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精神卫生日｜是我们病了？还是世界病了？
任何社会都需要离轨者。
——米歇尔·福柯
2021年10月10日，是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这一节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WPA）在1992年发起的。
可是——
数据来源：《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数据来源：《柳叶刀》子刊
似乎每个地区的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避免不了精神心理问题的波及。
在公共医疗的普及推广下，我们对精神健康的整体认知似乎不再仅仅停留于：“神经病”这个词了。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字。
希波格拉迪说：“了解是一个怎样的人生病了，比了解一个人生了什么病更重要。”
了解一个生活在什么情境下的人为何得病，比了解怎样的人得了病更重要。
《在里亚尔托治愈的着魔者》
维托雷·卡尔帕乔（1496年）
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
是他们太疯狂，还是我们太麻木？
究竟是患者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数百万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都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这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人类心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疾病分类和行为控制归因，以“疾病标签简化心理现象的社会文化心理建构”，本身就需要质疑。
为了唤起公众的心理健康意识，1991年，尼泊尔提交了第一份关于“世界精神卫生日”活动的报告。
随后的十多年里，许多国家参与进来，将每年的10月10日作为特殊的日子，为的是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分享科学有效的疾病知识，消除公众的偏见。
但这种偏见，真的消失了吗？
▍精神病理学内部的矛盾性及反思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过去50年，随着心理疾病的医学解释模型被普及，精神疾病概念和修辞却加重了污名化。
当人们被问到心理疾病的原因时，研究项目中各个国家的被试者越来越多的会提到“化学分泌失衡”、“大脑疾病”或“遗传原因”作为心理疾病产生的一部分原因。
这体现了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制药公司和病患声援组织赢得了概念上的胜利，但他们在面对心理疾病污名化这场战役上却同时在节节败退。
德国一项研究发现，公众想要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保持距离的意愿逐年增加。
19 岁的尹新昭因精神分裂症并伴有暴力倾向，被父母锁在只有几平方米的铁笼中。
图源：华商报
试图搞清楚这种歧视现象抬升的研究者发现了其中联系：接受了关于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和遗传学信念的人，正是那些最不想和病人打交道的人，他们认为精神病人十分危险，充满不可知因素。
▍疯癫？还是被理性支配的禁闭？
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
——罗兰巴特
从以神魔力量解释疯狂的起源开始；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理性化医学理论；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疯狂的礼赞；十七、十八世纪对于疯人的监禁；精神医学的兴起，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有关疯狂的理论；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一直到现代精神医学治疗模式。
与疯癫对立的文明，不过一场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是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来谴责处于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
▍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
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持续掌管人类心灵。事实不能代表既存真实，但它们确实能够打造现实。“精神病”、“精神分裂”、“思维障碍”打造出来的真实就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精神医学建制，它有权力和义务治疗“精神病”和“思维障碍”患者。
——《解构疯癫》
开创新一派的领路人、新学理论的布道者、光耀后世的学科奠基人、名垂青史的医疗巨擘。身份和地位，往往可以代表科学影响多数人的选择。回看精神医疗发展历史：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放血疗法、滥用电击疗法的案例居然占据了治疗方案的主流。
现代科学的巨轮裹挟之下，如果我们丧失了作为“人”的光辉，只会用社会偏见对患者进行二次审判。把生病的人送去挨打，把不正常的人全部关起来。那么当巨轮滚到触底的阴暗面时，也许无人得以幸免，最终也将无人生还。
正是精神病理学内部的辩证性和矛盾性，我们才得以从审视角度切入，并加以批判修正。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抑郁症”这个词写入科学医书的时间确实并不长。
20 世纪中叶，美国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才正式使用“depressed reaction”（抑郁反应）来描述这种情绪疾病，从而揭开了70 年的抑郁症治疗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是从那一刻才开始有抑郁并与抑郁进行对抗的。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经历的“悲伤”。
●古希腊人对抑郁的认识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无论是在医学文献里，还是在大众读物中，抑郁症都不叫抑郁症，而是叫“忧郁症”。患者由于体内的忧郁体液（当时被认为是组成人体的四种体液之一）——黑胆汁分泌过多，觉得悲伤、恐惧。
●抑郁症的高光时刻
隐蔽的“忧郁”，原在“快乐”底殿堂中设有神坛。
——约翰·济慈《忧郁颂》
浪漫主义时期是忧郁症狂热与文化的高光时刻，但接下来100年的发展，将会为现在抑郁症的诞生铺平道路。
●霍乱时期的精神病学
在这段时期，最符合现代抑郁概念的是“日本传统抑郁概念 ”——形容生命力量或者“气”郁结凝滞的状况。这种郁结可以来自于综合了情绪、社会冲突、失丧或者身体生理变化等的多种原因。
●美国模式下的抑郁观念
