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田建文，男，1965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共党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线从事考古工作至今，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这是《通知》中的一段介绍，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没有修饰，看后却让人产生了疑问。1965年生，1984年就大学毕业。那说明，田建文不到16岁就上了大学，还是北京大学。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缺乏，大学生都被称为“天之骄子”，田建文作为北大的高材生怎么到了基层工作？当时实行大学生分配制度，组织决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不是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田建文的“主动回到家乡”背后有什么故事？38年在基层，寥寥几个字一笔带过的是一个人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就算毕业时有激情有理想，难道中途没有后悔没有纠结？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开始了对田建文人生的回溯。田建文出生在襄汾县北王村。襄汾县由襄陵县和汾城县于1954年合并而成，都是设县上千年的古县，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襄汾陶寺遗址如今便以“尧都”“最早中国”而著名。可以想见，境内文化古迹、遗存之丰富。有些报道说，正是村里的古迹，让田建文走上考古之路。
2005年1月14日，田建文在发掘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现场
田建文否认了这一点。他出生在普通农家，一个小孩子其实对考古没有什么认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小聪慧，5岁入学，进了村里办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半年后学前班停办，他就跟着一年级直接上了二年级。那时候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522”，于是，1980年，1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考大学了。田建文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三志愿是吉林大学。当时填报志愿，不像现在这样，是考完试、分数出来后填报，要在考试之前确定。看着志愿中这些名校，可以想见他学习有多好，又有多么自信。时过境迁，田建文现在说，“当时课本简单，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三所大学，他都选择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似乎证明了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其实，也不尽然。
田建文使用过的军挎包。
1980年，“文革”结束不久，特殊年代带给人的影响还很深，对于文学、艺术这些学科，总害怕被政治风潮所波及。田建文的堂伯父是县剧团的导演，之前受了些冲击，所以家里面并不希望他学文科，田建文从自己的性格和学习成绩出发也不倾向理工科。在文科的众多学科里，考古是冷门，且和土坷垃打交道多，挖出来什么就是什么，特性和理工科最为接近。所以，他才报考了考古专业。这样的阴差阳错，成就了他传奇的考古人生。上了大学之后，田建文才对考古有了准确的认知。宿白、吕遵锷、李仰松、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等这些全国著名的考古学界专家都是他的老师，实习的时候，带队老师邹衡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也就是在北大，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被激发出来。邹衡带他们去了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邹衡随便捡起一块小小的陶片，看看上面的纹路，就准确断定了年代。这让田建文崇拜仰慕，也让他确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书写中国古代史。如果说报考考古专业，还是田建文少时有些偶然的选择，那么这一次，他将用全部的才华和生命来证明他的选择。
2016年11月29日，田建文在山西蒲县古县乡曹村龙王庙附近做考古田野调查。
大学毕业的时候，田建文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高校教师，身居象牙塔，社会地位高，收入也不错，然而，田建文拒绝去报到。田建文说，他没学过教育，没有教书育人的本事，去了师范大学培养教师，不是误人子弟吗？更何况，当时全国只有9个高等院校有考古专业，没有任何一个师范类大学开设考古专业，他去了也无用武之地。“我想干考古，一点儿也不愿意去教学，只愿意从事具体的考古工作。”田建文说。然而，派遣证已经到了山西师范大学。那个年代，想改派并不是那么容易，田建文四处申请，诉说理由，宣示对考古的热爱。但制度就是制度，于是，他心一横，不上班不报到，直接去了侯马的考古工地。因为大学期间对晋国史产生的兴趣，田建文跑去了侯马。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所在地，有大量的考古工地。田建文赖在那里不走，甘愿当一个无名无分的临时工。10个月后，省里面看到了他的坚定，也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打动，把他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点还在侯马工作站，身份还是临时工，领的是技工的工资。从干部到技工，他虽感到有点儿落差，但能让他干考古，其他的也就都无所谓了。考古的意义，田建文说是要“书写中国史”，还有种诗意的说法是“追寻祖先走过的路”。但是，真正从事起考古工作，体现不出那种崇高感，更看不出一点诗意。考古工作者行走在荒郊野岭（田野考察），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发现，工作就变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凑碎陶烂瓦（拼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没有盗墓小说描绘的那么惊险刺激，一点小小的成果都要经过长时间枯燥且乏味的操作。
