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论坛】邓瑜 ‖ 从“修志”到“修志为用” ——四川地方志机构组建60年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
从“修志”到“修志为用”
邓 瑜
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地方文献，一般以各级地方行政区划为单位。它既有全国性的总志，如记载地方的省、府、州、县志等，也有山水志、寺观志、书院志等专志。因其内容涉及疆域、建制、天文、气象、山川、艺文、风俗等各方面，故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地方志资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国家重大项目、社会文化建设，到城市发展规划、文化遗产申报、旅游资源开发等各领域，地方志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
连绵不断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萌芽于周王朝时期。《周礼·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之名始于此。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总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到宋代，志书体裁体例日趋完备和定型。明、清、民国时期志书编纂继续发展，方志理论研究也比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志书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2000年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基本结束时，共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5807部，占规划数的99.7%①。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第二轮三级志书出版4205部，占规划数的77.0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地方志发展概况
为便于区分，按时间断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前编修的志书称为“旧志”，之后编修的志书称为“新方志。”
四川志书编纂历史源远流长。东晋蜀郡江源（今四川崇州市）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体例融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初具后世方志规制，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古的方志。常璩也被后人尊为“方志鼻祖”。
四川历朝历代修志活动从未间断。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190个图书馆所藏1949年前省、市、府、州、县、乡志书8264种，按地域统计，其数量四川为最多，达671种。
四川“旧志”不仅数量多，佳作也不少。清代段玉裁、李芝合纂乾隆《富顺县志》，张珽修、侯国栋等合纂乾隆《汉州志》，李调元所纂嘉庆《罗江县志》，成为后世方志纂修的典范之作。还有民国《北碚志》《巴县志》等，都是民国县志中的佳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地方志事业发展
1960年6月，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成立，1972年被撤并入四川省社科院。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恢复成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志编委；2015年7月，经省政府同意更名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简称省地方志办），负责组织、领导全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四川在2000年左右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计划在2020年完成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
2000年左右，四川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出版《四川省志》1种，63卷，79册；市（州）志9种，77册；县（市、区）志168种。时间断限为1840—1985年。据2004年3月出版的《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一）》统计，四川全省第一轮三级志书编纂工作完成了10280部10348册志书，其中包含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山水志等编纂成果。
四川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是在摸索中完成的。从组织发动、机构人员到资料收集、篇章设置、编纂规范，都属于“创业”模式，因此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实际操作中边写边积累经验。加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战乱、动荡中，对史料的保存即便是“心有余”也“力不足”，“文化大革命”又加剧了对档案、资料的破坏。在编修首轮志书过程中，尽管修志人员尽力收集补充，仍不可避免存在诸如资料、数据不够详实等问题，但作为“官书”，仍最大限度起到了“存史”功效。
第一轮《四川省志》（部分）
2001年1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认真开展志书续修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21个县（市、区）为续修工作试点县（市、区）。2005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开展四川省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通知》（川委厅〔2005〕47号），计划编修市（州）志21部，县（市、区）志181部，《四川省志》1部（2007年将时间断限调整为1985—2005年）。根据方案要求，应在2010年前后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的出版。由于2008年发生汶川特大地震，四川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正常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加上新增抗震救灾志的编纂，故第二轮三级志书的完成大幅推后。截至2020年3月31日，《四川省志》出版60卷，市（州）志出版16部，县（市、区）志出版174部；年鉴编纂方面，公开出版省级综合年鉴1部，市级年鉴18部，县级年鉴133部。
成果的取得是与理论研究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丰富相伴而生的。省级志书层面，先后印发《<四川省志>各分卷审查验收办法》及《实施细则》，《四川省志》之凡例、各分卷编辑说明和编后记编写规范，《四川省志》出版版式要求、《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凡例、行文规范、《各分卷审查验收办法》《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市县志书层面，先后印发《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审查验收办法》《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编纂规范》《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出版印刷规范》《四川省第二轮市州志总纂篇目报审办法》《四川省市县级志书质量标准》。经过第一、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实践，四川的方志理论研究和制度建立已经从摸索开始逐步规范。
地方志担负着“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但长时期以来，地方志工作的含义基本就是写一本志书，更多体现的是“存史”功能。近年来，四川省地方志办开始意识到地方志工作不应只局限于写一本书，记录一段历史，“修志”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用”，为社会所用，为人民所用。因此在理念上开始转变，花大力气破除“一本书主义”，注重方志资源的开发、应用和传播，地方志“多样性、服务性、大众性”的特点开始显露，影响日益扩大。
