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黄宗英：永远“与爱同行”
2020年12月14日凌晨，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此刻，我们愿与您一起跟随著名作家李辉先生，回顾《名人传记》里“与爱同行”的黄宗英。
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从舞台、银幕到文学领地，从爱赵丹、冯亦代到爱创作，黄宗英的一生始终与爱同行。在爱的世界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早已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内容。
我的买书乃至藏书，始于1978年初走进复旦大学校园之时。
在就读复旦期间购买的图书中，有一本赵丹的《地狱之门》，系根据他于“文革”结束后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赵丹回忆自己的演艺生涯，纵谈同辈表演艺术家的得失，阐述对艺术规律的理解，率性而谈，生动至极。他把从事电影艺术喻为跨进“地狱之门”，不敢懈怠半点，更有来自内心的敬畏。联系他一生的坎坷，读来令人感叹不已。
《地狱之门》1980年8月出版，赵丹应该在病榻上看到了这本书。之后不到两个月，赵丹逝世。逝世前几天，他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参加当时《人民日报》正展开的“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人之将死，其心坦然。多年积郁，殷殷企盼，一下子倾诉出来。他有切身感受，有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灾的磨难。他不能不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能不把生命体验昭示于众，让活着的人能够走出历史怪圈，在教训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变得聪明起来。他从艺术规律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对某些领导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横加干涉至为反感。他说：“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他为扮演鲁迅，从1960年开始试镜头，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却仍然不能拍摄。其原因无非是意见不能“统一”。没有这样沉重的感受，他是不会有如此大胆的反思的。他说：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这是文章的最后几句。一个省略号，到底省略了赵丹哪些思考、哪些声音，人们永远无法知道。
电影中的赵丹与黄宗英（左）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我结识了黄宗英老师。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赵丹的“文革”遭际和晚年故事。后来，黄宗英委托我整理这些历史档案，编选成《赵丹自述》出版。《赵丹自述》中，除了这些“文革”交代，还收录了《地狱之门》中的演讲。赵丹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忆录，只有以这种形式来集中呈现他的一生。
请黄宗英谈赵丹的关押生活，我总感到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回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就这一个话题进行了长谈。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赵丹在一个至今不清楚为何处的地方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是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
历史此刻在赵丹身上出现巧合。二十年前的1948年，赵丹参加电影《丽人行》的拍摄，扮演革命者章玉良。剧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狱，那座监狱也就是现在赵丹被关押的地方。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当年正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后来面对赵丹写下的交代，女儿感慨：“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一生吗？”
回想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黄宗英说过：“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赵丹（右一）、黄宗英与女儿
一次，我请黄宗英为我收藏至今的《地狱之门》题词，她这样写道：
李辉：
你购此书时阿丹刚走。命运让我在十三年后认识了你。从此，在我生命的马拉松障碍跑中，你恰像我的随跑教练。
是你，使我的人生无愧于阿丹妻亦代伴，我将在你们的鼓励和厚爱中——生气勃勃地跑、跑、跑跑跑。
黄宗英 2005年3月19日华东医院29病床，骨折后学步阶段
诚惶诚恐之外更有一种感动令我难忘。于是，最初购买于复旦校园的这本《地狱之门》，对于我认识黄宗英，就有了新一层的意义。
黄宗英骑马照
在为《地狱之门》所写的题跋中，黄宗英用了 “阿丹妻亦代伴”这样一个特别的表述。这恰是她一生婚姻生活最为重要的概括。
第一次见到黄宗英，是1993年她与冯亦代先生在北京结婚时。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以及正在筹办的婚庆细节：
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的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著名翻译家、学者。编者注）。（1993年6月21日）
10月你来时，事先告诉我，我来车站或飞机场接你（你要我去上海接你，那就更方便了）。我去接你，就此车到七重天，一夜无话。第二天就去登记，你必须带来你的身份证，阿丹的死亡证，以及你机关的证明，三张三寸照片。于是我们选定一天，在章含之家里吃Bullet（豆子饭。编者注），人是少数的。名单我另外告诉你。如果当时宗江在，就由他主持，如果他不在，我们自己出面或由小丁、祖光主持。以后就是选定日子请你家的众多舅老爷，然后请一次我的女儿全家，另一次儿子全家。在含之家的一次，由《人民日报》的李辉夫妇做总招待，请的人只是我必须通知，以及你的朋友，亲戚不算在内，我请的人是他们有表示及我的狐群狗党。我们的结婚照是要由登记处拍的。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以为何如？（1993年9月7日）
