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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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天天能看到垃圾分类的话题，全国各地垃圾分类的工作也在积极的推进之中。

垃圾分类是件好事，这一点，全社会都有共识。

为什么有这样的共识呢？因为环保，环境保护也是全世界的共识。

这些年，世界上有一种声音——反对环保主义的声音。

这种声音好像挺不和谐，有点胡言乱语。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大家公认环保是正确的。

反环保主义者恰恰反对的就是这种正确，一旦把环保当成正确、正义的大旗来打，可以干很多事，比如以环保的名义让你的工厂停产。

反环保主义者反的就是为了环保而环保，或者是借着环保来“环保”。

而现实的一面是，人人都认为环保是正确的，但没人愿意为环保付出代价。世界各国谈的《巴黎协定》是这样，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这样，很少有人愿意多花钱买环保产品。当然，在中国有很多环保产品也是打着环保大旗的假环保产品。

为环保买单是为未来买单，人的生命有限，没人想那么多。但环保是正确的，嘴里不能不讲。

现在看来，垃圾分类也走到了这一步，垃圾分类代表正确，各个地产政府不得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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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公布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四类标准之后，舆论场上一片哗然，官媒也以旁观者的心态对“你是什么垃圾”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可以看出，引爆舆论场的并不是垃圾分类有多环保、有多好，而是太麻烦、太费劲，也就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干。这才导致了上海有人用无人机把自家没有分类的垃圾丢到了别人家的小区。

都知道垃圾分类是对的，但没人愿意干。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并没有受到垃圾之害。

一说到垃圾分类，中国人马上就会想到日本，说日本垃圾分类有多细，民众的自律性有多高。

日本人养成这种习惯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人曾深受垃圾之害。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人口密集的东京和大阪，垃圾到处都是，无法处理。苍蝇乱飞，致使居民进餐前，必须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关闭房门，用杀虫剂杀掉房间内的苍蝇，给做好的饭菜第一时间罩上网罩，迅速进食，力争抢在苍蝇大量钻入房间前结束用餐。密密麻麻的苍蝇让居民苦不堪言，也激起了对疫病的恐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水源污染，水俣病、痛痛病在日本出现多发现象。

水俣病就是慢性汞中毒，患者手足麻痹，甚至不能走道、变傻、变聋、说不明白话；更严重的患者出现痉挛、神经错乱，最后死亡，至今仍无有效的治疗法。

痛痛病更是一种奇怪的疾病，听名子就知道了，就是全身都痛，痛个没完，也叫骨痛病，其实是镉中毒，使人体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使病人骨质疏松、骨骼萎缩、关节疼痛。曾有一个患者，打了一个喷嚏，竟使全身多处发生骨折。另一患者最后全身骨折73处，身长缩短了30厘米，病态十分凄惨。现在日本还有很多驼背驼到90度的老人，都是那个时候的痛痛病患者。

这实在是太吓人了，对疾病的恐慌提高了日本人的环保意识。

有意思的是，人类活动造成水体汞污染，主要来自氯碱、塑料、电池、电子等工业排放的废水，镉污染的主要来源主要是电镀、制锌、制革等行业，并非主要是生活垃圾。但这些病的流行还真到日本人吓住了，为1990年之后推行垃圾分类做好了思想准备。

我们现在对日本的垃圾分类的理解有误区，总认为日本没资源，为了回收资源再利用才进行垃圾分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主要的想法还是为了建康、环保。

汞污染和镉污染在我国也常见。我原来在温州的时候，温州有两大污染，一个是制革，一个是电镀。制革主要在温州平阳县，电镀主要是在温州瑞安市。当年我在温州也见过那样的驼背老人，在珠海也见过不少，因为中山原来也是全国电镀产品的生产基地。那样的老人多生活在农村，都是被动污染，是真正的受害者。

对垃圾分类的反感主要是我们没有受过日本那样的垃圾围城之害，随手乱扔出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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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说了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因为没分类产生什么恶果。

最早出台的相关国家标准是2003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将生活垃圾划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2004年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则鼓励各城市自行选择垃圾分类方法。

现在，一般是将垃圾分为“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四类。

其实这种分法和上海的分法是一样的，“其他垃圾”就是“干垃圾”，“厨余垃圾”就是“湿垃圾”。

“其他垃圾”或“干垃圾”的处理办法就是焚烧，“厨余垃圾”或“湿垃圾”的处理办法就是掩埋，“有害垃圾”进行特殊处理后也是焚烧或掩埋，“可回收垃圾”就回收再利用了。

2017年3月30日，发改委、住建部发布了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推广垃圾分类。