别人眼中的破陶片，在田建文眼中都是宝贝。
田建文大学毕业时20岁，年轻人有热情爱冲动，一些阻碍更会激发起好胜心来。所以投身于考古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热情终究不会长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和不计得失的韧性。对这种枯燥的工作，一旦过了新鲜期，就会陷入迷茫和无力感，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但也在日复一日中丧失斗志。田建文也有离开的机会，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是改变命运向上跃升的机会。1985年11月，晋南地区有个考古项目，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苏秉琦前来考察，田建文负责陪同。对这样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没一个老师不会喜欢。苏秉琦就想收归门下，后来又委托给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为了收到这个好苗子，招考条件简直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有重大成果，但有一个条例是：为侯马工作站培养人才。1989年研究生毕业，命运给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儿都比侯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弃了。因为他研究生学习的方向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认为，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在一线，必须在基层，于是又返回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当时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是个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补上这个空白。1991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会给他磨难，并让他从磨难中得到淬炼。1997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做了开颅手术。不幸中的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听医生劝诫，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颠簸，再次颅内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才算抢下这条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话说不了，路走不了。恢复的过程很艰难，然而也有几分神奇。因为在家里恢复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们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见所闻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们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术一年多后，两人在一起散步时，田建文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说，因为田建文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这项事业也不吝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1999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一线，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但几年后，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曾跨越过生死大关的人。田建文说，他恢复的方法就是走路。50岁以前，一天要走15000步，上午8000步，下午7000步。50岁以后，每天也有10000步。别人去考古工地坐车去，他就是走着去。不仅锻炼身体，同时也在思索考古学的一些问题，也在观察着工地周围的情况。2004年后，田建文决心要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连续参加或主持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几个大项目，成果斐然。