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文集》：坚确不移的考证功夫与文学史学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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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男，山东兖州人，汉族。1929年生。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议组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8年，入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名作展》、荣获“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称号。2021年“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获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二等奖，参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获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袁世硕先生
袁世硕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半个多世纪。《袁世硕文集》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总结。《袁世硕文集》共5卷，卷1《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在齐鲁书社1988年版基础上增入《“蒲松龄及冠之年便作起志怪小说”说再辩证》等5篇论文。卷2为本次新编的《〈聊斋志异〉知解散论》，收录关于《聊斋志异》的艺术研究和名篇解读的论文；卷3《孔尚任年谱》以齐鲁书社1987年版为基础整理而成；卷4《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为基础，其中一篇移入卷2，另增入21篇论文；卷5为本次新编的《文学史理论·交流》，汇集了关于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为师友、弟子等的论著所作的序跋。
《袁世硕文集》为“山东大学中文专刊”项目资助的18家文集之一。汇编工作始于2018年，其弟子孙之梅主持汇编，袁世硕先生亲自指导。
《袁世硕文集》出版后，山东大学文学院举办了座谈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山东大学的学者二十多人出席，下面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袁世硕文集》（全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298.00元
点、面、线：袁世硕先生
学术道路的启示意义
纵观袁世硕先生的研究经历，可以发现他走的是一条由点到面再到线的学术之路。他最初选择的两个研究重点，是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和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孔尚任年谱》两书奠定了袁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地位。后来，他在对这两个重点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做了横向的拓展和纵向的延伸。横向拓展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作品展开全面研究；纵向延伸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并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史》。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作品之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袁先生选取它们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独到的学术判断力，为他的学术之路确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决不能孤立地仅就一个作家论一个作家，仅就一部作品论一部作品，而必须把他（它）置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放在特定时代文学的整体状况，特定文体的历史发展源流，以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整个人类文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考察，才能对他（它）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做出准确的分析和评价，这又需要研究者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理论修养。袁先生曾亲炙陆侃如、冯沅君等前辈名家，继承了他们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同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美学理论也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堪称将文献学考证与文艺学分析、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事业方兴未艾，许多年轻学子有志投身其中。他们都面临如何开启自己的学术之路、规划自己的学术人生的问题。袁世硕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成功足迹，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廖可斌教授与袁先生合影
初读《聊斋》二三事
关于《袁世硕文集》的学术方面，因为我不做元明清这一段的研究，不敢从专家角度来谈我的意见，只能是谈一点感想。
我印象最深的是袁先生《聊斋志异》的研究。没上大学之前，在农村没有书看，仅一本《聊斋志异》，就翻来覆去地看。念大学时，我有一个老师叫田泽长，对《聊斋》有一些研究。记得有一次田老师给我们做关于蒲松龄的报告，田老师将蒲松龄作《陈淑卿小像题辞》作了一些推衍，说蒲松龄在患难之中结交了一个如夫人等等。这使我对蒲松龄有了更多的了解。辽宁省图书馆有一个镇馆之宝——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我们都去参观过，所以印象比较深。
直到我当了教师为学生讲《聊斋》时，查阅相关材料，我才非常细心地读了袁先生关于《聊斋志异》的一些研究文章和著作，我才发现原来我过去从大学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蒲松龄的那个很生动的故事原来是个误解。
据袁先生分析，《陈淑卿小像题辞》实际上是蒲松龄为了他一位王姓友人的一幅画题写的。袁先生对这段事考察得特别详细。我认为做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考证一件事情，就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自那时起，我对袁先生的学术印象，由过去简单的崇拜，真正地深入到他的学术研究的实质里面，当然对他的尊敬与仰慕也日渐增加。
更加令我敬佩的是袁先生的文风和学风。对于田泽长先生考证的失误，袁先生非常宽厚、非常委婉地就在文章中一带而过，“是个误解”，但因为有了这一误解，这个故事才引起了关注。这样一种谦虚的态度与治学的方式，着实令人感动。
袁先生在工作中
眼光、格局与境界
读了五卷本的《袁世硕文集》，深感袁先生作为一流学者的眼光、格局与境界。