在美国，20世纪中期之前，阿道夫·迈椰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学”方法，在主流精神病学实践中，推动医生更多地去关注患者。他不赞同把疾病和患者的个体情况割裂开来，并在1905年提出，忧郁症这个类别应该由抑郁症取代。
●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新时期，人们能够检测具体的基因，了解它与某种疾病和症状的关联，抑郁症的研究似乎迎来了更光明的前景。
关于抑郁症的病因，有一个更普遍、更受欢迎的生物理念，就是抑郁症源于化学物质（而不再是体液）失衡。
化学物质失衡理论面临很多问题，没有人能确切充分地了解，某些药物到底是通过怎样的过程缓解了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状。
《忧郁症》
阿尔布雷特·丢勒（1514年）
《疯人院中的浪子》
威廉·霍加斯（1733年）
抑郁究竟是天才的特权？堕落的烙印？还是精神的病变？
抑郁是普适性疾病，还是特殊人的疾病？
抑郁是人类普遍的生理性产物，还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存在？
我们可以尝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诠释抑郁症的高发。
比如，为何看起来女性患抑郁的比例不低？从社会角度解读，可能是因为女性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受到压制和压迫的结果。
此外，从经济角度切入，或许对今日的抑郁高发也有借鉴意义。
联合国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戴尼乌斯·普拉斯曾提出，精神卫生领域需要一场“革命”：当前，精神疾病的治疗范式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方面的因素——贫穷、不平等，等等。因为这些因素恰恰是精神疾病的某些源头。
当一种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有关心理或疯狂的信念乘虚而入。抑郁症正好是在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衰退时期成功收复了整个日本。持续的经济动荡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它从全方位威胁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安全感及未来。
——《像我们一样疯狂》
自杀，警惕经济衰退时的死亡高峰。急剧的财务压力与抑郁症之间存在强关联性。
——日本版《时代》杂志（Japan Times）
有许多迹象显示遭受重创的经济正在破坏人们的心理健康。
——《今日美国》（USA Today）
从社会环境的视角看抑郁和自杀，可以有助于防治抑郁，降低自杀率，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危机发生和延续的特殊时段，要高度重视社会气氛的调节，重视社会成员遭遇的经济冲击，这将有助于降低公共危机导致的次生心理灾害。
从殖民时代到如今，我们的社会对重度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史，特征就是误入歧途的所谓科学和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确诊患者的虐待。
——《疯病在美国》
▍揭开“正常”的一角，底下是许多“荒谬”？
精神病理名词往往承载着各种文化符号，不同社会地貌对痛苦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一个尼日利亚男子会将体验到的抑郁形容为脑袋里有火爆的感觉；
一个中国农民可能会说肩膀痛或肚子痛；
印度人可能会说自己损失了精液，或者心往下沉，或觉得燥热；
韩国人也许会说他有“火病”，就是觉得肚子里面有灼烧感；
来自伊朗的人或许会提到胸口闷、紧；
美国印第安人也许会用孤独的近义词来形容抑郁的感受。
如果我们用一刀切的方法来看待世界上各种抑郁的感觉，我们就可能会掩盖这些体验所暗示的社会意义和回应。
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有的文化中的人们则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抑郁带来的内心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通常只会是家庭成员或者族群里面的长者或精神领袖。在超出自己社会圈子的范围之外寻求医生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些传统下是无法理解的。
▍人类的忧愁，真的能够靠药物彻底解决吗？
健康的人把精神病当作一句脏话；而真正生病的人把梁上的绳子打上美丽的绳结，睡前温顺的吃两百粒药。
——林奕含《你该去看精神科了》
新的医学知识揭露了许多疾病，都是人们从未听说过、此前从未被注意过的。人们现在变得“不停地担心自己健康方面哪怕最微小的变化”，因此反而“更容易生病”。
——《像我们一样疯狂》
精神心理疾病“医学化”有助于消除社会偏见，还是令人过分依赖药物而忽略本质问题？
治疗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心理疾病，靠吃药，还是心病需要心药医？
偶然的心理异常现象不尽然都是“心理疾病”，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并不是心理健康的国际统一解决方案。
西方药物治疗，是从调节神经递质的角度切入的，认为只要通过药物增强一个人的精神活力，这种疾病就能治愈。早期使用的电击疗法，特别是DSM 手册以精准化的方式描述抑郁症状后，“百忧解”就登上了舞台。
电休克治疗模拟场景图
抗精神病药物可作用于多种神经递质，导致药品不良反应（ADR）的发生率较高，同时发生严重 ADR的风险也会增高。ADR 的出现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与安全性，也会对患者康复产生消极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发现，在3个“发展中”国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长期治疗效果要远好于美国和其他5个“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只有16%的病患会定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而这在发达国家是标准疗法。这就对“精神类药物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必需“的认知产生了巨大冲击。
▍摆脱“非此即彼”，推崇“多管齐下”。
「认知行为疗法」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一样，能明显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由于精神分裂症会影响人的思维、感觉和行为，认知行为疗法能帮助他们加强思维训练，有助患者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生活，认知行为疗法包括注意力、记忆和解决问题方面的训练，帮助患者处理复杂、现实的情况。