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匆匆而缓慢，形象并不伟岸，也不光辉，然而，这样的一道身影，为山西的考古事业留下了传奇，更讲述着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中华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注释。现在，田建文有个绰号叫“二五蛋”，指他2020年在临汾、运城二市五县主持发掘过10个考古工地。而此前参与和主持过的考古项目就更多了。同时，历年也有100多篇50多万字论文发表，对枣园文化和晋国晚期都城的论证，更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么多成绩，得益于他38年来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勤奋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考古人薪火相传的治学精神。
9月17日，跟着田建文，山西晚报记者一行来到闻喜县上郭—邱家庄遗址。这是一处晋国晚期的文化遗存。路上，田建文随手指点，在遍布田垄和公路的原野上，勾勒出一座两千多前的雄伟城池。他说，这儿是古曲沃，曾是晋国第一大城。春秋早期晋国小宗篡夺大宗的曲沃代翼故事就从这儿开始。然而记者一行只看见青色的庄稼蔓延至天边，无法如田建文一样，眼中是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大戏。
田建文（右）来到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
遗址已经经过发掘，发现的陶片、瓦片装了成百袋，一袋一袋摆放在工地操作间的架子上，还有一些就铺在塑料布上，这是洗过要晾晒的陶片。探方也开得整整齐齐，往下挖了两米深，其中有些圆圆的坑。
田建文说，这是一个晋国晚期的大壕沟，是当时人们填埋垃圾的地方。但这个大壕沟连古人也不知道，下面还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活的遗迹。“这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这儿是劳作的地方。”他给山西晚报记者说着，和刚才一样，在记者眼里，这里还是平平无奇的土坑土堆，在他眼里，却已经浮现出四五千年前一户普通人家生活的景象。
发现的这些陶片、瓦片，得一片片清洗、拼对，也许能拼对出来个什么陶陶罐罐，也许本身就是孤立零散的，但没拼对以前，谁也不知道。这是个枯燥单调的活儿，且需要分外细致以及对这些陶片的熟稔。38年来，田建文早喜欢上了干这个活儿，毫不起眼的陶片，他会说花纹造型是多么得美。
这也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田建文，北京大学上本科、吉林大学上研究生，对他个人事业最有影响的就是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忠培曾告诉过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说活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张忠培的老师、新中国考古事业开创者之一苏秉琦坚持的观点。三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夯实着中国考古学的根基，为中国考古事业划定了正确的路径。
田建文素来要求自己“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他的收获和遗憾都来自于此。2010年，他在《北方文物》上发表过以此为题的文章，回顾了自己在侯马晋国遗址2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犯了没有吃透考古材料，就'乱戴帽子’的毛病。”比如因名取义，将侯马东台神村西北、汾河岸边三座大型夯土台基认作是祭祀汾河河神台骀的场所，事实上那是早已经消失在史籍中的晋虒祁宫遗址。
坚持这种学风，田建文有些时候甚至会反对自己老师的观点。考古大家邹衡是带着田建文实习的老师，他摸陶片的功夫尤其令田建文佩服和敬仰。1992年，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发现，邹衡先生断为晋国的始封地“唐”，但田建文发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否定了这种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遗址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田建文的观点，这让他感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大音声希！”田建文听说，邹衡先生非但没生气，反而非常赞赏。
每次来到考古基地，是田建文最开心的时候。
邹衡先生的误会，缘于接受古代文献的误导。田建文由此思考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的关系。他后来说，“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只能把一条文献当做一件器物或一处遗迹来看待，最终目的是达到与历史学殊途同归。”这即是说，不说文献或有真伪，哪怕就是真实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只能是互相印证，而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文献资料。考古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东西，考古工作者要以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去书写历史，即苏秉琦徐先生说的“考古学的目的是修国史”。
