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金匮要略自学课程录(1)
本文根据本群各位老师讲课的内容,尽量进行了剔除错误、删烦就简、增补遗漏,修订而成。为了突出学习的完整性、系统性、风格一致性,对讲课记录进行较大的修改,也不再列出哪位老师讲哪部分内容。
本群各位讲课老师,绝大多数是中医门外汉,有的老师在勇敢地走上讲台前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伤寒论。这是不是胡闹呢?实践证明,这种「逼鸭子上架」的讲课方式非常有成效,使每个讲课老师都必须认真读书、刻苦备课,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很快就从外行逐渐入门。
中医是老百姓自己的学问,只要有这个认识,有一定的时间,人人可学。小病自己治,降低庸医的伤害,把健康掌控在自己手中。大病寻专家时,也是个水平高的患者,能够用专业语汇向专家介绍病情,减小错治误治。
【前言】
对于张仲景经方体系学说伤寒六经的实质是什么,自成无己开创以《黄帝内经》解释《伤寒论》以后,中医界普遍开始用五行经络脏腑运气学说来解读仲景之学,但伤寒体系毕竟不同于内经体系,这种强行的解释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四十多种不同学派,把许多内经的观点强加在仲景学说头上,越研究越混乱,给仲景学说蒙上了一层历史迷雾。
我们认为,虽然内经的某些观点与伤寒体系相通,但是伤寒论自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准确理解经方体系,只能用伤寒论自身语境提炼出来的理论解释自己。
一提起中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黄帝内经》的理论是中医唯一的理论,把伤寒论也说成是《黄帝内经》五行理论的产物,这样一个主流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
最能支持这个说法的,是《伤寒论》的序文一段话:「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论》合十六卷。」序中列举的文献,除了《胎胪药录》,都属于《黄帝内经》体系的理论,因此,《伤寒论》继承于《黄帝内经》似成铁板钉钉。
果真如此吗?
钱超尘、杨绍伊、李茂如等先生经多种考证后指出,《伤寒论序》这段话乃出于王叔和之伪。并指出经方起源于上古神农时代,由单方方证开始,以《神农本草经》这篇最早的汤液著作为代表。此后,逐渐发展到两味、三味、多味复方药,形成《汤液经法》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的记载。到了汉代,张仲景对《汤液经法》进行论广,成《论广汤液》。至西晋王叔和,根据张仲景派著作《胎胪药录》整理,改名为《伤寒杂病论》。
晋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宋林亿在宋本《伤寒论》序中也说:「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法」。自《辅行诀藏腑用药法要》得以发现后,更证明仲景的《论广汤液》(王叔和改称为《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基础上撰成。
从《伤寒论》内容会发现,经方治病并无五行之说,用的是「正邪之争、方证对应」。
胡希恕先生集前贤之考证,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明确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也就是说,经方体系,或者《伤寒论》体系是独立于《黄帝内经》的原创性系统。
彭坚先生认为:
《黄帝内经》确实吸收了先秦、秦汉在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巨大成果,构筑了以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然而,我们在体会其中各种科学思想的表达时,却感受到它缺乏具体的科学方法。《黄帝内经》归纳出疾病的原因,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内伤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房事、金刃、虫兽、饥饱无常等内外因。这种宏观归纳方法与西医微观的认识方法、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模式显然不同,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是一种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恰恰又是现代医学目前反思正在提倡的一种新的医学模式。《黄帝内经》广泛涉猎到古代天文、历法、数学、气象、物候、农业、地理、哲学、历史、文化、军事、音韵、音律、人际等各个学科。但它并不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只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围绕着养生、针灸治病的中心,摄取各个学科的部分有关知识,用以阐明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因而各个门类的知识广而不深。它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但却缺乏科学方法。
彭坚指出:
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中国哲学的重形象、重意境、重联系、尚体验、尚感悟、尚取模拟象这些特征,赋予了《黄帝内经》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但这种民族化的思维模式的弱点是缺乏严谨的逻辑,尤其它的五行学说。假如我们只有《黄帝内经》,中医必然会像中国古代其它各门科学一样,只能停留在工艺技术层面,不能向近代科学转化。也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科学方法的医疗体系竟然在漫长历史时期具有卓越的疗效。
彭坚说: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部《伤寒论》!《伤寒论》以其强大的逻辑思辩力和正确的科学方法弥补了《黄帝内经》的缺陷。中医之所以没有被近代科学淘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活的化石、惟一的熊猫,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只有中医这一门科学,例外地同时拥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思维方法,其代表作就是《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我们应该庆幸中医的源头上有这两部伟大的著作!
