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大唐，收不回的权力，管不住募兵
新事物的出现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有时也会着泪与血。
兴教门的大火烧光了似乎已经近在眼前的大唐盛世，百姓在混战中继续着痛苦的轮回。
923年，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国号“唐”，此前，同年，李存勖奇袭后梁，直逼后梁都城汴州，后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亡，称帝之前，李存勖平定幽州，大败契丹，3年后，李存勖又出兵灭蜀，割据已久的地方势力也纷纷纳贡称臣。饱受乱世战火摧残的百姓一度以为他们听闻中的大唐又回来了。但是，即使勇武如李存勖依旧难以实现对于地方武装势力的完全管束，魏博戍卒在贝州哗变，李存勖只能起用大将李嗣源，本欲平叛的李嗣源却也遭遇了亲军叛乱，被胁迫的李嗣源只得与两路叛军联合，反攻李存勖，李存勖被杀于兴教门，虽然日后称帝的李嗣源仍然称“唐”，但天下百姓已经明白了，已经持续了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的状态远不会就此结束。
李存勖
募兵代替府兵
大唐初期的军事制度仍然是北魏时产生的府兵制，所谓府兵制，既接受政府分田的农民，需在农闲时参与军事训练，一旦出现战事，这些农民需自备马匹、装备前往作战，除作战外，府兵们还有守卫边关的义务。
府兵制的产生依托于均田制，均田制产生于北魏，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大量土地荒芜，虽世族大家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但无主之地仍有不少，于是，北魏统治者将这些土地分给百姓耕种，但同时规定了百姓需农闲时训练，战时为兵的，府兵制在创立之初，不但扩大了兵源，也促进了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不错的军事制度。
府兵
但府兵制必须与均田制绑定，百姓获得政府所分之田，而后为政府出征打仗，若均田制瓦解，百姓无田，纵使政府以暴力手段逼迫无田百姓上战场打仗，这些人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战斗力是最弱的，而从唐高宗时期，土地兼并就在进行，至唐玄宗时，均田制已经基本瓦解，大量有土地的农民变为无土地的流民，府兵制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府兵制另一个与盛唐时期格格不入的因素就是府兵皆有戍边的任务，而随着盛唐时期的版图扩大，百姓需要走更远的路去戍卫更大的边疆，这无疑极大的增大了百姓负担，正如杜甫《兵车行》所言：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府兵制解体，而募兵制则呼之欲出。
之所以说募兵制是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军事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大量失去土地的流民无所安置，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如果把这些流民招募为军，则会变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力量。
2.相比于府兵半农半军，募兵则是职业军人，因此募兵战斗力要强于府兵。
3.盛唐时期的领土扩张为将领以及募兵建功立业提供契机，而战争所得又能解决募兵制的财政开支。
基于以上种种，募兵制于唐玄宗时期极大的提高了大唐的军事能力，大唐也在此达到极盛，但所谓上帝为人关上一扇门，必为其打开一扇窗，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可以，世间万物有利则必有弊，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
难以为续的扩张与管不住的地方势力
募兵制虽有种种好处，但弊端也明显——其需要强大的国家财政为支持，在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况且对外用兵也能带来战争所得，这些使募兵制的这一弊端没有暴露出来。但是，中华民族从骨子里是一个内向型民族，本身就不善于扩张，这也注定了唐玄宗式的开疆拓土绝难长久，751年，向西扩张的唐军于怛罗斯败于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这场战役看似并未对于大唐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其却标志着大唐向西扩张之路基本已经走到尽头。
而大唐在与北方的突厥、回纥和奚族的交战也逐渐陷入胶着，再想通过战争大规模土地和收益已经不可能了。
大唐开疆拓土固然慷慨激昂，但有多少边疆就有多少麻烦，在与吐蕃、突厥、回纥以及后来的契丹对峙时，大唐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果仅仅是这些外部麻烦，凭大唐的国力倒还可以应付，但内部的矛盾则是大唐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最终摧毁了整个大唐。
大唐疆域深广，如果单纯以中央管辖必然效率低下，这就必然导致大唐必须将权力下放，由于外部强敌环伺，这下放的权力必然以军权为主，唐玄宗天元年间，各地节度使通过征盐税的方式再次获得财政权。于是，大唐的地方势力们可以自己筹钱，自己募兵，如是一来，远在长安的大唐皇帝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任何时候，同时拥有了财政权和兵权的地方势力都在实际上具备了割据的能力。唐朝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变得尤为严重，开元盛况之下，是一个个地方节度使的狼子野心。
各方势力的各自为战也注定了即使这些人还算听从中央政令，但是相互间配合的效率也很低，这就使唐玄宗明明兵力数倍于安禄山、史思明却在前期屡屡败于对方的原因。
底层失控
平定安史之乱后，大唐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方的绝对领导地位，但双方还能勉强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这种关系也暂时可以维持社会的大体稳定，但社会并非只由皇帝和节度使构成，底层的百姓才是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而底层的失控也打破了大唐中央与地方间本就脆弱不堪的平衡，成为压垮大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先说底层士兵和下级军官，这些人多大出身失去土地的流民，当兵成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你以为这些人拿了地方节度使的军饷就会死心塌地的为节度使卖命吗？并不会，这些募兵只认钱，唐德宗年间，朝廷征召泾源节度使麾下士兵出兵平叛，这群士兵本以为此去平叛必有钱赚，没想到长安的中央政府给他们吃的粗茶淡饭，因为没有搞头，这群士兵居然立刻起兵造反。
他们的节度使姚令言本来不想造反，但手下不听反而威胁姚令言不一起干就先弄死他。像这样的兵变在后唐和五代时期不计其数，从皇帝到节度使，谁都不敢说能对于这些下级军士的完全管理。这些才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社会兵患不断的原因。
募兵们在混乱的战局中艰难求生，但是数量巨大的失地流民不可能全部成为募兵，大部分人也只能受雇佣成为地主大户的隶农，忍受着官府与地主豪强的双重压迫，最终，一个叫黄巢的不第秀才举兵反唐。由于大唐已经藩镇割据多年，使得联合围剿黄巢变得十分困难，黄巢以游击的战术打遍整个大唐，皇帝、节度使、下级军士间脆弱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后黄巢旧部朱温篡唐，地方武装势力的直接斗争更为频繁，李存勖的后唐一度被认为可能终结这种乱世，但结果仍是失败。直到后周柴荣与后来的北宋建立者赵匡胤时期才算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对于地方势力有个实际的管辖权力。
后来的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并以新的路制将地方权力分散化，宋代统治者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被近200年藩镇割据给吓怕了，这种做法的确是大大降低了地方势力割据的可能性，但是也使得本就失去幽云十六州的两宋在军事上更加被动。
尽管如此，募兵制这种军事制度却在宋代亦得到保留，甚至获得了不错的发展，军人职业化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成为了发展趋势。募兵制之所以在中晚唐时期成为了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说到底还是大唐的扩张过快导致的地方势力膨胀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在讨论募兵制的优势时，不应忘记晚唐以及五代十国时期人民的血泪。
唐的扩张与宋的保守都只未能带给人民持久的繁荣，人类目前为止已经在制度设计上探索了几千年，未来这种探索还将一直持续，也许，这种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探索的精神本身就是人类苦苦追寻的美丽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