正因如此，虽然说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学、文字、文献、艺术等多方面的素养，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一套认知系统，才有可能达到或者走进人类的真实历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很早就有人类蕃息繁衍。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几百处，但多年来没有找到一处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田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这样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他的使命。田建文他们也在寻找，在晋南大地上“游荡”，听说翼城枣园村曾发现过红陶片，就跑到了那里，经过几天对周围地区调查之后，好戏在最后。同事杨林中后来回忆：1991年5月1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小河口水库东北的枣园村，一路上我笨鸟先飞拿着铁锹在前面披荆斩棘，薛新明唱着吕梁山民间小调，田建文跳着过河掉进齐腰深的淤泥里，快乐地来到枣园村。先是在村外调查但收获不大，抱着一丝幻想我们进村了，在一条通往村中的小路边垃圾堆旁边，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了。垃圾堆旁边的洋槐树上拴着一头牛犊，调皮的田建文用手铲挑逗着牛犊，牛犊恼怒之下刨动着身下的垃圾，结果竟露出红陶片，田建文激动地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清理发掘，发现这是古代房屋遗址，房内出土很多破碎红陶片，复原出二十多件陶器，其中泥质陶壶、钵、盆，陶质细腻，呈鲜艳的红色，独树一格。开始命名为枣园H1遗存，不久便改称为“枣园文化”。1999年又发掘了枣园遗址，在两米的地层内，发现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100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研究确定大约距今6400—7000年。这是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民、杨林中提出，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庙底沟文化谱系、渊源重新研究的浪潮。田建文的诸多成果都是如此，用确凿无疑、真实无误的考古材料，促使、推动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和认识。
田建文和同事去考古现场察看
夏县西阴遗址，在这个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地方，田建文和同事又一次发掘，得出结论，西阴文化完全可以替代沿用已久的庙底沟文化，并确定了它在仰韶文化中的定位。侯马晋国遗址，他提出宫城保护晋公、六卿占据“卿城”等的“新田模式”，得出“晋都新田为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战国一代城市形制的先河”；绛县横水墓地，田建文在清理出土的铜鼎、铜卣等器物上发现铭文，后来证明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倗”国遗物，一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西周诸侯国由此重新为世人所知；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结论，西周早期，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为晋文化一部分，对梳理晋文化源流、脉络和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另外，他的研究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延伸，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宋元辽金。他通过对稷山县马村金元时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总结出“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今天获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响明天乃至永久”。38年来，田建文成就惊人，他自己也颇为骄傲，以至于阻止儿子“子承父业”报考考古专业的理由竟然是“干考古，你再干也干不过我；因为你不如我幸运，没有那么多名师的指导。”38年后的今天，问起他最为得意的项目或者发现，他说是2018年在隰县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接近底部有钻孔的罐子。他据此判断，匈奴人来过这里。那个钻孔是匈奴人做奶酪留下的，汉族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说，别人看到也可能分辨不出来，那是他“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并且，那个发现印证了他们关于蒲县曹家庄墓地结论的正确性。蒲县曹家庄墓地是2016年初开始发掘的，清理出墓葬42座，时间从战国晚期延续到王莽时期。在曹家庄墓地一些洞室墓里，他发现了底部有大方形戳记的陶器。综合墓室规制和葬俗的研究，他由此断定是汉武帝时期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的墓葬。这一发现弥补了黄河以东的广大范围内未见匈奴文化的空白。让田建文最为感喟的是，曹家庄墓地整个发掘、研究过程，都是在他导师张忠培先生远程指导下进行的，是师生深厚情谊的另一种体现。
晚上，是田建文学习的时间。
