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而隐秘的中国高校“二本生”：曝光那些羸弱家庭背后的困境
2020-10-17 14:55:57
最近，有本书时常被大家拿来讨论，由大学教师黄灯所写的《我的二本学生》。
鱼sir好奇，她为什么要写这个群体，能写出什么，于是就去买来翻看了，看完后，既无力又焦虑。
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的教师黄灯，在书的序言中将一个不被人看见的群体有力地呈现在了我眼前：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其中的几个短语，“最为多数”“最为常见”，把鱼sir一下子拉回到了现实，那就是，哪怕我自己毕业于“双一流”，但我的孩子长大后，还是很可能会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这驱使我想要更多了解他们。
而当我看到另一个结论时，焦虑感替代了泯然于众的无力感。
黄灯的学生跨越了80、90后两代人，这让她有机会发现处在时代不同阶段的两代人之间最大的差别。
关于这两个群体，她在书中多次提到原声家庭和他们命运之间的关联：
在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
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
个体的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庞大而隐秘的“二本生”
说实话，这是鱼sir第一次严肃认真地关注到“二本生”这个群体。
怎么理解“二本生”？
通常，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如果用学历鄙视链定位二本生，我们可以用北方方言“中不溜”来形容。
“二本生”之所以没有被更多看见，主要原因是，他们从新闻场域中消失了。
我们的媒体整天围绕着985、211、双一流等名牌大学，这些大学的毕业生走入职场后，也大多把持着社会话语权，这又进一步加固了大众对他们背后大学的印象、认知。
几轮下来，我们就容易产生一种偏离事实的判断：究竟谁才是那大多数。
其实，从常识出发，就能知道，只有少数人才能上名牌大学，也只有少数人能创业成功，从数据来看，亦是如此。
拿黄灯任教院校所在地广东为例。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广东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
在整个舆论场，人数明明更多的二本生普遍是沉默的。
黄灯如此形容她的学生：
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缺点不明显，优点也不明显，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标准件”。
这样的二本生似乎和推崇狼性文化，撸袖子加油干的企业、社会，注定格格不入。不过如此断言，对他们并不是很公平，因为决定个体命运的，不再是个体，而是时代。
黄灯观察到，时代更迭中，烙印在80、90后身上的是两种不同的痕迹，这些痕迹推着他们走向了几乎已经可以预测到的人生。
三代“二本生”截然不同的命运
黄灯喜欢主动和她的学生交流，观察他们的人生，追踪他们的成长轨迹。
课间休息，黄灯和学生在一起
在广东F学院，黄灯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一个班是062111班，即2006级学生，通常为80后，另一个班是1516046班，即2015级学生，基本为90后。
她自己则是高等教育还未普及前的经历者，如此，三者形成了一个纵向的比较。
如果仅从教育价值而言，黄灯发现，从自己到15级学生，是递减的。黄灯1995年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
但不同的是，那时高校还未扩招，能考上大学的都是“天之骄子”，毕业后享受的待遇也是令人艳羡的：
“同样是“二本”学生，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当然，我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
而展现在062111班学生面前的大学时光已经截然不同，更多充斥着市场经济所致的功利、现实、竞争和机遇。
黄灯用“不确定”来描述他们未来的命运。
她大概分析了一下062111班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有四类：
1.传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
2.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
3.国营、民营及各类私营企业
4.创业
不过在黄灯看来，八零一代还是幸运的，“在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行的阶段，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都拥有一份让人踏实的工作，并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业，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考隐喻。”
等到90后进入大学，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基于高歌猛进的房价和逐渐激烈的就业竞争。
和062111班的学生相比，1516045班考研的学生明显增多，不少学生从大二就开始谋划。
理想主义早已荡然无存，大家关心的是考什么证书，拿怎样的学历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毕业季来临，他们茫然无措，什么都想尝试，考研、考公务员或者是创业，在穷尽一切可能后，他们会开始质疑读大学的意义。
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窄。
黄灯发现062111班学生毕业时，他们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如愿留在了广州、深圳。而1516046班毕业生，多数都选择退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底气十足地觉得自己能留在广州。
阶层分化下，“二本生”的奋斗与困境
一个有些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决定因素，大到时代，小到家庭，最后才是个体自身的努力。
黄灯用诸多个案印证了这一点。
多数人可能都觉得广东是一个富庶之地，但其实很多地方的落后贫困程度不亚于内陆某些扶贫地区，尤其是粤北、粤西。
黄灯一位学生家乡湛江廉江2017年时的情况
而广东F学院有近一半的学生就来自这些经济落后区域。062111班的杨胜轩1987年出生于广州市荔湾区的芳村。
家中并不富裕，父亲是药材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后下岗，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干至退休。母亲一开始是一家自行车厂的职员，后来也下岗了。
2006年，杨胜轩考入黄灯任教的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生在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
黄灯形容杨胜轩“安静、省心、温厚、本分”。
毕业后，杨胜轩找工作的经历一波三折，最后他选择去考街道办，但他发现每次笔试过了，但面试就是过不了，他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就是领导一句话。”
之后，他希望通过考公务员进入最稳定的体制内。但很遗憾，他连战3年，均落榜。
不甘于职业前景黯淡，杨胜轩咨询职业规划师，想看看自己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职业规划师建议他去金融或互联网行业发展，但杨胜轩都犹疑不决。
他承认自己犹疑不决，是因为“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因为家庭不富裕，也无支持，试错成本太高。
回顾有些“失败”的从业经历，杨胜轩把原因归于职业规划出了问题，但黄灯认为，“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他那个羸弱的家庭。”
相比杨胜轩，另一位学生柳鸿就幸运很多。
她出生在广东湛江一个小乡镇，父母是生意人，家中有三间商铺放租，经济条件不错。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经商之道，柳鸿很早就懂得经济条件和应酬的重要性。
她的小姨很注重培养她的社交能力，经常送她LV、PRADA等名包，带她出入高档饭局，让她“见识更多世面”。
毕业后，柳鸿折腾了很多领域，最后实现了工作自由和财务自由。
这种成功当然离不开她自身的努力，但家人的有意栽培和关键时刻通过人脉给她提供的机会，是她走向社会的基本现实和起点。
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而言，杨胜轩即使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拼命争取，也难以靠近柳鸿的起点。
显然，一个家庭在时代中能否抓住机遇快速积累财富，家庭成员能否获得上一代足够的支持，决定着个体奋斗的成败。
就如黄灯所言：越是和学生深入交流，越能感知其背后的家庭，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