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延哲 | 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到家中的小院,那天刚刚跑完学校组织的冬季长跑,头上还冒着热气。可看着家东侧小清河里的水,却结了一层薄冰。
正是午饭时间,厨房里飘出清炖白菜的香气,我刚要掀锅看看菜熟了没有,听到母亲在北屋说:洗把脸吧。我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小板凳上,满脸尘灰,两个裤角也不知被什么东西扯得一绺一绺的。
母亲说让他去洗脸,他稍显迟疑,我的父亲也刚刚下班,又对他说了句。
行,大婶,大叔。他应了一声,就去脸盆架那里洗了脸,洗了手。
听小伙子的口音,不像我老家的乡亲,因为他一直在跟前,我一直没敢问父母。我家的亲戚不多,父亲没有一个姐妹,他也没有一个姑姑。女儿家少,亲戚自然就少。要说是父亲战友的孩子,也不太可能。父亲是在外地参加工作后又入的伍,部队离这里一千多里地,在那个时兴写信、拍电报、当地还没有铁路的年代,没听说父亲的战友也没有事前发电报或者写信。所以,我判断出,这名年轻人应该是一个陌生人。
可为什么父母会把一个陌生人请到家里呢,他们可都是小心谨慎的人。
母亲曾遇到过一件让她有些后怕的事情。那次她上街买菜,一小个子青年拿着花花绿绿的一叠钞票,对我母亲说这一张外币可兑换600元人民币,母亲还没有接话,又过来一穿着讲究的年轻妇女,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说这外币是真的,值老钱了。话音未落,又来一中年妇女,手里晃着一沓人民币。眉飞色舞地炫耀,瞧,这是我刚刚从银行兑换的钱
母亲果断地说,既然这么值钱,你们兑换好了。小个子青年不甘心,又上前一步说,大姨,这么好的利儿,你咋不换?母亲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就不换。那仨人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
父亲爱读书看报,虽说一九八三年全国“严打”刚过去一年,但是报纸上零星报道的案件还是会使他害怕。
趁着那小伙儿去洗手的时间,我提醒父母可得当心,别一片好心,得不到好报。
母亲说,我看着不像,他在这小清河边上站了半天了,看来是遇到难处或者碰着不顺心的事儿了。我说,他要是歹人或者骗子呢。母亲说,我和你爸爸经历过一九四二年的灾荒和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个人走投无路和成心骗人,那是不一样的。
我说,那您图个啥。母亲说,我就是看着这孩子可怜,难道做什么事非要图啥吗,你这熊孩子。母亲说着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吓得我心里一颤。
那小伙洗完手回到北屋,我再次打量他。你别说,他洗了脸之后还挺帅的,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三、四岁。可我想起电影《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也挺英俊,可灵魂很龌蹉。于是,警惕性再次回到我的内心。
母亲对我说,你看看白菜炖得怎样了。我跑到厨房,大白菜的香气更浓了,虽然只是清炖。母亲走到厨房,一手盛来一大盘子白菜,另一手里提着馒头筐,父亲又舀了一碗萝卜汤端给他。
以前,我从电影上见过狼吞虎咽的人的吃相,但是还真没见过小伙子那样吃饭的,只见他“唰唰唰”把馒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用筷子飞快地搅拌一通,举起盘子,就往嘴里“呼噜呼噜”地倒。
父母和我都不再说话,一起看着小伙子吃饭……
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小伙子,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不过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是小伙子的父亲。那模样颇像我们美术课本上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形象,不过脸上的皱纹还要稠密些,脸还要瘦些。小伙子的父亲脸上淌着泪,要给我的父母亲跪下,父母亲几次三番扶起,直到我的父亲对他说,老哥哥,你再这样,我就给你跪下了,小伙子的父亲才作罢。
那位老人说,俺娃高中毕业后在俺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都五年了,年年是先进,结果让大队书记的侄子把俺娃给顶了下来。俺娃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两夜,粒米不进,再后来就找不着了……要不是当时老嫂子在河边拉他一把,他就一下子跳进河里去了……
小伙子站在他父亲旁边,人看起来胖了些,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显得活泛了许多,亲热地喊着“大婶大叔”。我的父母留父子俩一起在家吃饭。老人在饭桌上讲,俺孩子打回家后,像是变了个人,不那么孤僻了,也愿意和人交流了,还成了俺县里树的“助人为乐”好典型。俺孩子说,他永远忘不了他大婶那句话——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外屋是老人和小伙子从一千多里地之外带来的玉米、黄豆、黑豆、高粱等,父母亲不要,老人不乐意,母亲只得把每样东西留下一小把,然后把剩余的玉米、高梁,再加上些家里存的小米、地瓜干,磨细成糊,摊成煎饼带给父子俩路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