尽管当时田建文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考古学家了，在张忠培先生的眼里，他还是那个20出头刚入门下的年轻人。张忠培对弟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也随时关注弟子们的工作。如果有错，还会像求学时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田建文说，老师时常批评他的论文，这么多年，也就有两篇文章得到过表扬。曹家庄墓地发掘时，张忠培已重病在身，时日无多，但非常关注田建文的工作，说“你现在只达到我百分之八十的期望。我走，最不放心的是你。”知道田建文的考古项目后，张忠培叮嘱：“你要珍惜这次发掘机会，弥补你田野工作的不足，专心致志地搞。一个人要发掘好一个大工地，认真写上一篇发掘报告，才能算作一位真正的考古工作者”，还要求田建文随时报告进展，“下次打电话，我就要听听你发掘的情况了。”随着项目的进展，张忠培时而提出建议，时而指出不足，知道他的重要发现后说“兔崽子，你可逮着了”；听到他的判断后难得表扬他“不错，你认出来了，这要靠平时的积累，有的人是认不出来的”“看陶器要看到骨子里，这次你做得不错”。田建文本来想请张忠培先生为发掘报告作序，可他却遽然离世，成为田建文最后的遗憾。但是，张忠培说过的话，是田建文一生的遵循：我要教会你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你再教给你的学生，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就能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了。说了这么多关于田建文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他是考古大家，是扎根基层38载的考古工作者，在朴实无华中为山西的考古事业默默贡献和付出着，但褪去这些荣光，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山西晚报记者在采访中问过他，“如果有时光机，你想穿越回哪个时代跟古人对话？”田建文嘿嘿一笑，不假思索道：“我想回到周代。因为那会儿有《诗经》了。”仔细一想，考古之外的田建文，是个爱诗歌，爱写东西的人，这份才情也折射出了他骨子里的浪漫、长情和从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从容，他能享受当下，用满腹才华反哺故土；也正是有了这份长情，他对考古工作如痴如醉……
从太原到侯马，高铁车程2小时10分钟，为了考古工作，田建文经常要往返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该院侯马工作站，尽管他身体有些不便，独自往返乘坐高铁却是他最常用的一种交通方式。他说了，不喜欢坐专车，很享受这种一个人外出的感受，看看窗户外的风景，赏赏鸟语花香很惬意。殊不知在侯马的家中，他妻子权美丽却对他牵肠挂肚，担心丈夫出行是否方便，生活上是否便利？常年工作在外，田建文对家里的事情操心很少，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浪漫的人，会从考古工地捡个叶子，从某个荷花塘摘个莲蓬作为室内装饰物。这就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怀有热情。
田建文与妻子权美丽
说起田建文，妻子权美丽最先用了钦佩二字，“他爱学习，爱看书，这个习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有。我挺佩服他的，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睡过一天懒觉，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书桌前查资料、整理考古卡片。”一年时间，有七八个月在考古工地，回到家里，田建文依然痴迷于此，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写文章，“我经常半夜起来发现，他还趴在电脑上敲字。让他早点睡，他却兴奋起来，告我写到某个段落，感觉自己写得非常畅快和开心。说实话，干考古，是他最开心的事！”从经历生死到重返田野，田建文的人生轨迹不得不说是奇迹，但是通过与其亲友的聊天，你就会知道，奇迹是他自己创造的，因为他的不放弃，才创造了重回考古岗位的奇迹。翻开这段回忆，寥寥数语听似简单，却道出昔日的艰难和辛酸，权美丽不时地皱眉、叹气，而田建文却在一旁憨憨地笑。等妻子说完后，他急忙补充，“我觉得老天待我不薄，虽然我这身体不便，但大脑没受损，我已经幸运得不行行了。右手不能写字，用左手正好锻炼了右脑。我是知足了，只要能让我干考古！”生活中的田建文，乐观、风趣。长途车上，随手拍下晚霞的照片，便发给网友们欣赏；永乐宫旁，柿子树下的一片叶子，被他视若珍宝，带回家珍藏在茶几垫板下；一块写着“谦受益”的木版雕刻，被他放在客厅里，时刻警醒自己。在他的朋友圈里，更随处可见各种打油诗，小到在考古工地上吃的一碗揪片，大到发掘出的一个碎片彩陶，都是他创作的源泉，而这些创作，也都离不开考古。田建文说了，他想回到古人创作《诗经》的那个年代，如果生在那时，或许自己创作的诗歌也能收纳入文集之中。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田建文的手机铃声，很有年代感，那是1984年程琳演唱的歌曲《风雨兼程》。这段手机铃声，记载了他与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的故事。