他们的婚礼最后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会中，我们夫妇与他们二位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老人们的再婚曾有失败的先例，如徐迟。但黄宗英与冯亦代建立于纯爱基础上的黄昏恋，却以《纯爱》一书，留下了佳话。现在看来，黄宗英与冯亦代的黄昏之恋的确是难得的和谐和圆满。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黄宗英的细心照料和精神支撑，冯亦代能否从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过来？如果细细读《纯爱》，就不难发现，正是她的聪颖、好学，孕育了两个老人美丽的黄昏恋。鸿雁传书，演绎出的是一场动人的、纯真而炽烈的爱情。
冯亦代1996年因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记忆也严重衰减。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医生来检查。黄宗英问冯亦代哪年出生，他把“1915”错说成“1951”。大家笑着说：“你这么年轻呀！”再问哪年打成右派的，他却脱口而出“1957”，这颇让人感叹不已。从那时起，帮助冯亦代恢复说话和写字功能，成为黄宗英的主要任务——“我演员出身还不会教二哥发声？”七十几岁的人了，她执意搬到病房住，每天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练。她让我买来写字板和粗笔，让冯亦代练习写字，从笔画开始。“难我不倒”——她用毛笔写得大大的四个字，挂在他面前。冯亦代坐在轮椅上，呆滞地看着大字，黄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笔上下左右写着。写累了，又小孩一样开始咿呀学语。她“啊”一声，他也“啊”一声；她“呀”一声，他也“呀”一声。这一幕，让人感动也心酸。
黄宗英与冯亦代（左）
两个月后，冯亦代挺过了那一次大病，恢复了说话和写字的功能。再过几个月，居然还写出了新的情书，写出了书评和散文。朋友们都说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2004年6月，黄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医院探望冯亦代。冯亦代已经住院一年多，多次报病危又多次挺过，但生命显然已慢慢走向终点。冯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认不出来者是何人。黄宗英似乎预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见面，她紧紧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后，冯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节那天告别人世。十一天后，黄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给远去的冯亦代又写了一封信，向二哥报告他们的情书即将结集出版的消息，写得凄婉而动人：
亦代二哥亲爱的：
你自2月23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高兴吗？吻你。
愈加爱你的小妹
2005年3月5日
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写信。我为这封信起了个标题：《写给天上的二哥》，将之作为《纯爱》的代序。
老友、文学家董鼎山（推轮椅者）归国看望冯亦代（坐轮椅者）和黄宗英
在许多同辈人眼里，黄宗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则更是一个对知识永远充满好奇的人。每次见到她，她总是在阅读。年过八十后，她每日仍在读书，在写日记。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她要听半个小时的英语教学广播。“我知道学不会了。我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伤感中透出她的执着与坚毅。
黄宗英总是不断地把惊奇放在人们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吸引力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学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她就以写作为主业了，从诗歌、剧本、报告文学到散文，她是成功地从演艺界转向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她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大雁情》，她写赵丹、上官云珠等亲友的回忆文章，堪称力作，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黄宗英最早出版的作品集，一是诗文集《和平列车向前行》，一是电影剧本《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作品虽稚嫩，却是她的大胆尝试，留下了最初转行的足迹。
《和平列车向前行》1951年2月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我买到的为1951年3月的再版本。一月之内即再版，可见黄宗英的第一本结集作品颇受欢迎。该书是平明出版社推出的“新时代文丛”的第一辑。该书收录长诗一首及游记数篇，为黄宗英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归来后所写见闻与感受。书中有“前记”一则：
我这次很荣幸能随着中国和平代表团远走苏联波兰两个国家，我有责任把我所看到的传达给大家。我刚在学习写作，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正好让我在做一个演员之外还能用我的笔，多多少少地为人民做些事情。
黄宗英
1951年1月27日
《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则是黄宗英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列入艺术出版社的“电影剧本丛书”，于1956年6月在北京出版。五十年后，当她再次看到这本书时，感慨万千，特地为我写了很长的题跋，如同一篇回忆散文：