2018年1月8日，住建部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点名要求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2019年6月3日，主要领导人提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2019年6月10日，住建部第三次发文，要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这才有了这一波的垃圾分类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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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没提垃圾分类之前，我国的垃圾有没有分类呢？

当然有。但并不是居民或政府所为，而是由一支庞大的垃圾产业大军完成的。

这其中最多的是拾荒大军，也就是我们俗称捡破烂的；其次是废品收购人员，也就是我们俗称收破烂的。

这支大军的人数有多少，有机构做过调查，保守地说有大几百万，也有可能在一千万以上。

他们是最好的垃圾分类工。

捡破烂的有四类。

第一类是城市周边垃圾倾倒点的专业拾荒者。

这个队伍最庞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调查，在北京的专业拾荒者有100万。

第二类是城市街头的专业拾荒者。

第三类是城市街头的业务拾荒者，有的是一些生活困难或闲不住的老人。

第四类是专业保洁人员。

这里面有小区保洁人员，也有市政环卫保洁人员。因为他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先见先捡。并且这些年也有一些物业机构有意低工资雇用保洁人员，把小区垃圾让他们专享。

拾荒大军不分有害的、无害的、干的、湿的，只要能卖钱的都分出来，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尽可能地把类别分细。

废品收购人员有两类。

第一类就是走街窜巷收废品的，另一类是开废品收购站的。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特别是开废品收购站的，大富翁多的是，身家过亿的我也见过。

在废品回收领域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如何对待工地垃圾、工厂垃圾、机关垃圾都有一套运作模式，并产生了中间人利益。比如把工地的好钢当废钢卖，电缆切断了当铜卖，把办公表格、证书当废纸买。

当然这些和我们今天要说的垃圾分类无关，总之，废品收购人员会对垃圾进行更标准的分类，并指导拾荒者的工作。

对于可回收垃圾来说，并不存在没人要的可能，你随便扔出去一个快递箱，不到5分钟就没。

前些年城乡结合部还有一只养殖大军，他们收购餐饮行业的“厨余垃圾”，也有人捡小区内居民丢弃的剩菜、剩饭回去养猪，并捡拾废家具和装修废木料当燃料。

后来为了防止猪瘟，出台了禁止餐饮垃圾饲喂猪的规定，“厨余垃圾”成了问题。收走后进行脱水处理，进行掩埋或焚烧。

因为有了中国的垃圾大军，我们并没有出现日本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环境恶化现象，所以百姓对垃圾分感很反感——有点多些一举的感觉。

这方面的感觉也来自近些年垃圾处理的乱象。一方面分类之后又集中乱倒，二是不合格垃圾焚烧厂与当地居民的冲突。

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来自民众，而是政府的服务有问题。

垃圾集中乱倒给拾荒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算是对错误的补救，但垃圾焚烧厂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这些年出现的很多集体事件都与垃圾焚烧厂有关。老百姓不信这些企业对垃圾处理能力。

也不能怪当地百姓，因为这些企业并不是什么环保企业，而叫新能源企业，有国家的新能源补贴。焚烧垃圾发电算新能源，但因为我们的垃圾分类不细，有好烧的，有不好烧的，不说污染问题，首先是焚烧产生的热能不够，最后只能烧煤发电。其实，所谓的垃圾焚烧厂就是个小火电厂，但算新能源。这也是上海强调垃圾干、湿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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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做那么细的垃圾分类也主要是焚烧、掩埋两个原因。

日本实行都、道、府、县的一级区划和区、市、町、村的二级区划。各个地方高度自治，土地都私有，你这个村的垃圾往哪去埋、上哪去烧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行政区划和产权的不清，日本出现了垃圾乱倒、乱埋、乱烧的现象，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民间冲突。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各地的“垃圾战争”此起彼伏，到九十年代迎来了一个全国性的小高潮。1995年的调查表明，全国各都道府县围绕垃圾处理而起的纷争高达368起，其中279件都与垃圾堆填相关。

正是由于对疾病的恐慌和对冲突的厌恶，日本才从九十年代进行了地方性的垃圾分类，把我们拾荒者干的活落实到了各家。

中国人对垃圾的态度有两个过程：一是从讲卫生的角度看，现在在大城市乱扔垃圾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二是从环保的角度讲垃圾分类，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尴尬局面。

从日本的垃圾分类来看，我们现在做得也不差，总体的目的也达到了，并且比日本的成本低。

不过，日本人通过垃圾分类养成了讲卫生、讲公德的习惯，并成了民族品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不是垃圾分类的具体做法。

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反感，反映了垃圾分类没有紧迫性，可以作为长期的任务来考虑，而不是一窝蜂地上马。

更不能把垃圾分类当成正确，为了分类而分类。这种做法的结果只有一个——做成和“禁塑”一样的烂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