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张载的治国之道:渐复三代之法

世所共知,关学思想的最终愿景是要构建一个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大同社会。其实,这并非关学一家之言,此种治世理念是中国儒家思想体系倡导的最高社会形态。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美好的理想呢?

张载给出了明确的施政方略——渐复三代之法。

1069年,张载受诏回朝与神宗探讨治国理政方略时提出:“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此处的“三代”,指的是上古夏、商、周三朝施行的治国理政策略。此三代文献多以青铜器铭文、石刻、骨刻的方式呈现,直到《尚书》出现,才让“三代之法”有较为正规的文字记载。《尚书》中有《洪范》一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国家的施政大法,后被视为夏、商、周三代的治国方略。《汉书·五行志》载:“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可见,此书乃是上天赐给夏禹的,后来商汤灭夏,继承了这一整套理论。殷商坐享国运四百载,周武王率兵伐纣之际,殷末三大贤人之一的箕子将此法传授给武王,周朝靠此法绵亘八百年。因此法由九条行文构成,又称《洪范九畴》。

以下,将《洪范》原文要义和译文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洪 范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陲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鯀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徐。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日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级。”

【译文】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征求治国之道。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五行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遭到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禹继承了父业，上天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了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计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民众,用六极来惩戒罪恶。”

以上九大范畴足以构建一个国家。其中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亦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又由“三德”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总体来说,《洪范》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

基于《洪范九畴》的治国法度和三代之后各朝的清明国政,张载提出了“渐复三代之法”的构想。他也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选筛良劣、去伪存真,结合北宋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独有的治国方针。在此,我们甄选其中五部分的精华内容进行详解。

复古礼制

张载心目中的“礼制”其实就是遵循《周礼》中的礼乐之制。《周礼》记载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内容包罗万象,堪称“中国文化史的宝库”。张载在《经学理窟》开篇就言:“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増入者……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此话充分表明张载对《周礼》的认可。他不仅主张将《周礼》作为“国之礼”,且提倡将“礼”下探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宋史·张载传》载:“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横渠先生行状》中也有:“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生先倡之。”

看来,张载心中的“礼”不只要高悬在庙堂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器”,更要深入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做到“以礼为教”“躬行礼教”“崇德重礼”“知礼成性”“笃志好礼”“一准之以礼”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其心目中“敦本善俗”的礼制之效。熙宁十年(1077年)，吕大防向宋神宗举荐张载时道:“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这里的“复古”就是“周礼”。不久,张载次受诏回到朝廷,被委以同知太常礼院一职,专事礼制管理,也   算是顺遂了他“重礼”的宏愿。

试行井田制

关于试行井田制的内容,前文已有表述,但张载也将之归入“礼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所以,笔者在本篇中从“礼制”的角度再对“试行井田制”进行一下解读。

《经学理窟》中言:“井田至易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授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张载对井田制给予的厚望。

井田制出现于商朝,西周时已发展成熟,春秋末期走向没落。《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可见,井田制是把劳动者固化于土地的一种制度。北宋中叶,土地兼并严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农民无地可耕,为了生存,必须向地主租田或将自己卖给地主做长工。无论哪种方式都是豪强盘剥农民敛财的卑劣    手段。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根治这个顽疾,然而新法主张的土地政策只是加大税收,迫使地主让利给无地农民,并不能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方面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张载极力主张将豪强侵吞的土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进行耕种。

恢复井田制是张载“渐复三代之法”中极为重要的政治主张。为此,他不遗余力筹集资金在长安子午镇、扶风午井镇及眉县横渠一代买回田地,交给无地的农民耕种。但对于皇亲国戚、豪绅地主这些既得利益者,又岂能容忍如此美好的“大同理想”?最后,随着张载去世,井田制的复兴不了了之。但不可否认,张载把孟子有关井田制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其“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做出了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

