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蓝田四吕和他们的老师们

​

蓝田四吕雕像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昌盛、人文荟萃时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进士科开考，时年27岁的蓝田才俊吕大钧赴汴京（开封）应考。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与大钧同榜考中的还有蜀中名士苏轼、苏辙兄弟和同来自陕西的张载。张载长于大钧11岁，在未考中进士前已名动京华，此次进京科考曾应前宰相文彦博之聘，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经》。张载的道德学行，令大钧深为钦佩，一番交谈，又“一言契合”，大钧于是毫不犹豫地拜张载为师，从此终身“执弟子礼问道”，成为张载关学的最忠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宗师张载

张载画像

张载，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全家随做官的父亲侨居长安。张载于天禧四年（1020年）生于长安，晚年在眉县横渠镇定居并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15岁时，在四川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任知州的父亲殁于任所，家人决定归葬原籍，张载和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陆氏扶棺上路。行至横渠镇时，因盘缠不足，又听说前方发生战乱，于是将父亲安葬于眉县横渠镇南8公里的大振谷迷狐岭上。少年张载于父亲坟旁搭草棚守孝，一家人就在横渠镇定居下来。后张载入横渠镇崇寿院（横渠书院的前身）读书，学业有成后，陆续被邀至扶风仙山寺、武功绿野书院、长安以及京都开封等地讲学，门徒多为关中地区学识之士和在职官员。蓝田吕氏的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兄弟都曾游学于张载门下。

当时，西夏常侵扰西北边境，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朝廷与西夏议和，并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面对北宋外忧内患、民不聊生的积贫积弱现实，素有强兵卫国、为民除患之志的张载，奔赴延州（今延安），为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请求对西夏用兵，并自告奋勇准备联络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为国家立功。范仲淹很赏识张载的才能和爱国精神，认定其日后必成大器。于是，便为张载作了“顶层设计”：弃武从文，不必在军事上下功夫，而是专治儒学，成就大业，并要他从《中庸》学起，系统研习儒家经典。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苦读《中庸》。虽然十分喜爱，但却很不满足，于是遍览佛、道之书，后觉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就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历经10余年攻读求索，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通的道理，张载将其融会贯通，逐渐形成独特的关学体系。

张载考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县令、著作佐郎签书、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任推行德政，十分重视垂教化民，使治地风俗为之大变。任军职时，多有建言著述，提出了选兵择将、攻守兼备、开源实粟、修内防外等固边御敌之策，展示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

于右任书横渠四句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张载50岁时，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张载，认为其“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可问治国为政的良方。神宗皇帝遂召张载至京师汴梁垂询，张载以三代（夏、商、周）的治国方略为对，神宗听后，十分高兴，欲委张载以要职，张载以对朝廷情况不熟婉谢，宋神宗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这时，王安石推行变法，想求助于张载的帮助。因与王安石政见不一，51岁的张载遂以病为由辞官归隐横渠镇。他依靠家中田亩维持生计，一面养病疗疾，一面讲学著书，修行悟道，求为圣贤，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经过多年的苦读精思，缜密构筑，终于完成了《正蒙》等重要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和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张载哲学思想最受推崇的是在这部书中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其大意是：人与我、物与人，同生天地之间，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当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这和我们今天讲的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很相近。张载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同胞、万物视为自己的朋友，蕴含着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和精神追求。张载的一生，就是“民胞物与”的真实写照。张载在长期的为学与为政生涯中,形成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志向和社会理想，他将其概括为四句话，被后儒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就是为人间社会确立价值标准；“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找到前途和意义；“为往圣继绝学”，就是把先贤的学统继承下来；“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创造一个永久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横渠四句”经过历代传播和不断诠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理想追求的经典表达，并逐渐影响到广大社会领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中国人向善向上，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58岁，时任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宋神宗再度下诏召张载至京都，授以同知太常礼院（礼部副职）。不久，因推行复古婚冠丧祭之礼的主张未能得到支持，便又借病辞官回家。回乡途中，病情加重，路宿临潼馆舍辞世，终年58岁。临终之时，仅有一个外甥在身边，且囊中索然，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遗体运回横渠安葬。

