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响 | 姚安改土归流考
摘 要：明代之前，中央政府对姚安地区主要实行羁縻或土司制度。明朝政府平定姚安后，实行郡县制，设立姚安府，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土归流。原来的高氏总管为同知，知府均由流官担任。姚安守御所亦建立起来，并且与姚安府同城而治。从洪武十五年流官初设，到万历末年，姚安基本为流官所治理，土官只起辅助作用。清朝雍正时期，通过进一步的改土归流，姚安府土同知的历史得以终结。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对辖地采取类似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深刻影响了姚安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后汉族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有了全方位的融合，夷汉之间关系从“变服从俗”到“以夏化夷”，经济形态也从领主制发展到地主制。
关键词：明清时期；姚安；改土归流；以夏化夷
侯官响，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文化、区域经济史。
原载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唐于武德四年（621）置姚州，后改设姚州都督府，成为沟通南诏的重要基地。后南诏成为独立政权后置弄栋节度。樊绰《云南志》卷六称：“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他处。”[6]汉唐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在姚安置弄栋县和姚州都督府，名义上实行郡县制度，实则为羁縻政策。“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施以封授，只要其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世领其地、世长其民，而不过问其内部事务。南诏、大理国时期，姚安隶属于其“三十七部”。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姚安高氏世为相国。
姚州于元宪宗三年（1253）为蒙古军队所平，七年（1257）设统矢千户、大姚堡千户[8]。为了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驾驭和控制，元朝对历代王朝的羁縻政策进行总结，创立了蒙、夷参治，土官世袭的土司制度[9]。元末土司高寿任云南行省左丞，姚安路总管，后其子高保袭职。土官土司可以世袭，但必须经过批准。与此同时，土官土司作为朝廷“命官”，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之一就是向朝廷朝贡和纳赋。如果有战事发生，还要出金银、粮草、牛马等军需物资和兵丁。以土司制替代分封制下的羁縻政策，其实质是在承认少数民族首领既得政治经济特权前提下，将地方割据政权变成大一统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土司制度与中原地区的郡县制，还有相当距离，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弄栋县后，在一定范围实行屯田制度，才使汉族与彝族先民有了更多接触和交融。不过，此时在姚安，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仍以畜牧业或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唐代虽在姚安设立羁縻州，但因控制力弱，姚安主要处于南诏的统治之下。
南诏国是民族集合体国家，“乌蛮”奴隶主和“白蛮”贵族成为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其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高度融合。其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奴隶制经济是南诏国的经济基础。至大理国时期，姚安才进入封建领主制阶段。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段氏，诸侯们层层封授，并通过“朝贡”的形式，向国王及领主贡纳实物和提供徭役。彼时姚安为大理国相国高氏辖地，高氏即为当地最高的封建领主。
姚安路土司高保归附明朝后，姚安路遂改为姚安府，下辖姚州和大姚县。为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明政府在姚安府设置初期，即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改土归流和土流兼治，并以流官为主（知府），土官为辅（同知、通判）。《明史》载：“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11]为了削弱和限制土官权力，明廷在土司地区普遍推行流官辅佐，或者在土官之外增设同一职务的流官掌印。姚安府知府由流官担当，高氏总管为副职。根据征南将军傅友德的奏请[12]，姚安守御所亦建立起来，并且与姚安府同城而治。同时，在中原地区广泛实行的里甲制度亦在姚安得以实施。姚安府所辖姚州、大姚县分别编户四里，共八里[13]。
姚安高氏先为土同知，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十三年（1448）为土官知府，其后复为流官知府，土官同知。《土官底簿》载：
高寿，僰人。前元任云南行省左丞。故，男高保袭职，洪武十五年归附，十七年正月袭职。故，男高贤年幼，有弟高胜代袭原职，候高贤出幼，仍还承袭。永乐六年奉圣旨：“是。着他署同知事。钦此。”续该生员，老人偰思忠等告称：“高胜别无冠带。”永乐七年四月奉令旨：“着他冠带。钦此。”永乐十六年高贤告系高保庶长男，先因年幼，有叔高胜借职，今已出幼，备马进贡，告袭。本年三月奉圣旨：“准他袭，那借职的革了冠带，闲住。钦此。”后告照楚雄府女土官知府高纳的斤例，升做知府。洪熙元年三月奉圣旨：“着他做知府，只不世袭，那流官知府取回来。钦此。”故，男高嵩袭职，为照高贤知府，不系世袭。宣徳二年四月奉圣旨：“将高嵩发回查勘。”病故，奉清远伯王骥准令高贤次男高贵袭土官知府，参照高贤隠下祖高保原系世袭土官同知，伊父高贤保升知府，不系世袭情由，妄行告袭知府，三司委官明承前号勘合，隠匿不行回报，欲行都察院转行巡按，将高贵革去知府职名，仍袭土官同知，及查问前项违错官吏。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奉圣旨：“是。钦此。”患风症，男高翔成化十六年六月替职。故，男高凤弘治九年二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嘉靖九年十二月高凤患病，亲男高齐斗奉钦依：“准令冠带，就彼到任管事。”[14]
明朝在姚安府设立的以流官为主的体制，其原则是对副职同知可以经批准承袭，而对于正职知府一般情况下由流官担任。虽然亦有土官因有政声而担任知府的情况，但都规定“只不世袭”，因此姚安改土归流的成果在明初就得到了维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土司制度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代，而衰落于清代，如果就一般情况而言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然而就个别地区或特殊情况而言，则未必准确。比如楚雄府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在正统三年（1438）就基本完成了，其标志是知府和同知均由流官担任，并且州县的知州、知县也是如此；姚安府情况与楚雄府类似，只是正统以后直到清朝建立，同知均由高氏家族世袭。白族高氏担任姚安军民府同知，洪熙元年（1425）改土同知为土知府，正统十三年（1448）复为土同知，清雍正三年（1725）彻底改为流官同知；白族高氏担任姚州同知，洪武十七年（1384）实授职务后，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仍然袭职，之后不再见记载；李氏任姚州普昌巡检司巡检，在成化年间（1465-1487）仍有记载[15]。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为尽快稳定边疆形势，因袭明制，凡归顺土司，皆准其承袭，按明代原有官职授给。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土司》载，姚安府有土同知和姚州土州同两家[16]。明末清初云南社会反复动荡的局势，使高氏势力日渐衰弱。土同知高泰翟“义不仕清，避位为僧”后，年仅16岁的高奣映袭职。屈于吴三桂的压力，高奣映曾出任四川按察使。不久他“托疾挂冠”而去，并竭尽全力协助清军收复云南。三藩之乱后，高奣映因功授参政职，不久传职于子高映厚，出家为僧，专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后学之工作。
