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碑志的书体，前期以隶书为主，后期以楷书为主，这一发展变化，可以从统计数据上给出结论。以隋志出土数量最大的洛阳为例，开皇年间墓志二十二品，其中隶书十四件，楷书八件;仁寿年间墓志八品，全部都是隶书；大业年间的出土最多，墓志达百余品，其中楷书则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体现了隋代是由隶向楷发展的关键时期。
隋代碑志中杂揉篆隶的楷书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楷书中杂揉篆隶笔法；二、楷书中杂揉篆隶书体。
值得注意的是，从传世作品看，体态在楷、隶之间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刻工的原因，受到刻工技艺和心态的影响。比如竖肯定比竖钩好刻，横肯定比蚕头燕尾好刻，为省工时计，前者就会把楷书刻得像隶书，后者就会把隶书刻得像楷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隋《宫人冯氏墓志》，这也是少见的一块碑石由技艺、水准明显差异的两人所刻的实例。
此志为楷书，左上角四行为一人所刻，双刀，笔画厚实，楷意浓郁；其余为另一人所刻，单刀，隶意明显。经过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原作当为楷书，而后者刻出隶意，正是出于对楷书一些提按回转动作的简省。所以我们在研究中，还要避免刻工所造成的干扰，而选取墨迹和一些镌刻精工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问题。晋以前碑志均为隶书，对于楷书而言，隶书属于古体，隋朝用隶书书写志文，可以显得庄重、肃穆。但是南北朝实际上已经是楷书时代，隶书流传到隋，一些规范的写法已经模糊不清，如《封祖业夫人崔长晖墓志》，整篇墓志中，多次出现双飞的雁尾，类似现象在隋志中经常出现，说明隋人对隶法已经不甚明了。隶法衰退的另一面，是隶书的楷化，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竖出现竖钩，如《梁坦及妻杜氏合葬墓志》，此墓志为隶书，但是其中”朝””骨”等字的末笔，竖作竖钩；二，竖弯钩末笔由隶书的雁尾变为楷书的钩挑，如《吴严墓志》，隶书，但其中”允””元”“光”的末笔均为楷书；三，隶书的平横变为左低右高， 且起收笔意明显，如《桥绍墓志》，此墓志为隶书，但其中”春”字的三横，从上起笔与向下收笔的动作明显;同样写法的，还有《口和墓志》等;这几种楷书特征兼备的隶书墓志，如《封忠简妻王楚英墓志》。从这几方墓志来看，隋代的隶书笔法已不精纯，已在逐步楷书化。同时，还有一些隋志以楷书书写，却掺入隶书的笔意，如《刘明及妻梁氏合葬墓志》，”乚”笔作隶笔;又如《道政法师支提塔记》，主要书体为楷书，但时出隶意，如其中”如”字的”口”部，以四笔写就，横折部分明显另起笔，即是以楷书笔画写隶书结构。在通篇规范楷书的情况下，杂入少量隶笔，并非是书写者楷法不精的缘故，在楷书的基础上加入隶笔，这些隶笔其实是属于饰笔，有着部分遵循旧制的意思。这种类型的碑志数量也为最多，如《刘世荣墓志》《宫人司灯李氏墓志》《皇甫深墓志》等。所以说，这个阶段，隶书有楷意，或者楷书以隶笔作为点缀，都说明了书体发展的大趋势是在走向楷书的成熟。隋碑志还存在着楷书中杂揉篆书笔意的情况。楷书由隶书演变而来，二者在笔法上尚有互通之处，但是楷书与篆书在外形与精神气质上却相距甚远，篆书圆畅流转，注重左右结构的镜像对称，这与楷书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篆书部件与楷书揉合，这显然不是在正常的书体演变过程。如《吕紧墓志》，书体为楷书，但多处夹杂篆体部首，如”英”的”艹”部、 “说”的”言”部等。类似的写法，如《张浚墓志》，楷书，其中”山”字则是以楷书笔法写篆书结构。除了上述在楷书中杂揉篆隶笔意外，还有的隋志就直接是楷书体与篆书体或隶书体混杂，或是三种书体的同时混杂，这一类碑志的数量也极为多见。如《张景略墓志》，书体以隶书为主，同时夹杂楷书和篆书;《宋睦墓志》，志文十八行，前两行以篆书为主，后十六行则基本为楷书;《冯君夫人卢旋芷墓志》，隶楷相杂;《吕紧墓志》其中”公””之””乡””以”等字即是篆书;又《王光墓志》，书体为楷书，而志文中夹杂“有””君””上””女”等篆体。此外，这种现象还出现在碑额或志额中，如《张寿墓志》，有篆额”张君墓铭”，其”张”字为楷书，另三字为篆书。篆隶楷书体混杂作品的成功代表，无疑是《曹子建碑》，其书体以楷书为主，掺杂篆隶，错综变化，浑然一体，康有为以”快刀斫阵，雄快峻劲”评为诸隋碑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