关学干城

宋明理学分成濂、洛、关、闽四个重要学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湖南道州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是程颐、程颢的老师。“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河南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因其家居陕西关中，故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

张载关学创立之时，盛况空前，很大程度仰赖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的加盟和带动；张载死后，蓝田三吕虽转师二程（程颐、程颢），但仍坚守关学和传承关学，所以被称为“关学干城”。

吕大钧画像

推动关学大盛的首功要归吕大钧。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寂寥无有和者”。由于吕大钧以同年学友的身份恭拜张载为师，这一非常举动，使关学的威望顿高，“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带动大批学子聚于张载门下， “郁郁满秦川”（以上引文均见《宋元学案》）。吕大钧制定的《乡约》《乡仪》（泛称吕氏乡约），就是在张载思想影响下的形成的。张载之教，以礼为先，他提出了“以礼为教”、“进人之速无以礼”、“以礼化俗”等主张。吕大钧同其师张载一样，十分注重社会风俗的改变和良好社会风尙的树立，他制定的乡约条文，就是把张载的社会理想和教育思想转化成看得见做得到的具体行为规则，是把儒家的理学信仰变为广大人民大众社会实践的伟大创举，被后世尊为中国乡约之祖，影响极大，宋以后直至民国各时代仿照《吕氏乡约》的乡规民约很多，甚至还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推吕大临。吕大临在已经登上进士第后从学张载，成为张载高足弟子，深得其师的厚爱。张载之弟张戬把女儿嫁给吕大临，并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也。”张载逝世后，大临转拜二程为师，又成为二程弟子中的佼佼者，与杨时等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但不背其师，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二程就曾说：“吕与叔（大临）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吕大临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其许多学术观点和张载思想具有明显师承性。例如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阴阳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吕大临在其哲学著作《老子注》中就阐述和发挥了张载的这一矛盾对立思想。宋代学者晁公武在评价他的《老子注》时说：“吕大临……其意概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玄。”“合有无谓之玄”的意思是，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即“有”和“无”），这两方面既矛盾对立又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事物的统一体（即“玄”）。1961年，中央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教授来西安考察，在翻阅《蓝田县志》时，了解到吕大临关于“合有无谓之玄”的精辟论述，很受启发。后来他又看到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中也有类似论述，便以这些观点为据，提出了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讲“一分为二”同时应讲“合二而一”，应把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这本来是正常的哲学观点争鸣，但后来在那段不正常的年代被罗织为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罪名遭到批判迫害，此乃题外话了）。

吕大防手迹

四吕兄弟中，只有吕大防虽因官务原因没有成为张载的正式弟子，但被视为“横渠同调”，和张载多有书信往来，讨论理学，切磋学问，对张载有深刻了解和崇敬。熙宁十年，正是吕大防向朝廷举荐重新启用已归隐家乡多年的张载的。张载逝世后，吕大临为其撰《行状》（生平事迹），吕大防为其撰《墓表》。

由于四吕与张载的密切关系，张载的其他在历史上颇有知名度的弟子，与四吕也过从甚密。如张载的武功弟子苏昞，在张门出类拔萃，吕大忠上书朝廷，谓苏昞品性善美，学习勤勉，立志不变，年近四十，不求为官，是张载弟子中的佼佼者，苏昞于是以布衣被征召为太常博士。又如邠州（今旬邑）弟子范育，与吕大临登进士第后同入张载门下问学。范育与同为张载弟子被吕大防派遣边防的游师雄（张载武功弟子）多历边事，与吕大忠、吕大防对于边事的立场、主张接近，关系密切。吕大钧逝世，范育还为其亲撰墓表。

转师二程

蓝田三吕从学张载尚未卒业，张载就去世了，三吕于是又转投当时最有学问的洛学派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门下。

张载与二程同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奠基者，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切磋学问，互有来往，既是亲戚又是道友。前述嘉祐二年张载在京师相国寺设虎皮座讲《易经》时，二程也来听了。有一次，二程来专门就《易经》和张载讨论了一整天。张载第二天告诉别人说：“直到见了二程，乃觉他们对《易经》的理解透彻，是我所比不上的。你们可从而学之。”张载于是撤去虎皮罢讲。