构建宗法制度

在《经学理窟》中,张载这样解释构建宗法制度:“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张载的宗法构建体系中,包括建立谱牒制(族谱)、建立乡贤机制、定期举办乡饮酒礼、遵循严格的丧葬和祭祀制度(比如为父母守丧三年,不仅是礼制的要求,更应是宗法的制约)、倡导孝养尊亲逊弟、建立嫡长子制度、俸禄给养制、宗子支子秩序制度等。“经世致用”是关学思想一直极力强调的践行条约,张载始终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护送父亲灵柩穿越秦岭途经武侯祠时,十五岁的他就写下了“六有”家训,卸任返乡后又为宗族乡里制定了“十戒”家规,二者都是他在宗法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探索。而弟子吕大均所制定的《吕氏乡约》,被称为中国史上最早成文的规范性乡规民约,也是对张载“渐复三代之法”成效的集中展现。明人冯从吾赞扬道:“关中风俗因《吕氏乡约》为之一变。”

被誉为张载之后关学旗手的弟子李复在其著作《潏水集》中言：“某蒙悔喻宗子之法。若以差等言之,则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大夫、庶人,其法各有不同。每迁之远,必须有异。诸侯每一君各为一大宗，而小宗又应不一。五世之间,其众亦滋,而同继其祖。同继其祖，则同谓之继曾祖。同继曾祖之小宗,而于大宗,如何?而公子之宗,至于亲尽,则各立其宗。若大宗中绝,则当谁继?以《春秋》考之鲁之考公、炀公、幽公、魏公、献公、武公、孝公皆弟也,不可以为宗子之法。又《传》云:'同姓从宗子之族属。’其法亦不见。今若为之说,恐非《周礼》。此制久废,若得其说,礼可行也。”这也是张载极力倡导建立并施行宗法制度的有力明证。

提倡实学之风

张载提倡以“贵于有用”的实学之风来解决疑难,鼓励学生走出高墙校门,到实践中去锻炼。他首先倡导“躬行”,反对“空谈”和“少留言于科举”，支持学生重视自然科学,如对天文,地理、生物、易经、医学、兵法、井田等领域的研究,而他本人在这方面就有卓著的成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足以显示张载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先进性。张载受京兆尹王乐道的邀请在长安郡讲学时说道: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可见,张载研究和讲学的宗旨是强调以德育人,不提倡或反对为应科举、求功名而读书,与其沉迷科举,不如多多关心、钻研与实学有关的治国大事。他的这一主张响应者众多。比如弟子苏昞听从张子教诲,不留恋科举，一生追求学术研究,以倡明关学为己任。当然,提倡实学之风并不意味着张载反对科举制度,不然他也不会直接参与并引领其弟投身   科考,且获得了功名。他只是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科举制度并不能选拔出真正能够治国兴邦的人才,他试图协调进德与功名的关系和次序,希望应试者们在扎实掌握儒学经典、养成良好德行的基础上，再投身科考,获取建功立业的机会。可以说,张载较早地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并产生了这种严谨独特、在当时看较为超前的应试观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神本”到“民本”

应该说,张载倾尽一生为生民奋斗的道统观,究其本源是要让把持权柄的统治者从神本思想回归到民本思想,是以实现天下万民的和谐幸福为终极目标,用善的德行和胸怀引领普罗大众走向太平盛世。经过反复衡量,张载最终选择走向孔孟儒学的改良之路。尽管传统儒学迂腐保守,甚至有愚忠的一面,但其在“礼德”和“仁政”方面的朴素品德观和价值观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他提出的“民胞物与”直接继承了孔孟“仁民爱物”的思想,并把“仁民爱物”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民胞物与”的伦理价值高度,使道德论命题转化为价值论命题。当武王和箕子确定以《洪范九畴》之策来治理天下,以达天下同乐时,他们也许不会想到在三千多年后,有一位“立心立命”的大儒依然在殚精竭虑中用“三代之    法”来实现“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夙愿。

这就是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