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环球时报》2020年4月28日。新基建虽然“新”，但是仍然因为“基建”两个字让人联想起“铁公鸡（机）”和“4万亿”，不免使一些观察者疑虑重重，担心疫情发生之后靠基建投资这条老路拉动经济还能行得通吗？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呢？在新基建提出的初期，舆论界出现一些担心疑惑是可以理解的，但应予以澄清。理论上说，新基建概念有明确内涵，是与信息革命“新经济”前沿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紧密相关的基本建设，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引导、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资，当然与以往的的基建投资是不一样的。这次新基建项目群需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信息网络升级为特征，面向高质量发展对接新产能、新消费，提供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服务等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有人担心，新基建会不会重蹈25年前香港“数码港”的覆辙，最终空有一流的建筑硬件。这有一个认识误区：新基建所包含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其具体形态当然会包括一部分不动产，比如位于新区或者开发区内以宏伟的建筑形式出现的平台公司总部或中心。我们熟悉的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都有这样的中心，事实也已说明这些中心并不等同于假大空的水泥基建。这些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内所积累的实力，在全球都已名列前茅，同时又要乘势继续求得更大发展。因此外观高大上的“数码港”并不必然沦为假大空的水泥基建。但是，我们也确实需要提防新基建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偏差，警惕和防止一味追求表面豪华的建设趋向。新基建更应该注重结合国民经济实际需求，把握信息技术和“万物互联”网络应用趋势，处理好不动产建设与现实应用优化结合的关系。如果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处理好了，同时也就规避了所谓“新版4万亿”的担忧。实际上，对旧版4万亿的作用与示范意义，也决不应一概否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势在必行，但在发挥重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问题，如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有些绩效水平并不高，甚至有时会产生“政府万能”幻觉，助长所谓“旧体制回归问题”等。当然，也有声音说它造成了产能过剩，对此，我反复强调过，看似过剩的产能，于某种机制创新条件下，可以瞬间就转化为有效产能，比如钢材、水泥等的过剩产能，可以在PPP等新机制启动后，随马上形成的大量市场订单，瞬间转化为有效产能。所以真正的优化结构，并不是简单贴标签动辄以主观标准去批评过剩产能，而是要找到好的机制，调动产能潜力并挤掉落后产能，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说舆论对于“老版4万亿”存在着前述不客观、不全面的评论，基于此而担心新基建会变成“新版4万亿”的想法，就过于笼统和走偏了。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上，非常时期一定要有非常之策，类似于2008年“4万亿”政策的新一轮投资调控，目前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轮扩张投资的规模可能有多大，在还没有办法作具体量化评估之前，舆论把它归为“新版4万亿”也未尝不可，如在这种意义上，“新版4万亿”就不是贬义的，而是有必要的。在新基建所形成的以数字信息技术支持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老产能、新产能总体来说，要进入一个结构优化、综合绩效提升的轨道，这应是我们的追求。这里面很多的机制创新，会使所谓的过剩产能也得到新机制的支持，更好地去对接到有效投融资项目而成为有效产能。如果把上面几个层次讨论了以后，就更没有必要担心新基建对经济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了。新基建是什么？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具体载体、支持体系。第一生产力的特点是什么？是在传统生产力要素里加入了乘数效应、放大效应，所以它是排“第一”的生产力。因此，做得好，它的带动能力非同小可，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扩大内需和升级发展。因此，不是新基建的实际带动能力不强的问题，而是在认识到它强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减少实施中的偏差，使之体现得更强、更合乎意愿。还有观点，担忧新基建排斥劳动密集型就业，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数字经济中有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的机械生产线，更多表现为资本密集型，这种生产样式确实减少了就业岗位，但是它延伸出来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往往又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城镇区域内（也在向乡村扩展），人们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物流配送管理人员，这是新经济创造出的大量新就业机会，是提供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典型表现。所以，我们可看到新基建支撑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减少了就业机会，但又在另一些领域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要综合起来看，从整体上来衡量效果。当然，如何在新基建实践过程中处理好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问题，还有很多可探讨之处。还有担心认为新基建的门槛较高，会将大量中小企业挡在门外。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新基建确实需要较高的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在国土规划、建设开发、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要求，整体上投融资的规模也一定是相当可观的。在初始环节上，确实很多中小企业参与机会不多，可能会以一些有经验有实力有技术的大企业为主。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新基建、新产业的发展特点就是表现为产业链非常之长，甚至可以由带动城镇区域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直对接到边远贫困地区，表现为诸如淘宝户、淘宝村、淘宝镇等的涌现。我们可以想像这个产业链条上未来还可以容纳多少中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新经济的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和极为重要的。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生态群落，这是新经济提升发展后劲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个角度上看，现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寡头企业”现象，其本质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寡头垄断”，具有带动大量中小微企业跟进的新特点，这很值得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地更好认识这种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另外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新基建没有什么动力，因为新基建毕竟不同于老基建对地方GDP的拉动方式简单明确。我觉得这种担心过分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与政绩压力太明显了，关于地方领导观察与把握机遇的敏锐性也不必低估，如果能够结合新基建做出一番事业，怎么会没有动力呢。现在新基建就提供了这种机遇，让各地在动态优化地贯彻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做出更好的地方政绩，这正是他们应有的动力。疫情发生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经济数据中我们也发现，依托于已有新基建之上的新业态呈现逆势上扬的态势。新基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刚刚横空出世的，它过去已经直接以信息技术开发的种种形式对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了，现在更多推行新基建，就是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和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以后，一些“电商”式关系国计民生的供需互动，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这也构成我们对开展新基建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依据。（作者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