研究团队让60名首次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参加为期12个月的试验。这些患者要么口服或注射长效抗精神病药物，要么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或健康行为训练，还有的接受联合治疗。在同样的治疗时间下，使用联合治疗患者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有显著改善。
「提升家庭和社会的支持」
随着心理热潮使西方精神健康模式全球化，人们习得的知识和实务限制了自我理解负面情绪的视野，仅在个人层面讨论问题。精神病理学的病理描述和治疗将群体生活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个人化。
个人被当作研究对象，接受药物治疗、行为矫正。但过分个人化的精神病理学反而加剧了学科知识原本宣称欲解决的问题。
抑郁症是一个人生理关系、社会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总和。并不是单纯的大脑病变，也不是个体一时的产物，而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时间流中逐渐形成的产物。
探讨抑郁的成因，应该秉着“人在情景中”（将人放在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机系统中，通过改变系统要素来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的理论，微观—个人、中观—家庭和宏观—社会三方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动态的、历史的立体考察，才能理解这个病、理解这个人。整合患者所有的资源，最大限度为其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其重拾自信，完善自我认知。
当患者与社会群体分离，独自面对治疗时，他们的疏离感、无助感和虚无感依然有增无减。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重新将个人化的经验和疾病经验镶嵌入社会历史脉络。
●家庭
家庭成员对病人的理解和支持、关怀、疏导与鼓励，不但可以使病人感受到良好的家庭气氛和环境，更重要的是可以最大程度上消除患者的不良心理，降低其病耻感。
另外，患者的家庭成员在患者维持服药阶段必须注意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掌握其发病的特点、复发的苗头、药物副反应。
●社会
I. 社区服务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社区卫生服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对各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预防、医疗和康复的职能。
过去，我国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主要由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承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精神疾病社区康复的优越性。与传统的集中化住院管理模式相比，社区精神康复具有经济高效、服务连续性、满足社区人文结构需要、促进患者社会功能康复的优势。
从政府层面上说，一些国家也涌现了大量类似计划。
挪威政府就颁布法令，要求医院给有需要的病患提供“无药物”治疗方案。挪威现在还有一家旨在帮助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逐步戒除精神类药物的私人医院。
以色列则涌现出了很多叫作Soteria houses的机构（Soteria有保护神之义，这类机构有时也叫作稳定屋）。
在这类机构中，精神类药物只是可选项，而非必须项，治疗方式的重点在于环境——一种支持精神病患者正常生活的舒适环境。
团体心理治疗场景图
II. 社会治疗模式
社会治疗自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以来，对现代心理治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追问，对心理治疗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重塑，倡导一种积极发展的治疗观、人生观，对心理治疗的革新以及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和生活形式的创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治疗的积极意义：
1、带来了医患双方治疗角色的变化。没有专家与权威，也没有来访者与病人，双方都是治疗过程中平等互动的参与者，是一种伙伴式合作式关系。
2、治疗目的的变化。社会治疗的目的不仅是解决或消除来访者的症状，更重要的是重构其价值观念，重创其生活形式，促进其身心的整合与发展，教会其如何发现和创建他们想要的生活，使他们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3、整体性的全新视角。社会治疗受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对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独特的故事和文化背景，视个体为关系的存在，将个体心理的发展置于社会因素的互动影响中。
4、社会治疗推崇乐观主义的态度，着眼发展与未来，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治疗范式。
5、多元方法论的创新。社会治疗反对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主义取向，倡导方法与对象的统一，方法与理论的统一，坚持辩证的方法论以及人的社会性先于个体性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
III. 另外一些新形势
“倾听呼唤”（Hearing Voices）网站
这类网站由那些愿意倾听他人意见的用户组成，并且为他们学习与反对意见共存提供支持。不光美国有这类网站，全球很多国家都有。
“畅所欲言”计划
这个项目最早出现于芬兰北部，并且大获成功。于是，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都引入了类似的计划，甚至做得更加深入。这个计划不怎么强调对精神疾病的单纯药物治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帮助精神疾病患者重归家庭和社区之上。
相较“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范式，“以健康为基础”的治疗范式有助于人们重拾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为自己创造崭新未来的方法。
关注精神卫生，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生命的尊重，折射出社会对异己者和弱势群体的包容，是生命科学和人文关怀的共同进步。
时而无声无息的崩溃，又无声无息的痊愈，每个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活着。在心灵抗疫这条路上，时常问问自己：“你还好吗？”，也请记得，抑郁研究所愿做那盏永远可以点亮你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