从中国方志网在线统计发布的统计表，可以看出除去三级志书的主业编修，新增了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山水名胜古迹志等；年鉴方面新增了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专业年鉴。
四川在所有的志种成果统计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以2018年数据为例（出版成果）„：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28部，占比9.6%；乡镇村志、街道社区志36部，占比8.3%；山水名胜古迹志1部，占比5%；地情书110部，占比16%；教材、理论著述、工具书2部，占比5%；历代方志整理15部，占比7%；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专业年鉴33部，占比7%。
为更好“存史”，四川还注重对“旧志”的整理和保护。2017年底，省地方志办历时5年搜集整理的《四川历代方志集成》（全四辑109册）出版完成，这也是四川第一次出版方志集成。该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旧方志丛书，是了解和研究四川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重要典籍，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政和学术价值。
《四川历代方志集成》
2018年创办《资政参阅》，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创办《四川要闻》，及时记录四川每周发生的大事要事、取得的发展成就；主动联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纂出版《四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2019年，在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之际，策划编纂出版《大熊猫图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省委党史办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大事记》；出版《巴蜀史志》纪念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抗击“新冠肺炎”专刊或增刊，编辑出版省直部门（单位）大事记（2018），在四川大学挂牌成立“四川方志馆川大分馆”，在成都市成华区毛边书局·桃蹊书院挂牌设立四川方志文化（府青路街道）宣传基地，正积极联合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共同建设重庆市、四川省方志馆高校分馆，在高校打造方志文化服务中心。这些举措，不仅是四川地方志工作不断靠近中心、服务大局的表现，体现的更是四川地方志工作发展思路的转变。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极大改善，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精神层面的追求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四川地方志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开始注重将志书里的文化用便于被群众接受的方式整理开发，扭转了志书编出来就被束之高阁或沉睡于书库的冷板凳境遇，开始融入中心，走近社会主流，走入百姓中间，有了“生活气”和“烟火味”，真正让优秀传统文化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思路上，改“单打独斗”为“联合纵横”，扩大传播途径和方式，加强与人民网四川频道、中新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等权威媒体的联合协作，通过建立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加大地方志工作的宣传范围和力度。充分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在新型媒体喜马拉雅FM开通“方志四川”官方电台，制作发布音频节目《舌尖上的四川》《方志四川·大熊猫篇》《方志四川·方言志篇》等，将涉及特色文化的内容改编成易于传播和为大众接受的音频节目；从已有的宣传阵地入手，壮大为“两微五号一网一台一刊” …新媒体宣传矩阵，变工作信息发布平台为巴蜀文化、传统文化宣传推广平台。经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方志四川”微信阅读量276.4万，方志四川人民号总阅读量127.65万，方志四川澎湃号总点击量6475.53万，方志四川头条号总阅读量1512.8万，方志四川搜狐号总阅读量101.46万，方志四川企鹅号总阅读量152.2万，方志四川电台总计播放量297.02万，四川省情网浏览量4668.83万。“报纸上有稿、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新媒体上有互动”的地方志文化立体传播格局已基本形成。
四、四川地方志事业取得成绩的原因
四川作为方志鼻祖的故乡，素有“蜀人好修志”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史志编修，是四川地方志工作稳步推进的坚强保障。
1981年，四川省志编委恢复成立，历任常务副省长均担任编委会主任。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出台了系列文件，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2003年7月，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是全国首部地方志工作法规；2007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18号）；2013年11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由四川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成为全国第一个修订《条例》的省份。2016年4月21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川办发〔2016〕27号），为今后五年四川地方志事业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在2018年底的省级机构改革中，四川省委编委将“史志编纂”职能列入涉改部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领导层面和制度顶层设计的支持，全省地方志系统工作者的敬业奉献、各行各业的积极参与，则是这一事业能从蓝图变为现实的重要一环。实践证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众手成志编纂模式是成功的，应继续保持下去，并逐步完善。
五、四川地方志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思考
部分干部对地方志工作20年编一本志书、每年编一本年鉴的认识依然存在。地方志事业发展到今天，已从“一本书主义”扩展成“十业并举” ，如地方志系统的干部职工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转变，势必影响到工作思路，缺乏进取和创新，不利于实现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发展。
我省大部分市（州）及所属县（市、区）地方志机构普遍存在人手不足、人员不稳定问题，县（市、区）情况尤甚。部分基层地方志机构仅能完成志书年鉴编纂任务；一些地方方志系统干部在编不在岗；系统内出现人员流动频繁、留不住人才现象。
地方志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仍以地情书籍为主，网络的高速发展、新媒体的普及大大拓展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单纯书籍上的信息不能方便快捷地为读者所获悉或查询。但目前整体看，全省地方志系统普遍存在数字化水平不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现象。
四川在两轮志书编修中，一直处于全国先进行列，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三大功能开始逐渐显露。“一方之全史”不仅是体现在“存史”，更多应是让当世人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利于前行。这既是地方志的作用，也是地方志人的历史使命，需要全体地方志工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为民使命感、甘当孺子牛的奉献精神，共同推进这项事业继续前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