1985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田建文，毅然回到侯马工作站工作。同年，76岁高龄的苏秉琦先生来侯马参加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田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负责会议录音，第二项任务就是在会议结束后，给老先生放些欢快的轻音乐，丰富业务生活。为了完成这项任务，田建文跑遍了侯马的大街小巷，却没有找到轻音乐，无意之中找到了程琳的一盘磁带，上面有《酒干倘卖无》《小螺号》《风雨兼程》等歌，没想到苏老先生惟独喜欢《风雨兼程》，还让田建文把歌词抄录了出来，只要会议结束就在房间里等着田建文来给他放音乐。一来二去，一位学界泰斗，一位考古界新人，就因为一首歌曲，建立起了深厚的缘分。权美丽告诉山西晚报记者，有了智能手机后，田建文就把手机铃声改成了《风雨兼程》，一方面他在怀念苏老师，另一方面，这首歌词似乎也呈现了他这辈子面对考古工作的心路——风雨兼程！田建文是个长情的人，尊师重道，更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1986年，他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张忠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深受张先生栽培和教导。“我做考古卡片的习惯就是张先生教我的，让我受益终身啊。你瞧，陶寺考古报告共出了4本，我把里面关于陶器的卡片都整理了出来，这就相当于知识点，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一看卡片，就能知道年代、造型、纹饰，非常方便……”提起张忠培先生，田建文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作为张先生的亲炙弟子，他觉得自己没给老师丢脸，更是把这种习惯坚持并发扬了下来。要说田建文和老师张忠培的关系有多好，通话记录是最好的证明。从2013年开始，田建文每天晚上9点，雷打不动地和张老师通电话，话题丰富且单一，聊考古、聊文章、聊出土物，有时也会聊到做人。权美丽说，田建文给老师打电话的时候特别认真，很多时候都是站着打电话的，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先生晚年寂寞，就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得益于先生的教诲，理应去为他分忧解愁。”这个电话，一打就是4年，1400多天……田建文之前用过一部手机，已经破旧不堪了，他却视若珍宝，因为里面有他和老师的对话录音，他不时地会拿出来听一听。在田建文的电脑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收录的也都是张忠培老师与他的通话记录，这是属于田建文的独家记忆，深情且隽永。38年扎根基层，多次放弃留在北京以及在太原工作的机会，很多人都好奇田建文的精神动力是什么？“我就记得刚上北大时，我们辅导老师王春梅说的话，'你们是天之骄子，22个农民需要不停地劳作一年，才能供出来一个大学生！’”当时，田建文才15岁，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样的天之骄子，但却清楚地明白，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上个大学，要消耗22位农民的血汗。田建文说：“那时，我只有一个理想，好好学，好好干！”
田建文在工地检查考古报告
这么多年来，田建文确实在做着“一根筋”的苦功夫，比如上文提到的关于陶器的考古卡片，密密麻麻的线图，不同的纹饰、造型，田建文都一一进行了整理，他摸清了山西考古遗址上的陶器“家底”，就连全国各大考古遗址中出现的陶器，也都做了类比和分类，很多庞杂、细碎的工作在他的手中变得整齐、规整了起来，形成了一幅以全国为图版的考古手绘地图……38年来，除了在工地上，田建文的时间就是用来做案头工作了，用左手单字敲打键盘，可想而知他付出的辛苦要多于常人百倍、千倍。
“这么多年做一件事，你不累吗？”“不累，这是我的养生之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整理考古卡片，人立刻气定神闲下来，我很享受这种工作，这是我的幸福所在。”在山西晚报记者采访田建文的两天里，还跟着他一路闯荡，在临汾参与了晋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遇到了众多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山西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畅海桦说，“田老师诲人不倦、乐于助人，他非常无私地指导学生，教学生们做学问、做人，也经常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与学生们分享。在我们眼中，考古真的是他的命根子。”
“一根筋”的外号，似乎和田建文已经脱不了干系了，对考古工作一根筋，对基层田野工作一根筋，谁都知道，只要在田建文面前聊考古，那可以上溯五千年无休止，畅聊一整晚不停歇。“有没有想过多会儿退休？”面对山西晚报记者提出的问题，田建文不假思索，“只要能干就不退休，我觉得我至少还能干个10年，实在干不动了，我就回家写文章去，哪怕给后辈儿们分享点经验也好。”
采访的最后一天，田建文领着山西晚报记者去了闻喜的某处考古工地。那天，天空中飘着细密的雨点，田野道路上泥泞不堪，原本10分钟走完的路程，愣是走了20多分钟，田建文的裤腿上、鞋上早已沾满了泥巴，发丝上还滴着水珠，可是他全然不顾，在工地上举着一片彩陶碎片说，“你瞧，它多漂亮。”
在山西考古圈，人人都知道田建文。毕竟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名校毕业，放弃各种优待，放弃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扎根到荒野之中，一待就是38年……很多人都好奇，考古对于田建文来说有什么样的魅力？在采访他的两天时间里，他用行动告诉大家，考古工作者要扎根田野，是学习的初心，是老师的嘱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热爱！在采访田建文的两天时间里，山西晚报记者跟随他下工地、参加论坛，他步履虽蹒跚，但内心却坚定且从容，他的生命早已与考古融为一体。那几天，正赶上下着连阴雨，田建文身上的旧疾又开始“作祟”，因为疼，因为冷，他得不停地按摩下腿，或者按摩下手。那一刻的他，似乎才像一个普通人，一个可以记挂自己、能偶尔关怀自己的“凡人”。
图 | 田建文
文 |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孙轶琼、胡续光
原文刊于2021年9月29日头版、第5、6、7、9版
山西晚报封面人物
责编 | 静 静
初审 | 马煜娟、尹燕飞
终审 | 郑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