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后，为何县太爷都敢骑他头上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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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头条号满楼书坊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离开京城。这一次，他坐的是火车，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
到达马家堡车站时，前来送行的门生包括黄绍曾、于是枚、何乃莹、张謇、刘树屏等四五十人，这也还算风光了。
次日到天津，袁世凯专函厚赠，翁同龢在日记中称：“却之，恐为荣禄所使也。”
到上海后，上海道公服来见，令翁同龢颇为欣慰。到老家常熟后，地方官自然对这位两朝帝师极为尊敬，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也都要一一请教，俨然一衣锦还乡的官宦大佬。
翁同龢
然而，这一切在当年十月廿一日后戛然而止。这一天，清廷掷下上谕，曰：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
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十倍，意在举国以听。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深堪痛恨！
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
翁同龢原本只是开缺，并非处罚，但这次升级为革职，而且永不叙用，这就是将甲午主战和百日维新的旧账一起算了。最末，还得“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
翁同龢书法
当然，和最后一句的相比，革职、管束之类都不算什么，“居心险诈”这四个字恐怕才是最令翁同龢痛心的吧！
没想到啊没想到，自己为两代帝王辛苦授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居然落得“居心险诈”这样的评价！
此时的翁同龢，其心情该用“心如死灰”来形容吧？
之后，翁同龢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其平日端坐在家，通常以观帖写字消遣，不过，一般亲友持纸求书者多不应，惟与其甥俞钟銮等时通往来。
得意时使人畏，失意时必万人捶。
据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笑话：
常熟某朱姓县令在翁同龢初回之时求书未得，待“管束”令下后，便常至翁宅查看，每至必严讯门仆查问翁的起居行动，并谓之“公事公办，不得不然”。
翁同龢得知后，怒而书写每日情况汇报，曰：“翁同龢某月某日需往后院厕所出恭，请老父台核示！”又曰“翁同龢某晚需洗脚，请老父台驾临看管”云云，以泄其愤。
孰料，朱县令得此后大喜过望，其将翁同龢亲笔所书用白绫裱成条幅悬挂于花厅上，凡出入县衙者必见之。后有人将之告诉于翁，翁窘甚，只得遣人向朱县令要求收回。
见到来人后，朱县令却说：“此乃当今相国所书，来之不易，碍难从命！”
翁同龢没办法，只得再派人去请求，朱县令自打圆场说：“中堂若必欲收回，须另书屏对十幅以易之。”
无奈之下，翁同龢只得书一屏一对交换收回原笺。
当然，以上只是逸闻，当不得真，无非“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意罢了。
翁同龢生平习儒学但悟禅理，遂号松禅，晚年后又自称瓶隐、瓶庐居士，亦不知是何寓意，或为“在松树下、于瓶中居”之意乎？
闭居乡里的这段日子，翁同龢在日记中反复写下两个字“闷坐”，其临终前最后一纸致其甥俞钟銮的手札中亦云：“闷坐，欲借定慧禅师碑一阅，乞付去人！”
北望朝阙，终无一语，其内心之苦闷，可想而知。
更令其郁闷的是，李鸿章本是同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对头，临了却被人写了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曰：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饥！”
可事实上，李鸿章家族确实很“肥”，可翁同龢被革职回乡后，仅余二千两白银度此余年罢了。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在抑郁苦闷中去世，年75岁。临终前，其口占一绝：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李鸿章
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两朝帝师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和难以解脱的无限忧伤，而要是他地下有知的话，他还会感到更加的郁闷：他死后居然没有获得谥号！
据戊戌年大出风头的原礼部主事王照称，光绪皇帝对甲午年主战深感痛悔，并由此迁怒翁氏，“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甚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
直到宣统朝，地方官请求为翁同龢复职，后获赠谥号“文恭”。（也有人（高阳）认为，翁同龢并未得到谥号。）
翁同龢生前，有刻薄的人讽其“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这话当然说得有些过分。
事实上，翁同龢乃一“太平宰相”，其有安分守礼之才而乏应急济变之能，而究其原因，恐怕也是他一生科举、仕途太过顺利而不知人情世故、民间疾苦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