所谓眼光，是指自步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便选定一流的作家与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始终坚持此种学术选择。袁先生与一般学者所不同的是，他非常自觉地将山东的地域文学与主流的经典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特色，既能突出地域优势，又能跻身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地位，不仅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界绕不开的高地，同时也使其所处的学科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所谓格局，是指其所选定的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宽阔的学术空间。袁先生的成名之作是《孔尚任年谱》，这是他对戏曲研究领域的涉猎。随后他又将研究方向转向《聊斋志异》等古代经典小说，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最后他又转向诗文的研究，领衔主持《王士禛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这三位作家作品的选择，从地域上看均为山东地域，从高度上看均为一流作家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属于戏曲、小说与诗文不同的文类，覆盖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几种文体。一位学者的学术格局，是由其学术眼光、学术素养与学术能力所构成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一生学术贡献的大小。袁先生对于自我学术格局的建构，可以为那些已经步入和将要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所谓境界，是指一位学者一生所能达到的学术目标与学术高度。关于这一点，袁先生在其为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所作的序言《文史研究的三个步骤》一文中有过系统的表述，他借用乃师陆侃如先生的话，说文学史研究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朴学工作；二是对于作者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情形的考察等史学工作；三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的美学工作。这既是陆侃如先生言传身教的经验之谈，也是对张可礼教授朴学工作业绩的高度认可，更是袁先生本人学术研究内容的精炼概括。
左东岭教授与袁先生合影
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与启示
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影响下，传统考据和义理之学又受到西方思想与学术影响，注入新的活力。从专业领域的学术师承来看，袁世硕先生主要继承的是山东大学老一辈学者的考据学功底。从高亨、陆侃如、萧涤非、殷孟伦、蒋维松，到袁世硕先生的受炙导师冯沅君，基本都是这个路数。从这方面的成果看，袁世硕先生没有让他的师辈失望和蒙羞。《袁世硕文集》所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孔尚任年谱》以及若干古代文学研究的考据学成果应该是可以令其师辈满意的答卷。
另一方面，袁世硕先生的学术视野又并非囿于考据学。他一再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并强烈反对文学史研究中理论与作品的脱节。他几乎是以全面开放的态度，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方法观点进行遴选和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西方接受美学三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期待视野”、费什“读者反应”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等都有全面了解和批判式借鉴吸收。这些理论方法的吸收使用不仅丰富了袁世硕先生本人学术成果的深度和厚度，而且也为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为经典的成功案例。
纵观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个人以为对学人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是对于学术良知的坚守。其二是对于学术史责任的体认实践。我个人认为，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史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继承，创新，传送。这三个方面，袁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
《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6日在头版头条刊文介绍袁世硕先生关于西方接受美学的研究成果
文史耆硕 蒲学大师
袁世硕先生90多岁了，仍精神矍铄，读写之余，汇编旧著为《袁世硕文集》五册出版，将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亚里士多德语）之优势，嘉惠学林，堪称盛事！
以格局论，《文集》诸作以古典文学为主，于古典文学遍及诗文、小说、戏曲、文论各门各类，有作家年谱，生平事迹、交游、著述考证，作品成书、版本、流传及思想艺术评价，以及文学史理论等，已属博通；而难得是先生于美学和某些外国文学理论有深入探讨，在当代古典文学学者中极为少见，诚有贯通文史、融会中西气象。
以路径论，《文集》诸作或因教学之需而成，或因主编多种大型编著之需撰写，皆从大量、全面、反复深入考核文献中来，皆为应对于教学与社会读者之“实学”成果。其经世致用，诚“文章报国”之正途，岂世为急于“结项”或完成“指标”而著论者能望其项背!
以见识论，《文集》诸作自觉以“研讨问题为主”（第四册《自序》），故所著论皆承前启后，或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明，或有所匡正，而力戒浮辞。如写于上世纪中叶特殊年代的若干长文，至今读来，仍无“明日黄花”之迹，而有历久弥新之感，可谓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如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所强调和秉持“文学史的史学品格”“文学史的基本属性是文学研究”“文学史是历史方法的文学批评”等观点，都有正本清源、独树一帜的意义。
年轻时候的袁世硕先生
袁世硕先生与齐鲁书社三代人
五卷本《袁世硕文集》反映了袁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作为其中三部书的曾经的出版单位，齐鲁书社有幸见证了袁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辛勤付出，也乐见这些蕴含着袁先生心血的学术经典，能够以新的面貌修订出版，嘉惠学林。
袁先生与齐鲁书社三代人都有频繁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齐鲁书社建社之初，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24卷抄本《聊斋志异》。《聊斋》也是齐鲁书社一直看重和坚持的一个特色板块。1988年的1月，袁先生的代表作《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出版，周晶先生担任责任编辑。这本书获得了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袁先生与我社第一代编辑任笃行老先生等元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为任老辑校《全校汇注集评聊斋志异》提供了诸多帮助，并撰写了长序。任老担任了袁先生《孔尚任年谱》增订本的责任编辑，1987年4月出版。
