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汉 |“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种国家强弱观(节选）

一、导论

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一种现象：一个强大的王朝崛起，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和统一的国家；但是，随着王朝衰落和瓦解，中央集权国家也随之解体，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内战、地方割据，甚至国家分裂，以至于每一个新兴的王朝都必须重建国家。因此，每一个新兴的王朝，其统治的疆域都经历了重新界定，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经过了重建，不能直接继承前一个王朝的国家机构。历史学家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王朝循环”或“治乱循环”。笔者要指出的是，王朝循环和治乱循环接踵而至，意味着每一次王朝更替和政权转移，通常都伴随着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

本文所关注的是，围绕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在历史上和当代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以“王朝更替通常带来国家瓦解”为依据，论证皇权的合法性。这种观点认为，为了避免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强化皇权，确保中央政权稳定。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谨听》：“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至汉代，这种观点已成为王朝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如《汉书·成帝纪》：“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后汉书·孝桓帝纪》：“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

上述观点的当代版本，是苏力在《大国宪制》的论述：“（中国）历史一再表明……只要以天子或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弱了，撑不住了，社会秩序的其他基本关系，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乱套，本来大致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会全面陷入无序，就会是全面的政治动荡，频繁的战争，大规模人口死亡和背井离乡，以及国家疆域的巨大变化。”（苏力，2018：454-455）因此，“为了确保天下太平，必须有一个以皇权为代表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苏力，2018：456）。

另一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它认为，中国历史的上述特征，不仅不能为皇权的强大提供合法性，恰恰相反，这种特征本身就是因皇权过于强大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观点认为，秦以后实行郡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却弱化了国家本身的凝聚力，致使国家的统一主要依赖皇权的力量才得以维系，一旦王朝衰落，政权易手，国家就将分崩离析。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西汉陆贾论“打天下”与“坐天下”的关系——“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陆贾列传》）。至宋明时期，此种观点臻于成熟。南宋罗泌所论述的皇权的强大导致“天下之势散”，以及明代陈邦瞻所概括的“主势强，国势反弱矣”，即是对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在当代学者中，徐复观对秦王朝评价道，“（国家）没有有机体的社会结构，仅凭刑的一条线把臣民穿贯起来，以悬挂于大一统专制的皇权手中，此线一断，即土崩瓦解”（徐复观，2014a：93），可以视为此种观点的现代延续。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把此种观点概括为“强政权、弱国家”。

我们该如何评价上述两种观点？客观地说，第一种观点在民间和官方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为皇权辩护的色彩。它无视历史上皇权的强大带来的负面后果，无助于引导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命运。而且，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也是苍白的：要求中国人为了天下太平，接受皇权的统治，并不能真正建立起长治久安的强大国家，更不能“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种观点的价值，在笔者看来，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洞见：在中国历史上，政权的强大均未能带来国家的持续强大，恰恰相反，强大的政权所建立的国家，虽然也曾兴盛于一时，但是，都无一例外地衰落了，并且，都随着王朝更替而瓦解了。此种历史洞见是我们不应忽略的。

其次，第二种观点提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社会凝聚的问题：何种因素能够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持久的整体？这一问题曾经是欧洲思想家遇到的最关键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麦克法兰，2013：5）。欧洲学者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发现了政治权力既集中又分散的重要性。麦克法兰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指出：“（在国家体制上）有两个缺点需要规避：一是政治权力集中于一点，一是政治权力分散于全国各地。如果将一切都捆扎成一个包袱，则一旦散捆，一切将四分五裂，国将不存；如果权力高度分散于各地，国家的公共事务显然受到阻碍。”（麦克法兰，2013：183）。不难看出，托克维尔的观点与“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值得我们重视。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系统地论述此种观点的理论意义，也未有人论述其前提条件和逻辑基础。本文的目的是，尝试阐述第二种观点在理论上的意义，考察其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然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强政权”导致“弱国家”的原因。

二、“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古代学者的论述

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古代学者的关注和深思。受“天命观”的影响，古代学者对王朝循环和政权更替不太在意，因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天命转移自然带来王朝更替。所以，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就是说，保护王朝的政权之不坠，是庙堂上的统治者和权贵们考虑的事情，与普通百姓不相干。但是，“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则不然，它是顾炎武说的“亡天下”，与天下苍生祸福相依。所以，顾炎武又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思考上述问题上，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这一现象是由郡县制的缺陷和皇权过于强大导致的。他们认为，郡县制有利于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但是，国家作为疆域内所有人民组成的共同体（所谓“天下”），其联结纽带比较脆弱，主要依赖中央政权的维系，一旦中央政权动摇，国家就面临瓦解。秦王朝的兴亡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同时，在县以下设立乡亭等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国家。依靠郡县制，秦王朝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发劳役，从事浩大工程和发起大规模征伐战争。然而，陈胜、吴广一次小规模的造反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区大反叛，秦王朝在反叛中崩溃了，其建立的郡县制国家也随之瓦解。

