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冬天的饶力河·北大荒支边生活

冬天的饶力河

——北大荒支边生活

口述：吴泽佐  记录整理：吴  嘉

吴泽佐支边时北大荒留影

我从北京到北大荒是1965年9月2号，是跟随支边青年去的，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给我们送的行，那年我17岁。火车坐了四天四夜才到了853。853农场是老铁道兵1956年开始建设的，那个地方一开始很荒凉，我们一下火车满脚泥泞，天气还可以。

当天晚上，我们睡在农场的汽车修配厂，打地铺住了一晚上。去的时候很多人夹道欢迎我们。后来分配我们去分场学习，听老铁道兵介绍他们是怎么建设北大荒燕窝岛，讲一讲建场史。当时的人很苦。4月份刚开春的时候，水面还有一指厚的冰层，下面都是淤泥，俗称大酱缸，机车根本都进不去，只能趁还没有完全解冻的时候上去。人踩在上面就跟踩到海面上似的，噗哧噗哧地晃。

吴泽佐（右）在北大荒支边时与战友合影于农场修理厂

荒地的蚊子小咬特别多，两只手得不停地打。我们开始都排着队走，边走边打。在沼泽地上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到了分场的点儿。一个分场有七个生产队，有五六万亩地。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掰苞谷的地方。当时也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掰了往背后的筐里装。当筐里装得快满了，就低头倒在地上一堆。就这样我们边学习边劳动，大约20天后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

我那个生产队是最艰苦的，离分场最远，有8公里路。当时也没有车，要去分场的话就得走路，走过去不到两个小时。当时也不觉得苦，干活还是很努力的。

当时我下生产队的时候我们队都是茅草房子，洗脸、漱口都在公路边。那是一条运粮的公路，路上都是泥巴，泥巴粘在鞋上都走不动路，一甩腿，就会掉下一大坨，大约有七八斤，走一路甩一路。茅草房子很低，没有礼貌都进不去，进门都得低着头钻进去。连门都谈不上，就拿块布挡着，屋里有炕。

每天就是干农活，到了秋天就收大豆、苞谷。大豆靠人工收割，我一天也就能割三四亩地，割了放在旁边排成一行。等天冷了之后，用牵引的康拜因，拖拉机在前面拉，康拜因在后面拾起来脱完粒，送到粮仓里面。粮仓满之后，拖拉机拉着车斗过来，把粮食装走。拉到大队晒场集中，然后扬场，清选干净，再过秤。每一个麻袋装90公斤，麻袋口用针缝上。几个人一起抬高了，另一个人钻在底下扛着送上车，最后一起上交到粮库。

那时候年轻有力气，也不知道累。我的力气算大的，在我们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比。老职工和铁道兵跟我比掰手腕，都不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还行。

秋天要割草盖房顶。茅草也叫羊草，有半人多高。房顶先铺上檩条，再抹上一层泥，然后把羊草像蓑衣似的一层一层地铺在房顶上，房子就不冷了，不漏了。

吴泽佐妻子北大荒留影

每年快春节的时候，每个队派四五个人去支援打鱼队，打完鱼分给每家。冬天的饶力河有的是鱼，河道拐弯处水比较深，冰有50多公分厚。我们顺着河道打冰眼，然后把网顺着冰眼放到冰层下面，跟穿针一样。有一根引线叫做水线绳，把一根竹竿先穿到眼里，每到一个冰眼，前面有一个管方向的毛钩后面带的是网绳。就这样一个眼一个眼地穿过去。围着河道鱼窝子转一圈，大约有一百多米。下到冰层下的网通过水线绳拖到出网口拉上来，里面什么鱼都有，黑鱼、狗鱼、鲫鱼、鲤鱼，一网上来有一万多斤。

打冰眼的时候，帽子大衣都扔一边，见到有鱼都不怕冷了。水线绳开始只有小拇指粗，从水中拉出来后，绳子都变成了冰条，越来越粗。拉上来的鱼堆在河道里，等着生产队的马车、马爬犁拉回去。

