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标准·黄开泰讲中医天命篇

​中医辨证论治，不用理论标准临床，规范临床，尊重病人的生命体验。病与不病的客观根据在病人之苦，什么病的判断则在“观其脉证”，求实求是地“知犯何逆”后的病机结论。

辨证论治的客观依据，是当时反应出来的疾病现象——异常的神、色、形、态，异常的脉象、舌象，病人异常的自我感觉，以及与病人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根据客观，进行“辨症求机”的主观思维——病性之辨、病邪之辨、病位之辨和病形之辨、病种之辨、病势之辨，再比较其标本主次，分辨其多少缓急，形成证候病机判断。

证候病机是中医的临床治疗目标，获得证候病机的思维是“辨症求机”思维，不是标准规范的对号入座。

“辨症求机”思维尊重活生生的人，尊重自然客观，不取舍疾病现象，不分离自然生存关系和社会生存关系，在就诊病人实际的生命状况和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形成诊断。

人是活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生活方式不同、生存状况不同、疾病性质有差异。中医尊重人的生命，所以2千多年来，在医治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疾病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病机理论。金元四大家，清代叶薛吴王，四川郑钦安之扶阳，河北张锡纯之滋阴，明·赵献可之命门，清·王清任之瘀血等等，枝繁叶茂，异彩纷呈。

中医有各家学说，是因为中医在命。西医重标准规范，是因为西医在形。

形，活人死人都存在，细胞因子、器官组织。命，因时代、因地域环境、因天地气交气化而有所不同。

死人活人天壤之别，用死人的认识，统一的标准，都是死的，不能变通，变通了就不是标准了。根据活人之命形成的理论，理论是活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能发展出不同的认识。

把人当人，尊重活生生的人，中医在《黄帝内经》的文化之道上，履行“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的文化职责。

《黄帝内经》的理论，是生命大同的理论，上及宇宙星辰，下察地理寒热，中联系人事苦乐，从根本上，把握了生命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规律。这种规律，是生命之同，是活生生的人之同，只要生命存在，这种规律性就存在。

活生生的人是个体存在的人，生命是差异化的生命。《黄帝内经》的生命理论，与物理法则的认识完全不同，没有将个体存在的生命客观，统一标准起来，而是根据生命之象、自然之象等可以感知的外在现象，循气的动态变化，关联性地思考生命，知生，知病，知死。

《黄帝内经》理论反映了生命之同的规律性，把握了生命之异的特殊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主观理论对现实客观的认识，既要求同，获得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也要求异，使主观理论走近现实客观，形成与现实客观相一致的认识结论。

五藏阴阳，生克胜复，经络气血，升降出入等等，是生命之同，活生生的人人人存在没有例外。具体到个人，就要多少盛衰，有余不足的区别，这就是生命之异。

生命之同，是内涵“我命在我”之异的同；生命之异，是天地阴阳、五行生克统一下的异。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生命真实，疾病客观。运用中医理论，会因为主观思维的目的性不同，而有异中求同，以同求异的思维区别。

从临床走向理论，发展病机理论，则异中求同。从理论走向临床，医治疾病，则以同求异。

人之命，五藏阴阳气化活动，因应环境，动态变化，这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的生命规律。但因生存环境和生命阶段的不同，同样的五藏阴阳的气化活动，有盛衰，有动静，有内外出入的差异。把人当人，就不能只求同不求异。

异，不能标准，动态变化，因人而异。天下没有由理论规范而生的人，没有按书面标准生的病。

中医现代化的临床特征，是证候标准化、规范化，即只求其同，不辨其异。在标准化、规范化的学术引导下，我们否定了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否定了病机的本质属性，不会“知犯何逆”的“辨症求机”思维，药理对应病理的机械还原，成为了中医临床普遍的情况。

标准规范是必须的，没有标准规范，物质理论不能形成，就没有工业化——造不出机器，没有智能化——造不出电脑，网络。在科学领域，标准规范几乎是无处不在。

在不同的具体学科、具体事物，标准规范是不同的，此标准不能用于彼学科、彼事物；彼规范不能用于此学科、此事物。但放眼整个文化之术，标准规范并非绝对真理，如文学、艺术，市场、营销，社会治理、军事策略，等等，标准规范、整齐划一，就行不通了。

标准规范是死的，僵化的，无差异的，存在于书面理论之中。生命是活的，变化的，多维的，存在于活生生的人。医学理论运用于临床，标准规范，就要取舍临床症状群，1，2，3，4，够标准了，5，6，7，8就不需要了。在标准的框框里，临床诊断以某些疾病现象为准，排除其它了疾病现象，所依据的疾病现象是片面的。

在片面的疾病现象的基础上，能获得具有生命可靠性的诊断吗？呼吸科的诊断标准，不需要消化系统的临床症状；内分泌的诊断标准，不需要心血管的临床症状，……，各科是分离的，形态是零散的，既失去了自然完整性，又丧失了多维联系，形态真实，形态可靠，会等于临床病人的生命真实、生命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