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⑩ | 大师已去，风骨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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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昨天我们读到了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也随之解散了。战争的结束，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困境，由于时局的变化，清华内部逐渐出现了纷争。
伴随着国家局势的骤变，梅贻琦最终还是选择离开清华，南下而去。那么，南下后的梅贻琦又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位教育大家的人生归宿究竟在何处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大事因缘
1955年，台海局势暂趋稳定，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在这年的11月接受台湾当局邀请，从海外返台，并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院（所），让台湾也出现了一所“清华大学”。
自此，66岁高龄的梅贻琦，再次以“清华大学”校长的身份，在这座前日本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结出了世人瞩目的硕果。
梅贻琦抵台后，受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之邀，暂在其官邸安身。众人见梅贻琦来到台湾，如同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跑到梅贻琦面前指东道西，说长论短。
梅贻琦是受儒家思想熏染很深的夫子，尽管识破这些人的意图，又感到“甚多善意不便拒却”，因而深受困扰。
还有许多不相干的官僚、军人、政客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他进行围殴式质询。
无论是在公私场合，梅贻琦都要耐着性子历述自己从海外求来的清华庚款基金的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上蹿为止。
不知是出于流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扭曲，有几位已列军籍的清华校友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既刁钻又蛮横地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清华基金中得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
这种无礼的纠缠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流亡者骨子里的龌龊和丑陋，内心增添了“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悲哀。
当一切阴谋与阳谋揭开并暴露在阳光之下，梅贻琦对人心参悟得更加透彻，对世事辨得越发分明，原本郁闷不快的心胸豁然开朗，于是坚定了对清华庚款基金严管到底，用于最为切实事业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清华”研究院，并非一时性起，实则是经过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
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梅贻琦正是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研究所组成的研究院，最后恢复“清华大学部”，成为一所建制完全、教学与研究一流的“大学”。
鞠躬尽瘁
这一计划得到台湾当局认可和批准，接下来就是选址、购地、建设校舍。
当一切障碍扫平之后，1956年1月，由梅贻琦主持，新竹赤土畸“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同年7月，“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班研究生招考完毕。
当时的台湾虽也向往科学，但对科学教育深入了解，并有所远谋者并不多见，台湾学界与民众对梅贻琦搞的原子科学，更是知之甚少。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号称博学多能的老先生，听到众人谈“清华”的原子炉与原子能，若有所悟地说：“袁子能？那一定是袁子才的弟弟了。”
有人说：“不是的，老先生，这是讲核子的。”
“什么字？”
“木字边一个亥时的亥字。”
老先生肯定地说：“那就对了，袁子才，名叫袁枚，枚亦是木字旁，更证明是弟兄们了。”
对方驳斥道：“老先生，核子是一种很巨大的力量。”
老先生瞪大眼睛自信地道：“是啊！袁子才作过一本书叫《子不语》，不就是讲怪力乱神的吗？”
据说此故事是梅贻琦参加某宴会所亲见并对清华校友们讲的，或有幽默的成分，但从另一个侧面，透出梅贻琦内心的孤独与悲凉。
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夏秋，新竹“清华”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舍开课。
在第二届研究生入学之前，校内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已开始全面兴建，校园初具规模。于隆隆的机器声中，望着来回穿梭的车辆人马和四面开花式的建筑工地，师生皆感振奋。
有一天，梅贻琦在工地突询建筑师与身边人员未来校园建筑计划，众论纷纭。梅贻琦于喜悦中透出一股宝刀不老的英雄气概，目视前方，以手比画，计划着将在成功湖旁盖一座500人居住的研究生宿舍。
豪气之盛，气魄之大，目光之远，把身边的建筑师吓了一跳。当时在校的研究生区区不足20人，与500人是何等的距离？身边人闻听此言都不敢置信，想不到后来竟得验证。
当然，除了气魄与风范，还要有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梅贻琦赴美求学时代习的是电机专业，原子物理不是他的专长。
但在建立台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过程中，他以近七十的高龄边做边学，无论仪器设备购置、教授延聘、咨询学者专家及与厂商洽谈，都亲自为之。
每一件事皆经过深思熟虑，与专家同事详细研究，方可定案。当原子炉订购案成之后，梅贻琦派遣后来建造监工操作人员，分赴各地参观访问，务求确实做到妥善。
其时，台湾民众对于原子科学虽有所认知，但毕竟隔行如隔山，仍是不太了解，特别是原子能的安全以及对民众的危害传说纷纭，恐怖的流言与人们的担忧相伴而生。
梅贻琦为安定人心，把校园内新南院教职工宿舍建于办公楼、教室与原子炉之间，作为安全之最好证明与保障。随着新宿舍的建成与操作原子炉教职工进住，流言逐渐不攻自破，一个最具前沿性、崭新的原子科学时代就此到 来。
大师风骨
几摊子事叠加一起，梅贻琦不得不劳心劳力、来回奔波，终致少食少眠，积劳成疾，身体渐渐不支，每况愈下。再加上他喜爱饮酒，也导致了身体的日渐消瘦。
梅贻琦平生对个人要求甚严，对物质要求甚俭，若说有个例外，或称为小小爱好，便是饮酒。
梅贻琦对酒的品种如同对待饭食，并不苛求，有酒即可。
在昆明时，限于物质条件，常饮的是廉价的白酒或米酒。后来条件时好时坏，饮的酒也随之变换花样。
时间久了，他的爱喝、能喝但不闹酒的名声在学界传播开来，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在同仁与学生们心中，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
当时在台的清华校友常邀请他同饮，不管什么草庐陋巷，梅校长都准时赴约。
酒酣耳热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梅校长也会打开话匣子，大家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梅贻琦的爱酒、喝酒以及来者不拒的酒风酒德，在赢得一连串“美名”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
有时兴致上来，不免酒醉。梅贻琦赴台的时候，已是人生的晚年，对酒的嗜好更变本加厉，甚至有了酒精依赖，因而对餐聚或宴会是否有酒水特别在意。如主人招宴而未安排酒水，梅的心里便产生遗憾甚而反感。
小酒怡情，大酒伤身，自古皆然。据其子梅祖彦推测：“父亲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1962年5月4日，梅贻琦开始高烧不退，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18日晚体温升至39℃，神志也不太清楚，19日上午10时50分，医务人员回天无力，梅贻琦终告不治，溘然长逝，享年73岁
“原子开新运，士林哭大师。”中国教育界一代名宿，连同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此长眠于地下。
结语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梅贻琦的一生，当无愧于鲁迅先生这段话，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兢兢业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将心思放在教育上，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当与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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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本书是否让你了解了梅贻琦的大师风骨？读完这本书，你对梅贻琦有了什么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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