清初继续保留土司制度，如李世愉先生所言，“这丝毫不意味着清政府可以允许土司势力的恶性膨胀”[17]。在康熙中期全国局势和云南局势稳定之后，清政府中有识之士不断发表谈论，指出土司制度的弊端，建议改土归流。雍正改元，政治一新。作为清朝有为帝王，雍正主张“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反对以地域划分华夷。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提出了民族大一统的观念：“明代之君，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成一统之归?”而“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8]。如果说康熙时期在云南继续保留土司制度，是势所必然的话，到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则是势在必行了。
雍正元年（1723），广西巡抚高其倬升任云贵总督，由此揭开了清代云南改土归流的序幕。此时，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土司没有了，但恣肆横暴、残虐害民的土司却并不鲜见。清代姚安流官知府，多屈从于高氏土同知的淫威，致使高氏在辖区内横征暴敛，为所欲为。
洪武十五年（1382），姚安一隅为明军占领，即改路为府，任用流官为姚安府知府，姚安高氏为同知。尽管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十三年（1448）土官复辟为知府，但其后仍然是流官为知府。表1列示了明代姚安府知府任职情况。
明代政区划分为两京十三省，共15个省级行政单位，分别是直隶（北京）、南直隶（南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广东、四川、贵州、湖广、广西、福建、江西、浙江和云南。从表1可知，47位流官知府中，除2人籍贯不明外，剩余45人全部为云南省外人氏担任。众所周知，知府为府级最高行政官员，明代姚安知府全部出自云南省外，可见改土归流的彻底性。这45位知府，其籍贯分布于除云南、山西之外的13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四川省10人，贵州省5人，湖广、广东、直隶各4人，广西、福建、陕西各3人，江西、浙江、山东、河南各2人，南直隶1人。若进一步分析，可知出自南方省份的34人，超过了知府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北方省份则不足四分之一；13省中，邻近云南的四川、贵州、广西共18人，占知府总数的40%。之所以如此，应该是明廷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地理、交通方面的原因。出身北方的官员若到遥远的云南上任，跋山涉水，需要较长的时间，非常不利于任职的衔接。二是气候、风俗方面的原因。既要使用非云南籍南方官员，而又能更好地适应云南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非四川、贵州、广西籍人士不可。这些省份靠近云南，风土人情与云南相似，有利于对云南的治理。
若从47位知府的身份考虑，不外乎出身进士、举人和官生三类。除4人身份不明外，其中进士14人，占已知43人的32.56%，举人25人，占58.14%，官生4人，只占9.3%。进士和举人共39人，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取得入仕做官的资格，占知府总数的90.7%。而官生尚未取得科举功名，因此开始只能做一些较为低级的官员，待有政声，才可升为府一级的官员。
除同知任用土官外，府州的通判、知州也改任流官。明代姚安府19位任职通判中，除1人籍贯不明外，17位是非云南省籍，而只有一位来自云南府的安宁州，其身份也以举人居多[22]。40位姚州知州，除籍贯不明者2人外，38人为非云南省籍人士[23]。知府和知州分别为府、州主政官员，全部来自外省，可见姚安改土归流成绩斐然。此外除上述官员外，其他经历、州判、吏目、教授等职位，也渐为外省士人担任。
姚安府改土归流后，来自省外的官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采取中原地区的治理方式，如移民屯田、改革赋役、传播儒学等，促进了姚安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发展。明军平定云南后，在姚安开展的军、民屯田，虽然都司卫所军官侵占军屯田地不断产生，但也促进了领主制经济的衰退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
《明实录》载：“云南地方膏腴之田，多为权豪占据耕种，及将殷富军余隐占私役。”[24]地主制经济的出现，首先归因于军官地主的产生。各级军官也利用手中权力隐占卫所屯田，他们成了明代云南最早的一批地主。而云南最大的地主即是总兵官沐英的子孙。万历三十九年（1611），总兵官沐昌祚在云南各地拥有田地“多至八千余顷”[25]，并有一些分布在姚安府。
改设流官后，官府采用中原地区的财税政策，增立里甲、均徭、税粮、驿站等赋役项目，使得民户不堪负重，这样普通民户典卖田地的情况也出现了。甚至一些原领主属下的农奴，各携老幼逃亡外地，沦为外地各类地主的佃户。改土归流后，有的土司既失去了对土地、人口的占有，也失去了往昔的政治、文化影响，而使农奴获得了土地。另有部分土司向地主化转型。清代雍正年间，姚安府大姚县逸计厂（现属永仁县）开始了改土归流。雍正八年（1730），高土司家的统治瓦解，土地零散地落入富裕农民手中。雍正以降，是这一地区地主经济发展的时期。
改土归流制度下，当地官员大力兴建儒学，建立了义学、社学、府县儒学和书院等各级学校，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万历五年（1577）至八年（1580），在任姚安知府期间，建三台书院并在此讲学。儒学的推广使得姚安人才辈出，文化兴盛。早在宣德八年（1443），姚安府刘莹金榜题名，进士及第。[26]其间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由于汉民族及汉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强势和主导地位，少数民族子弟也需要学习汉语和汉字，才能在经济贸易、科举考试、仕途等方面更好地融入汉族社会。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来到姚安，原来“夷多汉少”的状况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汉族人口渐多，“夷化”的现象有了彻底改变。《大姚县志》称：“滇南多楚俗，而大姚俗近江右，则入籍者吴人为尤多也。”[27]移民姚安者，其先祖主要来自江西、南京、浙江等江南地区。姚安的卢姓，先祖为江西人，明代因趋盐井之利，“初到姚之白盐井，再分支于前场关”定居，支系繁衍，分为几姓；楚雄的鲁姓“原卢姓，后改鲁姓，初迁黑盐井，再迁于姚，并分住新村衣打拉”[28]。
