作，至此已成“赋得性灵”，故除却遥承余绪之外，恐难再有新的意境。朱竹自题词集云：“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此或为自己实有之情事作障眼法，但若用来描述《清花间集》中相当多的入选之作，却大致不错。《叙引》中说：“余选此编，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然犹憾其具《花间》之貌而神不及者，有神及而理欠者，此则时代使之然，才情使之然，奈之何哉。”“时代使之然”，自无疑义；曰“才情使之然”，怕未必——并非世无“花间”之才，而是“花间”无以尽才也。《清花间集》谓蒋春霖《水云楼词》“以琢玉镂香之句，寄椎心刻骨之情”；《历代词选集叙录》说：“清初之词，温韦晏欧之复兴而已；乾嘉以后之词，苏辛姜张之复兴而已”，(《词学》第四辑)也都是“时代使之然”的别一说法。可见即使“花间”遗韵犹存，亦为变调。此集卷前“题词·评语”中对大鹤词的持论不一，也正缘乎此。吕贞白独赏郑文焯《谒金门》三首，正是重其以幽咽凄婉之辞寄寓家国身世之感，即所谓有“寄托”也。并且，《清花间集》在批评清人词作之时，也并未始终持定“花间”标准。如谓严绳孙《秋水词》“意不能隐，境不能深，辞不能俊，句不能古”，便已是别易一种鉴赏评定的眼光了。

此外，《宋花间集》采录闺秀七家，《清花间集》于闺秀词却未录一家，亦有些令人不解。

以浅学之妄言，我以为，《花间》可续，却既难复“旧”，亦难见“新”——旧日春色，早已“因风飞过蔷薇”；今日春色，则“又是一番新桃李”矣。但我总觉得，“花间”风格是始终影响着词的创作与发展的，只是历代词人多将它融入自己的创作，以自成一家风格。若仍以“花间”为衡，从各家词作中寻其仿佛，则虽有面貌相近者，却是去古已远，真意难存。或者，此集的编选，旨在提倡一种风格，及对一种创作形式作一总结，则便如《清花间集》卷前“题词·评语”中所言：“尊选乃为上乘人说法，恐非初学者所能悟入”(周迪前语)，而我之惭惶，亦不待言；说“花间无复旧时春”，也仅仅是一种感慨或曰感觉，却决非判断之辞也。

(《花间新集》，施蛰存选定，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版，5.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