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大慈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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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官氏族谱》中关于上官尚政的记载（向家舟摄）

大慈庵，原名求嗣庵，由长阳人上官尚政创建于晚明时期。上官尚政是上官氏始迁长阳始祖上官友贵的八世孙，居于长阳县城，为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贡生。道光《长阳县志》记载，他“官四川雅州府同知，坐升雅州府知府。”民国《上官族谱》记载为明嘉靖“四川打箭炉同知，坐升知府。”但笔者查阅清代《雅州府志》《打箭炉厅志》，并未发现上官尚政其人，或许是四川旧志记载缺失，亦或是长阳旧志及家谱记载有误，均不得而知。由于他结婚多年没有子嗣，受古代“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支配，他不仅续娶了一位夫人，同时还虔诚地祈求佛祖的保佑。大约在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年过中年、致仕回乡的他，于县治南岸梯儿岩出资修建了一座佛庵，名为“求嗣庵”，并施庙田一宗（坐落萧王山，今属磨市镇花桥村）。但可惜天不遂人愿，虔诚的施主上官尚政并未得到佛祖“赐生”贵子。直到明崇祯元年（1627年）后，年老的上官尚政自觉生子无望，只得收养或由家族内过继了一子，取名上官锡翰。并把“求嗣庵”改名为“大慈庵”。这就是大慈庵的由来。

○原大慈庵入口处刻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修路摩崖文字显示，清代时大慈庵的庵主仍为上官氏子孙。（向家舟摄）

后来的历史再一次跟上官尚政开了一个玩笑。他的嗣子上官锡翰，成年后娶妻王氏。但遗憾的是，上官锡翰不仅继承了嗣父的财产，也继承了“乏嗣”的命运。至此，创建大慈庵的施主上官尚政一脉，在《上官族谱》上划上了句号。但大慈庵仍作为上官家庙却延续了数百年。进入清代，上官尚政的旁系子孙继承了大慈庵一带的产业和供养大慈庵的义务。康熙年间，上官氏第十一世上官允清（上官尚政弟尚廉曾孙）又为大慈庵施庙田一宗。此后，大慈庵又在县城及附近信众的支持下，数百年间进行了多次重修，规模愈大，香火愈盛。根据现场遗留的6块厚度、字体、质地不同的残碑可判断，明末以来，特别是有清一代，大慈庵至少经历了6次以上的民间信众自发重建或补修活动。

○大慈庵遗址上的乾隆十年摩崖石刻拓片（向家舟拓并摄）

除了民间人士的支持外，大慈庵也颇受官方的眷顾。乾隆十年，沔阳知州、署理长阳知县程士麒（字仁麓，江南徽州人）为解决大慈庵寺僧饮水困难，个人自掏腰包，安排工匠开凿水池于山顶，并派邑庠生李沂、周冕、熊承枚督工，解决了大慈庵蓄水吃水困难。程士麒去任以后，大慈庵主持真鑑和尚为感激他对大慈庵的善行，以及他在长阳任内的“廉明仁惠”，特请贡生方懋畴（官咸宁县训导）撰文，刻石于大慈庵前岩壁上。乾隆十二年，长阳知县雷声焕（北直隶宛平县人，长阳清代名宦）将官山上的官田交给大慈庵住持经管，所得租钱，用于冬夏设立茶汤，以惠饮行人。此举，于大慈庵及来往行人均功德无量。是年三月，大慈庵住持特于庵旁路边的岩壁上，刻立了题额为“恩垂万古”的摩崖石刻，以宣扬雷知县福泽群黎的恩德。

据长阳旧县志记载，自乾隆年间至清代末期，大慈庵不仅是县内著名寺观，还是县城周边的一大名胜。乾隆十九年《长阳县志》说，大慈庵“山顶悬岩峭壁，俯瞰城郭，骚人侠客亦多游焉。”与方懋畴同时的贡生饶琇，曾作有《大慈庵》一诗：

“古柏苍然秀，分行傍路栽。阁高云外出，羽化洞中开。指顾千家近，登临万象回。踏芳凭绝顶，仿佛到蓬莱。”

以诗证史，可知当年大慈庵的兴盛。但今日，不仅高阁已成坵墟，古柏不见踪影，就连立碑也破碎一地，难以觅全。

○官山上的明清古道（向家舟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慈庵的兴废，与一条古驿道有关。