明代之前，与姚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央政府对姚安地区采取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明朝政府平定云南后，在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上，注重完善郡县制度，进行改土归流。姚安改土归流后，除姚安府同知、姚州同知外，其他通判、经历、知州、州判、吏目等职位，逐渐为外省士人所担任，采用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措施，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内陆化进程。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过程，也是夷民本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明代的云南，由边裔变成腹地，文化与中州趋同，并导致西南夷成为了“云南人”[31]。在清代，汉文化话语权越来越大，吸引了各土著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纳。明清时期各级政府采取的治理措施，使古老的姚安在社会经济、民族融合等方面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迁。与中原地区相比，虽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却彰显了姚安与内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一致性，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历史逻辑的反映。
注释
[1] 江应樑．中国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2] 曹相．明朝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土归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23-29；周琼．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3）：55-66；马亚辉．雍正朝云南改土归流再探[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5）：31-36；王文光，李吉星．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J]．思想战线，2014（6）：58-61；陈维新．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J]．思想战线，2018（4）：57-68.
[3]（康熙）姚州志：卷16：形势[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36.
[4]（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91.
[5]（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97.
[6]（唐）樊绰．蛮书校注：卷6：云南城镇[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32-135.
[7]（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49-3050.
[8]（明）宋濂．元史：卷61：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1481.
[9]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23.
[1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36.
[1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36.
[12]（明）高岱．鸿猷录：卷6：廓清滇南[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69．书中云：“云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余年，屡经兵燹，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但当以今要害量，宜设卫戍守耳。”
[13]（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87：姚安军民府[M]．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5343-5344.
[14]参见：纪昀，等，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史部职官类：土官底簿：卷上：姚安府土官[M]．北京：影印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
[15]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101.
[16]（雍正）云南通志：卷24：土司[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23,227-228.
[17]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0.
[18]（雍正）大义觉迷录[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0.
[19]《雍正朱批上谕》第86册《高其倬卷》，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20] 清实录：第7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0：雍正五年八月甲申朔[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2.
[21]（道光）姚州志：卷2：秩官[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83-284.
[22]（光绪）姚州志：卷5：秩官志[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607-608.
[23]（光绪）姚州志：卷5：秩官志[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613-614.
[24]（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147：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庚辰[M]．影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2894.
[2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41：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257.
[26]（天启）滇志：卷9：学校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8.
[27]（道光）大姚县志：卷2：风俗[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10.
[28]（民国）姚安县志：卷36：人物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6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43,45.
[29]（道光）大姚县志：卷2：风俗[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10.
[30]（康熙）姚州志：卷1：风俗[M]//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3.
[31] 林超民．云南：活动的边疆[C]//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