袁先生与我社第二代编辑的交往则源于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通变和理论升华。他主编的《王士禛全集》350余万字，1986年前后策划、创意，2007年出版，整个编辑出版环节横贯二十年，是一部跨世纪的出版工程，由我们老社长宫晓卫先生担任的责编。《王士禛全集》出版后，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1999年12月，袁先生的《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出版，这也是袁先生的代表作，反映了先生在文学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
目前，学树长青的袁先生与又与我社第三代编辑开始了合作。他将倾注心血的《录鬼簿校订笺释》交给我们出版，由袁先生的再传弟子、王平先生的高足刘玉林，也是我们的副总编辑担任责编。这本书已进入三审环节，我们期待着这本书的面世。
齐鲁书社出版的《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和《孔尚任年谱》
《稷下序跋集》中的学品与人品
今已九十二岁高龄的袁世硕先生实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全能型选手”，凡文本赏鉴、古籍整理、文献考证乃至理论阐释均有深广涉及，晚年更直接涉入中西对话中进行理论思辨，沉浸于“疑义相与析”的探求而成就新说。这不仅表现出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的热情、执着与视野，尤其彰显出他在漫长的学术实践中善于汲取理论精华、始终将方法论的探讨置于核心位置的学术旨趣。
《文集》第五册的主体内容《稷下序跋集》，收录了袁先生为老师、学生和学界友人撰写的序跋文字，也包含了若干自序。涉及的学者，既有冯沅君先生这样名闻遐迩的杰出者，也有如杨海儒先生（蒲松龄纪念馆）等默默耕耘的普通者，更多则是自己的弟子。关涉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涉及小说、戏曲、诗文乃至方志，最多的应该是关于《聊斋》的文字。这些序跋类篇什，是袁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可见出他在研究实践中的观念、方法以及关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学术史评价。
总起来看，袁先生的序跋类文字并不多，绵延日久，出自不同的时期和语境，态度则一贯审慎而不敷衍，认真而无比笃诚，体现出特殊的“尊体”原则。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序跋也能够看到成长中的袁先生形象，看到他七十年学术生涯中坚实的、清晰的堆垛形态。他从不吝啬表达自己学术人生中的失误，不断进行真诚的反思。正是秉承这样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科学的认知，袁先生走过了七十年丰满的硕果累累的学术之路。
2020年冬天，袁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考据、义理与辞章的圆融
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套五册的《袁世硕文集》展示了袁先生在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和诗歌等方面广博的学术兴趣和成就。
袁先生在学界的知名本是以考据闻名，同时又对学术前沿问题保持敏感和思维的开放。这就是先生所说的“心思要活”。他从来不主张为考证而考证。他的研究着重研讨问题，而不是作一般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如在小说研究中偏重于文本结构的解析，探明其中部分与部分、层面与层面的关系，从而做出整体的认识。
一是文本细读。对明清时代的几部名著，先生从解析文本内部诸成分、因素的整合状况，认知其结构的基本特质，找到了深入小说文本内部的切入点。明清小说多世代累积型作品，题材、内容、主题的构成都有演述传统的沿袭与创造的问题。以小说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基本点入手，作出的解析、认知就避免了浮泛和不完全切合作品实际的偏向。
二是抓问题式的研究。袁先生为我们开设的小说史、戏曲史课程，主要研讨小说戏曲评论中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诠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称扬作品的艺术成就。对重要的、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做出回应，以使研究具有持续性和结构的深度。
三是敏感、敏慧，时刻准备接受新东西。2000年以来，袁先生发的文章就有41篇，跟随着新的学术热点和问题做出思考和回应。袁先生身体力行地教导我们，搞文学史研究、研究古代文学，不要过于故步自封，不肯与理论搭界，我们需要掌握理论，借助理论，但也不一一屈从理论，也可以提出概括性的观点，丰富、修正理论。
《袁世硕文集》出版座谈会合影
经典境界、求实理念、问题意识、理论视野
王平（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冯仲平（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日，业师袁世硕先生的文集隆重出版了。笔者追随袁先生求道问学多年，今再读先生文集，回顾多年求学历程，对先生的治学理念方法更为感佩。
一为经典境界。文学经典是指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并经漫长历史考验而获公认地位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有见识和眼光的学者理所当然会瞩目这些经典。不难看出，袁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几乎均为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作品。
二为求实理念。袁先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谨严学风，注重从基本的训释古义、稽考史实做起，不凭主观臆断，不尚空言浮议，总是力求掌握最充分、最翔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有关历史事实。
三为问题意识。袁先生重视挖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和发现新问题，通过考证奠定学术研究的坚固基石，发挥理论指导的关键作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
四为理论视野。袁先生重视理论探索，娴熟地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高屋建瓴地运用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文学与哲学的联系。
袁世硕先生与聊斋学
从1980年开始，袁世硕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蒲松龄生平研究论文，具体做法是以人物交游为纲，通过蒲松龄与师友之间的各种联系考察蒲松龄的事迹、行踪、品行、思想诸方面的情况。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与考订，袁先生先后考察了蒲松龄与张笃庆、沈天祥、西铺毕氏等众多人物交往的情况，从而厘清了蒲松龄生平经历中很多被前人忽略的重要事实。
关于《聊斋志异》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袁先生同样提出了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解。如关于《聊斋志异》志怪新质的发掘与阐述。袁先生认为，同样是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聊斋志异》中很多奇异的故事，都是蒲松龄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一些感受、感悟，为了寄托寓意而虚构出来的，反映了《聊斋志异》志怪内涵的本质性的变化。
（孙之梅 张倩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