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关学（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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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学要从狭义走向广义，首先就要在哲学上完成其现代化。

     在宋明理学中，关学尽管独具风采，以气本论卓然成家，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和使命意识，但在本质上，它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无区别，这就是在本体论上，它同样是道德本体或伦理本位，这从其备受人们推崇的《西铭》中是看得很清楚的。在那里，世界就是一个伦理道德世界，天地就是人类的父母，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所谓“民胞物与”就是此意。因此，不仅政治国家像一个家庭，宇宙万物也像一个家庭，政治关系和自然关系无不是伦理道德关系。在这种典型的道德理想主义世界中，所谓“天人合一”，很清楚，既不是“人”合于“天”，如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不是“天人相分”之后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统一，而是“天”合于“人”，实际就是将自然之“天”人化、伦理道德化。

     我们说，宋明理学固然是补上了前代儒学缺失本体论的不足，但其本体论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所谓本体当然也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传统儒学“比德思维”的结果，说到底，还是《易经》里的那一套：“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所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性本论的区别是表面的，实质都是伦理本位、道德本体。也正因此，这几派才能共同构建宋明理学，才能统一于宋明理学或曰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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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道德本体论的哲学或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但绝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很明显，将世界道德化已然堵塞了人们探索自然的道路，在这里，人们已习惯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待自然，忘记了自然是一个不同于人类社会的非伦理道德的世界，更不知道那是一个只有科学才能认识的世界。在这里，不仅科学地认识自然的道路被堵塞断送了，连审美也越来越道德化了，“文以载道”成了美学的最高原则，其结果是“八股文”的风行天下。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宋明理学成功地应对了佛、道的挑战从而完成了“三教合一”时，不能不看到它对中国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设置的障碍和造成的伤害。关于这一点，五四以来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不能不予重视。

     关学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一翼，自然也带有宋明理学的上述问题。尽管张载的气本论是唯物主义的，他也希望并努力从气化过程推向社会人事、合一天人，但由于这一推理是通过“性”这一范畴作为中介和纽带实现的，而“性”在本质上就是人性，就是人的道德本性，所以，表面上，“性”是得之于天的，即《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即这不过是将人性说成天性罢了，亦即将人之“天性”说成气之本性，所谓“天道即性也”。

    在此，虽然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万物“各正性命”，遂有“物之性”“人之性”，但由于“体万物而谓之性”，即万物的性是人通过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体”会出来的，那物性其实并非科学研究出来的物理之性、化学之性、生物之性，而只不过是人性“比德”的结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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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张载并不认为人性与物性没有区别，因人可以与天地相参，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亦即人具有主体性，尽管说这种主体性的内在根据是得之于天而存之于身的“性”，即所谓“天德”，由此人性获得了“仁义”等道德伦理根据，但由于这一个根据是建立在“天道”被道德化的基础上的，所以，说到底，人性的本体根据还是人本身，而物性不过是人之赋予而已，这就是人性与物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张载所说的“性与天道合一”表面上是人性来源于天道，实际上是天道来源于人性，是自然的伦理化，和程朱陆王一样是道德本体论。

     不过，张载的气本论毕竟与程朱陆王有异。他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既不像程朱那样直接把儒家所讲的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即把天说成伦理之天、道德之天，也不像陆王那样更直接地宣称“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张载毕竟承认世界是“气”的世界，尽管其哲学本体论的实质也是道德本体论，但其自然观毕竟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也是他在自然科学上也有一些成果的原因，例如他提出的恒星及行星概念、“月绕地，地绕日”的思想以及对日食、月食和潮汐基本科学的解释。

      但是，当张载要解决“性与天道”的合一问题时，他的科学思想就让位于其儒学伦理思想了。这说明，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在缺乏科学实验和科学思维的古代，单靠观察和思考，虽然也可能获得一点科学成果，但最终还是建立不起科学、正确的世界观的。

      诚然，就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这科学发展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还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有了绝对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但是，认识到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依然并非绝对科学正确，这本身不就是科学正确的吗？显然，包括张载关学在内的宋明理学的世界观在今天看来之所以不科学、不正确，不仅由于其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科学的，而且因为它是独断论的，道德本体论就是道德独断论，道德理想主义就是道德专制主义。程朱陆王如此，张载关学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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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其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论，既反对唯心主义的独断论，也反对唯物主义的独断论。马克思讲得明白：“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它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又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程朱的理本论哲学是错误的，陆王的心本论哲学更是错误的，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同样不正确，因这些都是独断论，事实上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都是臆断和妄言。相对而言，马克思的实践论就比较正确一些。在这里，世界就像一本不断被实践打开的书，我们对于世界的全部认识和全部知识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我们的实践基础上的，因此，真正的本体其实就是实践。起码来讲，真正的本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离开实践的本体都是臆想、疑猜、臆断的本体，都是不科学、不可靠的。科学无止境，实践亦无止境，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永远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除非是上帝；宣称掌握绝对真理的人肯定都是骗子，只是有的有意有的无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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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关学要发展，首先就要在哲学上有所突破。显然，抱残守缺是不行的，故步自封只能停滞不前。在此，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关学的研究尤其必要。这就要求：

      首先，关学必须走出独断论的误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发扬关学科学的成分，积极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形成比较科学的自然观。

      其次，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不能只看到人性善的一面，还要看到人性恶的一面，因此不能只看到伦理道德和教育的作用，还要看到法的作用。张载关学重视“礼教”是好的，“礼”也有“法”的内容，所谓“礼法”是也。对关学中的这部分内容应注意研究，努力发掘。但要注意的是，“礼”在古代是有等级性的，特别讲究尊卑贵贱、上下远近，这和现代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矛盾的。因此，现代人有必要将等级性的“礼”改造为讲平等的“礼”。再就是古代的“礼”将伦理与法律搅在一起，今天看来也不合适，应该加以区别。

       第三，伦理本位的文化结构也是一种等级结构。在这里，无论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还有宗教，都是伦理道德的仆人，都必须为伦理道德服务。伦理道德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其在文化结构中的本位地位外，还由于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包括关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在近现代之所以一落千丈，外在的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庇护，经不住科学文化的冲击。目前尽管兴起了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但希望国家政权再将儒学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看来不大可能。因此，关学必须回复到初创时那样，不依靠外力，尤其是不依靠国家政权之力，单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够生存和发展。

      这就需要关学也坚持改革开放。改革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如前面提到独断论、道德理想主义、伦理本位的等级结构等。开放就是向现代科学、艺术、宗教开放，学会和科学、艺术、宗教平等相处，自由交流，和谐发展。

      第四，和程朱陆王一样，关学的长处也在道德，且特别厚重，特别能载物，特别崇尚气节，这在今天当然应发扬光大。但中国人的道德是一种熟人道德，关学也不例外。这就需要将熟人道德发展到陌生人道德，使传统道德现代化和普适化，真正实现关学“民胞物与”的理想。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圣人文化，儒学尤甚，关学亦然。这是需要克服的。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    

       中国人虽然并非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却的确是“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的，这“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人就是“圣人”。关学也是一种追慕圣人的文化，这在今天显然是需要改造的。

      广义关学不仅要向文化的一切领域开放，而且要向一切人开放，并且声明，它不是培养圣人的，而是培养人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把社会分成圣人和小民百姓构成的社会，而是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关学具有优良的教育传统，将“圣人文化”改造为“自由平等的人的文化”后，关学这份教育遗产自然是要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