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在经历了金元的低迷和消沉之后，至明代始复振兴。而以往学界对这一学术现象的考察多从关学学者的角度切入进去，这当然并非毫无根由，毕竟他们才是以身体道、传道者。而其实，有一个群体对关学在明代的复振同样居功至伟，甚至是不可或缺，这就是“总一方学政”“为一方之师”的提学官群体。
明代在正统元年（1436）开始设立提学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代灭亡，陕西历任提学官共计有64位。而其中，督学活动受到时人褒奖的有近一半之多。（李波《明代陕西提学简述》）修建书院：早期陕西提学官十分重视书院的建设，娄谦于弘治元年（1488）令西安知府重建学古书院，撤去道教的三官神像，恢复孔子及四配像，以示崇儒重学之意。而后于1491年至1498年任职陕西提学官的杨一清延续和光大了这一策略，在陕督学七年，修建16所书院，数量在当时名列全国前茅。如在1495年督建绿野书院，专设横渠祠，推崇关学宗师和地域儒学。1496年在西安就地重建正学书院，同样设张载祠，崇祀先贤，表彰正道，风励士子，“选英俊居其中，躬自教督”；复振关学的中坚人物吕柟、马理、韩邦奇等皆就学其中，杨一清亲自教导，“躬授经传，使转相传受，故遐方之士咸如亲炙”，并在他们登进士第后，多方拔擢，使陕西在成弘年间人才辈出，驰名朝野者不在少数。再如他在凤翔府督建岍山书院，同样造益一方，闻名天下。后继提学官在杨一清等创建书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书院规模和数量，尤其是杨一清重建的正学书院，此后的多数提学官皆重视有加，或不断增容，或亲临施教，使正学书院成为有明一代陕地引领教化、人才济济之地。这些提学官或修建书院，或褒奖书院，为关学的复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场所。识拔英才：关学的复兴仰赖于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而他们特立之操、出群之姿的养成则与提学官有莫大关系。杨一清督学陕西时，亲自指点吕柟、康海、马理等，并说：“康之文辞，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后康海、吕柟皆高中状元，马理则登进士第，而吕柟与马理并为关中学者所宗，尤其是吕柟更成为关学的集大成者。对于杨一清的督学成就，马理曾说，“提学时，善于其职事。有博记诵者，有修文辞者，有攻举业者，有志道德者，虽所学不一，皆以为美，诱而进之，曲成不遗”，由此可见杨一清遴选士子不拘一格。王云凤督学之时，“一时西土士风，亦骎骎乎复古矣”，尤其是优选韩邦奇等入读书院，后者成为复振关学的中流砥柱。朱应登督学期间，“勤勤恳恳，若将一变而至于道矣，加之以年，则学者诵习之力，岂或少让于浮梁君哉”。唐龙更是成就斐然，据载：“时士学趋诡异，乃新正学书院。选士群肄之，划其奇靡而约诸理，其所登进者悉为名臣。”又载：“关中名士，凡有与被渔石之教者，莫不渐德感化。钝者奋而利者惧，于是彬彬然，视往益懋。”这就将唐龙拔擢人才的贡献明白无疑地揭示出来。刘天和督学之时，不遗余力荐举人才，“关中缙绅若张君时济、许君伯诚、胡君承之，皆刘子巡按时所举士也”。敖英任职时，“以躬履之余诱掖多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关学人士吕潜，“学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学书院以风多士”。许孚远任提学副使时，“开正学书院，拔志趋向上士讲明正学”，“凡寓内后进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绪论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可见许孚远对关中士人的提携之功。而这其中，晚明复振关学的两个主要人物冯从吾、张舜典皆从学许孚远，受到许孚远的亲身指教，李二曲曾说：“（张舜典）与长安冯少墟先生同时倡道，同为远迩学者所宗，横渠、泾野而后，关学为之一振。”从这几任提学的事迹来看，他们简拔优秀，培养后进，为关学的复振奠定了重要的一环，即弘道群体。推重理学：关学是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从我们经常以濂洛关闽来描述宋明理学的流派可以直观反映出来。历代提学官十分重视理学的推广。首先，在教育内容上，有“国朝提学之最”之称的杨一清在主持陕西学政时，就十分重视理学内容的教育，“以道设科，分经建局，于是乎彬彬弟子员复知有鲁斋之学矣，上之知有横渠与二程之学矣”，可见杨一清确然以理学为教，终致陕地“飒飒乎道学之流行”。后继者王云凤更是“教人读书，自《小学》《近思录》始，次及各经史”，强化理学的教育。再后来的闾东则有见于“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故而“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王阳明）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也就是说，闾东在陕地开讲阳明心学，为关学注入新的思想。提学副使何景明更是推崇张载的《正蒙》《西铭》，并将刘矶的《正蒙会稿》作为士子教本，刊印分发，使“关中诸生，人置一本”，推行关学教育。孙应鳌“督学关中，以濂洛之学自任”，许孚远则将湛若水一系的心学传到关中地区，亲自教导诸生，并由冯从吾、张舜典辈发扬光大，使关学“一变至道”，直接推动关学形态的更新和转化。另一方面，提学官除了以理学施教外，对理学人物的推崇亦为关学的复兴起到催化作用。如杨一清亲自祭拜张载，并作《谒横渠祠》；王云凤则将关中学者李锦亦增入祭祀行列；姜士昌推重冯从吾之学行，多次拜访冯从吾，并亲自为其著作作序；无独有偶，另一提学副使洪翼圣亦为冯从吾著作作序，并高赞冯从吾道：“笃志圣学，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辟异端，则洙泗一脉将安赖哉？”孔天胤则为陕西巡抚贾应春刊刻的关学大儒韩邦奇的《韩苑洛先生文集》作序，并称韩邦奇为“当代之儒贤”。许孚远礼聘关学人物王之士、冯从吾讲学书院，以为士人矜式，并雅重关学人士郭郛，以礼相待。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提学官们以政治身份对关学人物的褒奖和推崇，无疑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由上可见，明代陕西提学官借助政治资源和手段，从构筑平台、培养传道者、推重理学以及倡导关学等角度，对关学在明代的复振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这就表明关学在明代的复振绝非只是关学学者群体努力的结果，督导一方学政的提学官理应成为我们考察关学复振的重要视角。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8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