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制胜之道背后的方法论及启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一战争指导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抗日战争制胜之道。在当时人们对战争前途充满迷茫的艰难时刻，这一思想犹如黑夜中的灯塔，为全体抗战军民指明了方向。回首战争历史，重温军事经典，深刻领会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对我们今天研究和打赢信息化战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把战争制胜全部因素研清议透。调查研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对中日两国国情和军情进行详细调查，特别是通过抗战初期指挥我军挺进敌后的实践详细研究了日军作战特点。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全面把握中日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乃至民族性格等因素，准确梳理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做出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论断，提出了以全民动员为基础、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歼灭战为基本作战要求的制胜策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印证了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做出战略决策的正确。

　　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研究和筹划战争需要下功夫把握各制胜因素及其内在关系。当前我军对信息化战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成果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制胜机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调查研究不够，对战争制胜诸因素了解不透、掌握不全、理解不深，有的仅凭二手材料、过时数据甚至主观臆想开展研究。例如对于“信息主导”，到底信息在作战单元、作战体系乃至战争系统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它的“主导性”与其他制胜因素之间是何关系，都缺乏明确且令人信服的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从技术到战术、从装备原理到作战运用各层面进行深入调研，运用从演训场搜集的大量真实数据一一予以印证。必须紧扣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敌我特点，把战争制胜全部因素研清议透，切实在“知”字上下功夫，做到先“知”而后“研”。不仅要注意掌握对手的军事情况，还要加强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非军事因素的调查研究，找出敌人真正的“软肋”。

　　着眼国情军情，重点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制胜机理。掌握战争规律是制胜的根本前提。毛泽东强调，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因此，战争指导者在掌握战争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注重掌握战争的特殊规律。在研究和指导抗日战争过程中，毛泽东尤为强调战争的特殊性，指出这一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而是中日之间有着特殊时代背景、战争性质以及国情军情的战争，一切问题都以此为依据。因此抗日战争不能照搬国土防卫的一般规律，不能打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而应扬长避短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以利于最大限度消耗和牵制日军。正是基于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和认识，他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我军打赢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关键，同样在于能否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制胜机理。我军未来要打的仗，无论是战争目的、战争性质、战场空间还是力量对比，都与美军近年来所打的“以极强对极弱”的局部战争有较大差异，绝不可能是以往战争的翻版。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未来我军信息化局部战争特殊制胜机理研究。树立“以我为主”的思路，着重研究如何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地点，以我们所擅长的方式，打我们设计主导的战争。既要重点研究如何打赢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局部战争，又要着眼多方向联动，研究其他战略方向可能的军事行动；既要研究应对强敌时“以劣胜优”的战略战术，也要研究与弱敌作战时“以优胜劣”的具体方法；既要研究建强信息化军队的武器平台，还要研究旨在削弱强敌信息优势的“杀手锏”手段。只有以中国化的方式、中国式的手段，才能从容应对多方向、多威胁、多对手的挑战而克敌制胜。

　　强调战略战术的可操作性，通过有效的战法手段实现战略目标。毛泽东在研究和指导抗日战争过程中，把作战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不仅提出持久战总方略，而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他对各战略阶段如何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作战形式，如何在战役战斗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如何处理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指导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对抗性，容不得半点虚假。战争理论研究决不能满足于做表面文章，更不能“假大空”，必须要有实实在在、切实管用的战法作支撑。军事理论研究要在“实化”“细化”“具体化”上下功夫。既要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谋划，又不能与战役战术脱节，要考虑到构想和概念如何细化为具体可行的战法。要根据未来可能的作战方向、作战对手和作战样式，扎扎实实进行有针对性的战法研究；既要适度超前，又要基于我军未来可能的发展，使其尽快进入训练场，转化为部队实际作战能力。（肖天亮）