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至两汉以经学形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后衰败长达近千年，直到进入宋代，复以理学形式的再度兴盛。宋代理学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其开山人物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其中二程兄弟尤为突出。

程颢画像

二程昆仲兄程颢[hào]（ 1032—1085年），世称明道先生，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曾任鄠邑主簿等地方官，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弟程颐[yí]（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程早年受父程珦之命，同学于大儒周敦颐，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们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虽然吕大忠、大钧、大临是在张载去世后才转投二程门下的，但在这之前，蓝田四吕和二程就已有交往并相互了解。吕大忠在四吕中年岁最长，官职较高，他和二程亦师亦友。大忠常常虚心向二程请教，程颐对大忠的评价是：“吕进伯（大忠）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赞赏吕大忠虽然年长资深但虚心好学、探求不已的精神。在记录程颢、程颐言行的《二程集》中，保存有程颐写给吕大忠的3封信，就学问、时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一封信的开头，程颐说：“相别累年，区区企渴之深，言不尽意。”对大忠表达了深切的思念。在第三封信中，程颐写到：“荷公知遇之厚，辄有少见，上补聪明；亦久怀愤忧，无所控告，遇公而申尔。”程颐感于大忠的知遇之厚，完全把大忠引为知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程颐画像

吕大防虽然没有像大忠、大钧、大临一样师事二程，但对于二程的学问人品也颇为敬仰，多有往来。吕大防在任宰相之职时，对程颐的生活也多有关照。元祐初，程颐应司马光之邀，到京师崇政殿为幼帝哲宗及嫔妃等说书。由于程颐老夫子过于拘礼守道，议论又无所顾忌，大防曾善言提醒“今后且刻伤触人”。但程颐声望日高，门人众多，且拘礼太甚，有时甚至不近人情，终于引发了与苏轼为首的蜀党的一场令人瞩目的洛、蜀党争。

大防之弟大钧因去世较早，在程门之中影响不大，但程颐对大钧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说“和叔（吕大钧）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赞扬吕大钧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雷厉风行的践行精神。

蓝田四吕中与二程交往最深的，当属吕大临。吕大临从学程氏大约有十二三年，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比较频繁，取得的成就也较大，曾与程氏的得意弟子杨时、游酢、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程氏称赞他“深淳近道，妙达义理”，把他比作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赞赏大临的哲学著作《中庸解》是“得圣人心传之本矣”。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

在《二程集 · 雍行录》中记载有一则程颐与吕大临论道的故事：

47岁的程颐来关中讲学，他的陕西弟子六七人跟随着。一天，在旅途中偶然丢失了一千贯钱，仆人推测有可能渡水时遗失了，程颐遂有“千钱可惜”之叹，引起弟子们围绕“可惜”与“不可惜”展开议论，各抒己见。其中两位弟子随声附和说：“千钱失去，太可惜了！”而第三位弟子说：“千钱不过是轻微之物，哪里值得放在心上？”第四位弟子说：“失落在水里和存放在钱袋里，可以一样看待。你丢了钱，他得了钱，又何必叹气而惋惜呢？”程颐最后总结说：“假使有人拾到了，那就不是丢失了；我叹惋的是本为有用之物，如果让它沉没水中，也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  显然，程颐把问题已上升到理学上的“体”（本体）与“用”（作用）的关系这个哲学命题上了，在程颐看来，事物的“体”和“用”都很重要，甚至“用”比“体”更为重要。以金钱而论，“为用”是最主要、最本质的，谁用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后来程颐把此事告诉了在邠州作官的弟子吕大临，并感叹说众弟子们的器量与见识竟然有如此的高下不同。大临问老师，这几个人的话先生认为怎么样？程夫子说，最后一个人说得最好。大临说：“的确是说得好。但从先生的话来看，他只强调了本体的存在，却忽视了它应有的作用。”可见吕大临对程颐思想的理解最为深刻。后来吕大临英年早逝，程颐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3年，程颐在编写《雍行录》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以上这则记载，写下了“思与叔（大临）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的话，表达了对这位才华出众弟子英年早逝的深切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