回去之后把鱼鳞刮了，鱼胆取出来后，放到锅里，就放一点盐，油也没有，能有几个辣椒就很不错了。可是鱼煮熟之后锅里全是油。冬天的鱼没什么活动，所以长得特别肥。我把打上来的一条鲫鱼称了称，是3斤7两，一顿就吃这一条鱼就饱了。几顿饭老吃鱼也上火，解手都解出不来。

后来老打鱼工告诉我，打了冰眼之后要喝冰水。也不记得冷不冷了，打冰眼是力气活，用的工具冰凿有十六七斤，很累。打一个冰眼就趴下去喝一口冰水。冰眼有六七十公分深，打下去之后水就冒上来，我们就喝一口。过了几天，就能解手了，这个办法还行。

想想还是挺苦的。能打到鱼的时候很高兴，打不到鱼就麻烦了。网有时候被水里面的草或石头给挂住了，还得想办法把网取出来，要不然冻在冰层里就报废了。那时候就觉得冷啊，人都变形了，也是苦中有乐。

冬天我不爱睡热炕，爱睡在稍微凉快点儿的地方。因为煮鱼的时候，把炕也烧烫了，最外侧还凉快一些。我也比较抗冻，别人都喜欢炕头暖和，我还行，没事儿。

过春节的时候，队里的职工都分了鱼。春节那天，大家都互相串门拜年，每家坐一会儿，聊会儿天，吃点瓜子儿，水果糖都很少有。老职工抽叶子烟，我不抽烟，屋里呛得受不了。就这样，每家都走一走，互相拜拜年，很和谐的。

到了春天，开始整地播种。那时候我还没上机车，在干农工。4月20号，地刚开始开化。三台播种机十米零八宽，播种小麦。当地有一句谚语：播在冰上，收在火上。我当时站在播种机上，看着疏堵机是不是堵了，两个人站一台机器，一边上种，一边看着别堵了。

5月份，派我去总厂支援施工队，到瓦厂人工打水泥瓦。让我养生，就是把脱模的瓦放到木头箱子里。然后两个人抬到水池子里泡三天左右，再捞出来。二百多斤的份量把我的肩压得黑了肿了，后来磨出了茧子。用这些瓦盖房子，因为铺草的房顶还是会漏水。

回去以后，生产队开会，要选人上机务，也就是开车。我因为干活很卖力，不怕累、不怕脏，被选上了，去开拖拉机。我的车长是个贵州人，叫窦德富，满脸胡子，很能干。那时候一个车上有六个人，一个车长两个驾驶员，每人再带一个徒弟。大家都觉得上车多好呀，心里特别高兴。

我先是当农机助手，车上有司机，我坐在车前面的大犁上，如果在开荒过程中，犁被草给缠上了，我们就得把草给扯出来，有时一扯一大堆。有时还得拿撬棍把障碍给撬开，车才能再走。那时候开荒还允许烧荒，就是把干草给烧掉。烟特别呛人，脸都熏黑了，根本睁不开眼睛，还得不停地打蚊子。一天下来，就只能看到两个眼珠子了，头上身上都是土。

到了晚上，我坐在犁上，身后五六米，就有狼跟着。一开始当助手就得吃苦坐在外面，看到狼的眼睛都是蓝的。地里的老鼠洞特别多，开荒的时候拖拉机一过，就把老鼠给吓出来了，狼就跟在车后面吃老鼠，但是没有听说狼咬过人。

白天的时候海鸥特别多，它们围着我们刚刚翻开的地捡虫子、蚯蚓吃。翻地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碰到野鸡，能捡到野鸡蛋、野鸭蛋，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开荒的都是沼泽地，还碰到过仙鹤，我们管它叫长脖子老等。它在矮树上铺的窝，一个人躺在上面都行。我捡了六个老等蛋，个头和鹅蛋差不多，回去煮了吃了，味道有点腥。野鸡蛋比较好吃。开荒的时候还有狍子、马鹿。那时候的人下夹子夹狼，把狼皮送到分厂奖励20块钱。狼肉可以吃掉，狼肉味道还可以，好吃。