○大慈庵遗址旁的明清古道（向家舟摄）

明清时期，长阳县城南门外（今南门巷附近）清江边有一个渡口，明万历《湖广总志》称为“县前渡”，清代旧志记为“县河渡”，是长阳县城通往澧州石门县驿路的起点。由此渡过江，再翻山越岭，经落家坪、高家岭、峰山、柳垭、蔡家坪，再向南，便可直达渔洋关，以至石门县界。明代前期及中期，过县前渡后，先由官山东侧翻山，再经军岭（指将军岭主峰），到达落家坪。这条路在当时较为平坦，但路程较远。于此同时，龙门洞右首之梯儿岩（即今官山西侧）也有一条孔道，比“军上旧路”更为便捷，但行人常畏其险峻，不敢攀登行走。崇祯元年，已经于梯儿岩顶修建大慈庵的上官尚政，为行善积德，整修了从江南渡口至山顶的“梯儿岩路”，从此驿道便改作由梯儿岩以及岩上的大慈庵经过，再从大慈庵下坡，经叹气沟上游到落家坪。从明末到清咸丰年间前，这段古道兴盛了200多年。即使在康熙年间湖北、湖南分省、乾隆初期渔洋关划属长乐县，古道逐渐丧失驿路的功能，但长时间仍作为商旅往来的要道而存在。这给当时处于路旁的大慈庵，带来了数不清的流动香客。

○大慈庵遗址上遗留的清代嘉庆十二年“维修大路”碑（残碑）。不知在何时，修路碑被人改成这种样貌。（向家舟摄）

但随着咸丰八年大慈庵旁龙门洞新路的开通，大慈庵一带便失去了往日的交通优势。关于新路的由来，有传说的野史，也有官修志书记载的正史。先说说野史吧，这是刘家柱听老辈讲的一个传说。说清代修新路前，有两个长阳人赌博，一个赌输了又不愿意具结赌资，另一个不服，就到县官那里告状。县官一看，也是啼笑皆非。因为根据清代律例和乡规民约，赌博本来就是违法之事，而这两个赌徒却公然打起了官司。最后，县官巧妙地判决了此案：输的一方将所输钱财拿来修通龙门洞的新路，赢的一方不得再追讨。这个判决的结果，既惩罚了赌博的双方，也促成了新路的修通。

○始修于清代咸丰年间的龙门洞新路一角，谭大勋修路碑记原本刊立于此。（向家舟摄）

但同治《长阳县志》的记载却有所不同。“〔龙门〕洞之上为炭溪沟，东为官山，西为果酒岩，皆峭壁天削，攀跻匪易，又县南入城通衢，行者俱以畏途指目。咸丰八年，故上舍杨其成捐重资，今盐知事刘文源为审形势、相阴阳，凿石通险，积岁功成。向之畏途，俱为周道。邑人谭大勋有记。”

谭大勋是清道光乙酉拔贡，是《官山远眺》作者谭楚之子。他为龙门洞所作的记文，当时被刊为碑石，立于龙门洞边的新路旁，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尚存。磨市镇政府退休干部刘怀寿，年轻的时候从磨市到县城出差，常常行走于这条新路上，对此碑印象颇深。但今天这里仅存一个“碑窝子”，不知碑面去了何方。

○大慈庵上墩现状（向家舟摄）

新路的开通，改变了龙门洞自古以来“两岸夹天，峭耸千仞”的险峻地貌，拉近了长阳县城至磨市、宜都以及渔洋关等地的距离，但大慈庵以及所处的“旧路”也逐渐变的冷清起来。流动香客越来越少，大慈庵的名声也难以继续传播，庙宇全靠附近的信众资助来支撑。而清末民国以来，国家丧权辱国，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不在坦途边的大慈庵便日益凋敝，直至关门闭户。民国二十五年（1936）《长阳县志稿》中记载：“大慈庵，治南岸一里，今废。”这是对大慈庵结局的交代。大慈庵的最终衰败，虽然没有准确的时间记载，但不是在清末，即是在民国之初。而1949年以后，人们陆续在大慈庵利用庙基开荒种地，甚至出于“破四旧”的理由推倒、砸毁了这里的碑刻，则是对大慈庵的又一次“摧毁”行动。但幸运的是，那些最具历史文献价值的摩崖石刻，依靠灌木和藤蔓而躲藏，渡过了一劫，才使今天的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一些古庵、古路的历史。

○大慈庵下墩坎脚（向家舟摄）

今天的大慈庵原址虽然破败不堪，但由巨石层层垒起的两级巨大庙基整体上依然雄伟屹立。我与李道泉先生一起，用竹竿和卷尺，对庙基进行了丈量。下一级庙墩，长约33米，宽约9.5米，高约4.2米，面积约313.5平方米，推测为当时进入正殿的通道以及庙前广场，路边进庙的入口，设在该墩的最右边。上一级庙墩，长约33.5米，宽约9.7米，高约2.42米，面积324.95平方米，推测为当年正殿及僧房、厨房、厕所等附属建筑用地，进入此墩的入口，设在下墩的左侧。大慈庵占地总面积，约为638.45平方米，接近1亩。在我所知道的明清长阳庙宇中，大慈庵应该是占地面积比较大的一个了。

○大慈庵遗址上的部分石墙已在逐步垮塌（向家舟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大慈庵的沧桑变换，是上官氏悲欢离合的见证，也是数百年来长阳变迁的缩影。今年以来，我三番五次地爬上官山，寻访大慈庵，不止出于对历史的热爱，也是出于对现实的责任。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它，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它，希望在保护的前提下，对此山此庵加以妥善的建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