上述观点大约形成于南宋。南宋罗泌著《路史》，考察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优劣，得出结论：“世人徒见晚周诸侯之疆（强），而不知天下之势合；见后世（郡县）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势散。故论封建失之弱，而实以疆；郡县失之疆，而实以弱……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在这里，罗泌采用了两个分析维度——王朝（皇权或政权）与天下，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各自带来的不同后果。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封建失之弱，而实以疆；郡县失之疆，而实以弱”。所谓“封建失之弱，而实以疆”，是指分封制削弱了皇权（或王权），即中央政权较弱，却强化了“天下”的凝聚力，即国家作为由众多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凝聚力较强。反之，“郡县失之疆，而实以弱”，是指在郡县制之下，皇权强大，却弱化了“天下”的凝聚力，即弱化了由各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罗泌认为，正是此种后果，导致了秦之后，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即“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

罗泌的观点可追溯到西汉陆贾论“打天下”与“坐天下”的关系——“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陆贾列传》）“打天下”是新王朝夺取政权的开端，是以武力和谋略打败对手，征服各地区和民众。天下打下来之后，新政权建立，陆贾认为，此时，统治者不应完全依靠武力和法令实施统治，还须依靠仁义之政和礼义，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承认、互相信赖的关系，建立互信、互助的社会，政权才能安定下来（徐复观，2014a：89-90）。罗泌把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推进，把它发展为解释皇权与天下的相对强弱关系，即皇权的强大导致“天下之势散”，并用来解释王朝更替引起国家瓦解的原因。

与罗泌同时代的李纲，也提出相似的观点。李纲指出，“（郡县之制）举千里之郡而命之守，举百里之县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督察之，片纸可罢，一言可令，而无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财赋、甲兵皆归之于天子”，皇权可谓非常强大。但是，李纲接着指出：“（郡县制）至其弊则势分而力弱，权轻而吏偷，内有乱臣贼子之祸弗能正，外有夷狄盗贼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动，有土崩之势。”也就是说，强大的皇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治理国家，反而导致王朝衰落，国家也将瓦解。

至明清两代，这种观点又有新的发挥。明代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说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朝廷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陈邦瞻评曰“主势强，国势反弱矣”，明确指出皇权的强大反而导致国家势弱。清代颜元更指出，天命本无常，政权难免易手，在封建制之下，政权易手较易，所谓“一战而天命有归，无俟于数年数十年之兵争而处处战场也”；在郡县制之下，政权易手较难，一旦面临易手，则有天下土崩之难，所谓“闻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千百成群，自相屠抢，历数年而不能定也”。所以，内藤湖南评述明清时期学者的思想：学者们看到了在郡县制之下，皇权过于强大，而且，“正是君主不顾一切地追求君权的强大，忽视了其他必要的国政，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傅佛果，2016：207-208）。

上述观点揭示了郡县制国家的内在困境：在这一类国家中，中央政权非常强大，即统治者和中央政府掌握了强大的统治权，在其兴盛时期，能够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辽阔的疆域和众多民众，所谓“天下之势一矣”。但是，强大的政权弱化了国家本身的凝聚力，即国家作为疆域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主要依赖统治者及其官僚系统作为联结纽带；随着中央政权衰落，这种联结纽带也就断裂了，国家将面临瓦解，所谓“天下震动，有土崩之势”。笔者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强政权、弱国家”。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国家瓦解的原因都非常复杂，而且，各有其特殊的原因。所以，笔者不认为，“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能够准确解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国家瓦解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揭示了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替和国家瓦解的背后共同起作用的机制。因此，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具有扩展的潜力，能够为我们分析中国国家建构的特点和国家兴衰的原因提供一种思考方向。

首先，这种观点提示我们，认识国家的构成，需要区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政权，即在国家的疆域内，对各地区及其人民的统治权；一个维度是“天下”，我们称之为“国家共同体”，即由疆域内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区分至少在顾炎武那一代学者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2在这里，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统治者的政权，“亡国”即是政权的瓦解和更替，所谓“易姓改号”；“天下”则与国家共同体相近，“亡天下”意味着国家共同体（即所有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包括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瓦解、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等，以至于天下大乱，暴力横行，弱肉强食。

其次，“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命题的基础上，依赖于这两个理论命题能否成立。第一个命题是，在政权与国家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此强彼弱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种类型是，强大的政权阻碍了国家共同体的发展，使国家共同体长期处于脆弱状态，形成所谓“强政权、弱国家”。第二个命题是，“强政权、弱国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国家，可能因政权的强大而兴盛一时，但是，强大的政权将逐渐导致国家衰落，并且，随着政权更替，国家也可能走向瓦解。

接下来，本文将把“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置于国家建构的分析框架之中，尝试论述上述两个命题的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