那时候也不缺粮，一个月生活费有七块钱。一个馒头半斤重，我最多的时候能一次吃3个。衣服脏了没人洗，得自己洗。弄得跟叫花子似的，脏得很。我也没办法，因为修车呀，身上都是油，还要给车还有农具保养上油，下班之前都要把车保养好，等着下一班来换班。我们是三班倒，干一天休息一天，有夜班有白班，反正没有干净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在地里吃饭，那遭罪呀。就在地上找点蒿子杆儿或者柳条弄一弄当筷子，车上太热，找个稍微阴凉的地方吃。那时候有专门给机车上送饭的，肉包子做得还挺好。刚开始的时候不行，馒头都粘嘴。因为是春小麦做的，生长期短，不像冬小麦。有时候会打牙祭，杀一头淘汰猪，就会有肉送来，挺好吃的。有时候有淘汰马死了，马肉我们也吃。那时候的肉没有什么调料，就放一点盐。油用的是当地的豆油。豆腐也有，青菜有时候吃不到。冬天的时候就吃冻萝卜，跟猪食似的。什么苦都吃过。

我开的车是东方红54，洛阳出的。后来我又开了新车，当了车长，开的是东风75。再后来又开了东方红60，那是工程车，最好的车了。有时候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离生产队也有七八公里。

新川还和我骑车去了打鱼队，还有新斌和露露也来过。当时也没什么吃的，我就杀了一只鹅，大鹅炖海带，还挺香的。鸡蛋有的是，在北大荒，我们自己养鸡养鹅。

冬天我们就上山伐木，给各家当烧火柴。我是开着拖拉机拉着爬犁，整棵的木头就放在爬犁上。那时候也不懂环保，到山上找到方便的树，两个人拉大锯，下面锯几锯，再往上挪五公分接着锯。树快倒的时候，为了安全就得喊：“上山倒喽！”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山上的树比较密，弄不好倒的时候就会挂在别的树上，摘挂时候很危险。因为跑的方向不对也有被砸死的，还有时候树倒下去又弹回来伤人的。

在北大荒，我也被锻炼好了。一次在地里的时候，机车缸桶的注水圈坏了，排气管往上冒水。我就一个人，没有办法，躺在地上把油底壳卸下来。因为这时候的油里有水了不行了，得换机油。于是回到生产队拿机油，还得换注水圈，来回都得走。自己拆了自己装，锻炼得都会修了。

我还开车在山上推石子修路。前些年回去，看到自己修的路还在用，很自豪。两条路有150米长。那时候边修路边送石料，用来修晒场。最早都是土晒场，下雨就不行了。现在要修成半圆形像鱼鳍，下雨的时候水都流走了，出太阳的时候就可以晒粮食。粮食晒干完了清选，再用扬场机扬场后，就可以上交了。

1986、1987年开始改革，让我们包地，一个人包120亩地，我们家两个人就是240亩地，也不开车了，自己单干。后来商量着，自己买车吧。于是买了一个很旧很老的拖拉机，是淘汰的东方红54，因为这个车比较省油。买车花了一两千块钱。我到总厂的修配厂废料堆里去找能用的配件，按废品的价论公斤买回来。我还买了农具，把拖拉机又改成了有悬挂、推土机。我能开荒、能推土、能修路、能排水，所以那几年挣了一点钱。那时候我算七级工。

回北京退休安度晚年的吴泽佐在整理北大荒时期的信件和资料

回北京之后，有了这点钱，我们租房不到一年就买了农民的房，五间房大约三分地，花了两万七千元，后来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

也亏得大哥帮了我们。他给大兴的一家公司打官司打赢了也不收费，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叫张家亮，他主动问大哥有什么困难吗？大哥说：“我有个兄弟在北大荒没回来。”这个总经理就说：“好办，我们开个调令。”

于是，1990年我们全家回了北京。这年，我女儿17岁。

在北大荒呆了二十五年，得感谢邓小平的政策好，我们才能全家回来。

1996年我就退休。

本文作者吴嘉(右）与友人交谈

作者简介：

吴嘉，吴泽佐之女，在北大荒出生的知青二代，1990年17岁时随父母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