见李辉觅得我五十年前的头胎婴儿怎不感慨……
1953年冬，我生下爱女橘橘，有五十六天产假和红布二尺，我觉得发了横财，不必每天形式上去坐班啦。我找来一沓新稿纸，衬着大红布，拿起笔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我张罗忙活为剧影界妇女办托儿所，我一开笔写的就是托儿所、教养员、保育员和孩子们。产假才起头，我的剧本就完稿了。开年，中央电影局举办“剧本讲习班”（三个月），我带着处女作参加了，并将拙作作为结业作品交卷。没想到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居然一稿通过，可组织拍摄。大家都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剧作通过之难有顺口溜为证：“三稿四稿，不如初稿，七稿八稿，枪毙拉倒。”而我走红运，连导演都定了，只小修小改就可开机。如此小修小改，再修再改，改到影片放映时，爱女已五岁了。
影片放映时更名为《平凡的事业》。
片题改得好，可平凡标高了，说不上。如今回头看处女作，她来自生活，来自心头，来自身边；却怎的公式化概念化得如此彻底？难怪“一稿通过”。
现今，痴长到八十岁，人生百味尝遍，头脑丰繁杂沓，来日比“产假”尚长，在文学上却害了不孕症了，哀哉！
黄宗英 乙酉芒种前
读这些题跋，翻阅与她相关的各种书，一个经历无比丰富的黄宗英生动地站立在我眼前。
近几年，黄宗英一直住在医院里治疗。所爱的人已先她而去，所钟爱的写作，也难以再如从前那样全身心投入。
一次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她，她说想念北京的老朋友们。拨通黄苗子先生的电话，问候、寒暄后，她说：“你知道李清照是济南人吗？她的词用济南话念起来才好听。”她随之就用济南话朗诵起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抑扬顿挫，乡音袅袅，她一口气流畅地朗诵完整首词，居然一个字也没落下。她旁若无人，沉迷于朗诵之中。
八十多岁的黄宗英，那些日子里每天都在背诗词——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学英语、学中药学一样。她还坚持写日记，写长短不一的随笔，并把这些短文命名为“百衲衣”。对于她，阅读与写作是永远的爱，永远的伴侣。
从舞台、银幕走到文学领域的她，其实一直生活在为自己设计好的场景中。这是想象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回忆与梦想，务实与浪漫，沉思与激情，无法严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别。它们早已构成了她的生命的全部内容。悠悠一生就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她是编剧，是导演，也是演员。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她的生命列车沿着这样的轨迹一直前行。
前排左起：黄宗汉、黄宗英、黄宗江
前年，上海电视台拍摄一部黄宗英的纪录片，编导采访我，请我谈谈我眼中的黄宗英。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有一个共同感受：在黄宗英身上，有一种大爱。我这样对编导说：
“文革”的经历，赵丹的经历，包括我编《赵丹自述》时，她也跟我做了一些访谈，就是含着血泪的叙述。虽然她过去在那个时代，是跟潮流跟得很近的一个人，可能有不少人认为她很“左”。经过“文革”动荡之后，她对历史是有很真切的感受的。所以她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推崇，不仅仅是因为巴金写过好几篇有关赵丹的文章。她与巴金的关系很好，“文革”期间干校又在一起，所以她对巴金的历史反思感触很深。她写过类似文章，包括她写《星》，叙述上官云珠的悲惨故事，写得凄凄惨惨，令人过目难忘。
我觉得，进入90年代，有这么一个晚年的婚姻之后，她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而历史的错误可以给很多的人带来很深的伤害，尤其是对赵丹、对她的伤害都是很深的。怎么面对它？我想就像黄永玉在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扉页上写到的三个词：爱、怜悯、感恩。哪怕是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用直截了当的揭露或者咒骂来面对的，更高的怜悯或者更高的一种责任，可能叫作包容，或者叫宽容，或者叫怜悯的一种心境。我想她也具有怜悯之心。
黄宗英与本文作者李辉（左）
黄宗英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遇到了多少灾难。这样一个人，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没有一种豁达的心态和包容的心，很难活得踏实。她的回忆录里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细节的渲染，展现那个时代生活的风貌，人的感情交往的方式。她把譬如当年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人跟人之间的敌意，都隐到后面了，这是另外一种写作方式。黄宗英这样的人，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看到了太多的风云，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她也亲近过。所以，所有人在她面前就是一样的，无所谓上和下，而是好和坏、对和错的一个关系。什么叫洞察人生，或者领悟人生？这就叫洞察人生。所以她在这种心态下写的东西，就能够很好地反映自己的一生，或者告慰自己，或者让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经过历史灾难的人，经过磨难的老一代的心态是多么有意思。她的文章，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慢慢品味的。她的书不会是畅销书，但是这种书还是会有读者愿意看。
现在黄宗英还在继续写，我想她还会写一些好的东西出来，哪怕她写不出来了，我觉得也不要紧。
她有这样的心态，一个根基就是充满童心，她好奇，童心是好奇的基础。她很好奇，很多新的东西她都想试，这就是她能够很坚强、很乐观地走到今天，而且能够在病房里面依然关心着很多事情的原因。她后来言语不多了，写信少了，身体也弱。九十岁那年，我去看她，还给她拍了些照片发给大家看，大家觉得她真年轻，还是挺富态的样子，很乐观的样子。
在她那里，所有人对她而言都是平等的，没有感情障碍，这很重要。这样的人，心里拥有博大的爱。
（原文《黄宗英：写作是不会老去的爱人》刊于《名人传记》2017年第4期）
本版编辑｜王苑
名人传记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