《伤寒论》的经方体系也是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结合体,这一点与《黄帝内经》一致,但经方体系摒弃了《黄帝内经》的五行,采用正邪之争、八纲、六经辩证体系。有人诟病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检验。但是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尤其《伤寒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一千八百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医学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
什么是「伤寒」?
「伤寒」这个词在《伤寒论》中与《黄帝内经》、《难经》概念不同。《内经》、《难经》是以病因立论,如「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则名伤寒耳。」「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由于是从病因立论,伤于寒后成热病,故《难经·五十八难》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即把热性病统称为伤寒。
《伤寒论》的「伤寒」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一指太阳病证之一,述于《伤寒论》第 3 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即不管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不论其病因病机如何,只要有这个组合证,就称为「太阳伤寒证」。
杨绍伊先生考证,《伤寒论》的「伤寒」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据杨绍伊分析,在伊尹的《汤液经法》中,「三阴三阳」部分的条文都是概括性论述,条文数目也很少,而在「诸可不可」中,详细列有治法,条文较多。为了能够一目了然辨别「诸可不可」每个条文归属何经,伊尹在所有条文前均冠以某经名,如「太阳病」、「阳明病」等。另外伊尹还用「太阳中风」题首条文泛指《汤液经法》的诸病。仲景在论广中,为了将自己的广论条文与伊尹区分开来,在所有论广条文的题首均冠以「伤寒」二字。至于谈什么,要根据条文的意思判断。至于题首既未冠以六经名也未冠以「伤寒」二字者,皆仲景遗论,被王叔和收录,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参杂进叔和私货。
如第38条「太阳中风,脉浮紧」,这条出于伊尹,「太阳中风」实指第3条的伤寒;第29条「伤寒,自汗出、脉浮缓」,这条的「伤寒」却不指第3条的太阳伤寒证,只是标明这条出于仲景广论。
条文中有「问曰」、「师曰」、「答曰」者,皆叔和组织的文字,其内容既有根据仲景遗论整理,也有叔和自己的发挥。
杨绍伊先生的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为正确研究《伤寒论》扫清了迷雾与障碍。
正邪交争、六经辩证、方证对应是经方体系的核心。
经方体系则非常简明,「正邪交争、六经辩证、方证对应」十二个字而已。以下是胡希恕先生的论述:
正邪交争,反应出来的症状(并不是病灶)的位置分处表、里、半表里,其病势不外虚实寒热,而虚者、寒者、虚寒者、寒实者皆属阴,实者、热者、热实者、热虚者皆属阳,阴阳与表、里、半表里交叉汇编而成六经,其中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称为八纲,太阳、少阴分属表阳证和表阴证,阳明、太阴分属里阳证和里阴证,少阳、厥阴分属半表里阳证和阴证,据此辩证论治称为六经辩证。不仅有六经单经证,还有多经合、并病证,变化虽多,也逃不出八纲六经范畴。经方体系的阴阳概念指病势的亢奋反应和衰弱反应,阴阳不同于《黄帝内经》之阴阳,六经也不同于《黄帝内经》之经络六经。
经方体系治病,通过望闻问切作为手段,不仅辩「证」,还强调方剂与临床病证的对应关系,注重主证的识别,选方过程即是病证与方剂间的搜索匹配过程,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即最终一定落实到辩「方证」上。经方简练,单刀直入。但是在面对复杂疾病时,有时也出大方,使用两个或三个合方这种特殊组方形式,仍然按照方证对应的原理,并不是随意加减用药。经方之辩证是客观性、确定性很强的「辩方证」,辩证结束,治疗也同时完成。经方具有易掌握的特点。
患病机体之所以会有六经八纲这种一般规律的反应,是基于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普遍真理,决定了患病机体的反应不是由于外在刺激,而是由于机体抗御疾病机制的内在作用。疾病刺激于机体,机体即应之以斗争,疾病不除,斗争不已,因是六经八纲便永续无间地见于疾病的全过程,成为凡病不愈的一般规律反应。
中医谓为正邪交争者,意即指此,屡有不治即愈的病,均不外于正胜邪却的结果。亦有机体虽不断斗争,而病终不得解,于是正邪相拒亦随时以证的形式反应出来。古人于此早就有明确的认识(今人于此却多有不明)。经方体系恰为适应机体抗病机制的原因疗法,其所以有验自非偶然。这是最理想的疗法。即使号称进步的现代医学,恐亦不免认为是一种理想而已。而经方体系的辩证论治,其实质恰是这种最理想的治病方式。
胡希恕先生指出,对于经方的研究有三个分类方法,一是按《伤寒论》原著分类,这是基础方法,原著就摆放在那里。第二种以组方用药构成特点分类,有助于对组方药性分类研究。第三种是方证对应分类,有利于医疗实践。
本群课程就遵循第三种分类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