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也，习惯也

早就想写点儿什么了，可是眼见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急剧下降，湖北疫情亦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以为这场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风暴即将过去，马上就会雨过天晴，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所以就搁笔了。没想到，中国的疫情控制住了，全球其他地方的疫情却暴发了。

截止2020年3月28日（星期六）8点40分，我国的新冠肺炎现存确诊病例数为3790例（最高时为82213例），而全球的现存确诊病例数却急升为428669例，其中欧洲为259013例，美国为99207例。

早就知道，流行性感冒每年都会在西方国家肆虐。据报道，今年美国甲流的感染人数为2000多万人，住院人数为10多万人，死亡20000多人，千分之一的死亡率被认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亚洲虽然每年亦有流感发生，但似乎规模要小很多，尤其是在中国。原以为这是东西方人种方面的差异，是生理上的原因。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东西方国家中的不同表现，颠覆了我头脑中原有的概念。

从每天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面对疫情，戴口罩的人群大都为亚裔面孔，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而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却认为，只有病人才会戴口罩，正常人戴口罩看上去怪怪的，即使是面临疫情的威胁，依然迟迟不愿使用这一有效的防护手段，意大利有位议员戴口罩出现在议会里竟然遭到耻笑，实在是匪夷所思。

然而，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佩雷菲特说：“同一类型的文化，通过各种经历，肯定自己的一贯性。我们应当善于衡量我们自己背得传统包袱，不然，就没法发现当前起着的变化。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心灵，都已经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中的优点扎深根于古远，这是可喜的；但文化中的弱点也扎深根于古远，而且变成了第二天性。这是可悲的。”

中国乃至东方诸国，深受道教和儒教文化的陶染，尊崇孔孟之道，崇尚黄老之学。主张“防患于未然”，倡导“我命在我不在天”。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孔子曰：“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荀子曰：”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儒家先贤这两段话的大意是：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这包括两方面，一是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二是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是道教的一条重要的教义，主张人的生命长寿与否取决于自身，而并非决定于天命。就健康与生命而言，道教劝导人们通过服食药物，行气导引，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在没病之前进行调养，使之得到健康。道教先贤亦有”救济受灾的人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如防患于未然，将灾祸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的说法。“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教鼓励人们通过修行，改变命运的思想本源。

而《圣经》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圣经》倡导“宿命论”，主张一切听天由命；进化论中则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切听天由命——上帝创造万物又统管万有包括鬼魔，能赐福于人、也能降祸与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世界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马太福音10:29）。福来，是人遵行了“天意”，即客观自然规律与行为准则而蒙福；祸至，是人违背了这个规律与准则，必然遭受的悖逆后果（申命记28章）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指物种之间及生物内部之间相互竞争，物种与自然之间的抗争，能适应自然者被选择存留下来的一种自然法则。环境，不管在哪里都需要个人与环境的协调适应，这个“适”不仅是你适应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人，还包括周围的人的理解、配合和互助。首先要“适”，然后才谈得上更好地生存。

从文化渊源上寻找原因，一切就都明白了。本次疫情面前，东西方国家的表现及其结果，原来不是生理原因，而是习惯原因。东方的“严防死守”与西方的“群体免疫”，皆深深地扎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之中。

赫拉利所著的《人类简史》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文化”的话语，就拿它来作结尾语吧，赫拉利说：“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虫或病毒就是这样住在宿主体内，繁殖、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夺取养分，让宿主衰弱，有时甚至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